从实际上看，“三改”也都是为了适应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需要。

　　首先，“三改”是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工人阶级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在劳资双方发生纠纷时，当然要为工人说话。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对私营工商业限制反限制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还不是促使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条，完全可以按照原来的设想再等待一个时期。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这种落后的大国，要实现工业化，需要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这必然导致国家与私营工商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因为，重工业投资大，但资金回收周期长。见效快的是轻工业，但轻工业大多掌握在私营企业手里。为了使财政多收，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国家需要加大向轻工业投资的力度，但又不可能把钱投给私营企业。要新建国营的轻工业企业，国家一时又拿不出那么多钱。另外，优先发展重工业，资金和物资的需求量都比较大，为了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方式上，当时只能选择计划体制。实行计划经济，除了国营工业要按计划生产，私营工业也要按计划生产，否则衔接不上。但要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行业的生产安排，必然要对企业进行必要的合并、改组、淘汰。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为私人占有的情况下，做到这一条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建国初对私营工商业采取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限制措施已不再适应，必须将它们改造成公私合营的企业。改造从1954年开始，到1956年基本完成。就在这一年，为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的“一五”计划也大部分完成。这说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不仅适应而且促进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

　　其次，“三改”是为了解决农业拖工业化后腿的问题。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中一个考虑，无疑是避免两极分化。中国人多地少，灾害频繁，加之当时农业经营方法落后，广大贫雇农生产工具和资金不足，长期维持个体经营难免会在一极形成富农经济，另一极出现逃荒破产。共产党早在解放区就搞互助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贫苦农民抵御天灾人祸。但急于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因也不在这里，而在于要通过合作化使农业尽快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就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在于“保证增产”，以“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因为增加农业产量，从生产关系上看有三种办法：一是走西方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路，搞家庭农场；二是学苏联办集体农庄；三是推广我们自己办的农业合作社。在这三种办法中，前两种都不符合中国国情。从技术角度看，增加农业产量也有三种办法：一是开荒，二是修水利，三是合作化。三者比较，在当时切实可行、见效最快的也是合作化。那几年的粮食产量也证明，合作化后的增产幅度确实大。全国刚解放时，粮食产量是2200多亿斤，到1952年上升到3200亿斤，1957年接近4000亿斤，合作化使产量在5年里增加近1000亿斤，平均每年增产近200亿斤。

　　所以，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目的在于加快工业化，条件也基本具备，效果总体也是好的。问题是要求过急，而且把不同意见当成政治问题，比如“批小脚女人”，批右倾保守等等。这些不仅在当时不对，而且也容易使后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一化三改”是从政治斗争出发的。

　　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前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制定以工业化为主要任务的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并通过政府组织实施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了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严格意义上的工业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不放，为工业化在中国的快速推进做出了举世惊叹的巨大贡献。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扫清中国工业化前进障碍的种种努力、种种牺牲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继续。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犯有错误，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耽误了工业化建设的时间。例如，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但我们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也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工业化的奋斗目标，不能因为这些就说中国共产党在那段时间里不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先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