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极为密切的一个问题。恩格斯曾说过：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但“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之中”。他又说：唯物史观从下述的原则出发：“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考察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便是这样一条寻找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终极原因的有效途径，它不仅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很有益处。

　　一、中国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江泽民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时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什么是先进生产力?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先进生产力一直是用机器生产特别是以机器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生产。直到今天，尽管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如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已经出现，但工业化生产相对于还大量存在的手工生产、半机械化生产来说，仍然是先进的生产力。换句话说，在中国，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代表工业化的发展要求。只要我们客观地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或先入为主地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难看出，不是别的什么政党，正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一直到今天，始终代表了这一要求。

　　当中国还没有自己工业的时候，爱国的中国人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买外国大炮军舰，建兵工厂、船政局。后来，有识之士又提出“先富后强”，“寓强于富”。于是又办铁厂，开矿山，修铁路，建纺织企业，政府中的洋务派搞了官办的不算，一些官僚、地主、商人还直接投资，搞起了商办的。这些人随着近代工业在中国的产生，逐渐演变成为资产阶级，于是出现了代表这个阶级的政治主张，即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而产生的工人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认为，靠办实业，靠君主立宪，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总之，靠资本主义的办法，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主张，要使中国实现工业化，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工人阶级政党，是作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对立面而存在的，但它要替资产阶级完成本来应当由他们完成的中国工业化任务。它的奋斗目标无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在这个奋斗目标里，同时就包含着实现工业化。两个目标互为前提，相辅相成。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制定的党纲中曾提出，要“消灭资本家阶级，没收和征用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工具”。这只不过是要亮明自己作为共产党的基本观点，即消灭私有制，变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为工人阶级所有制。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只有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相结合，中国才能实现工业化。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党成立的前一年就著文指出：“中国以农业立国。……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他在1921年初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又指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可见，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社会主义的办法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

　　当然，由于中国共产党那时还处于幼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全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得也很不够，还没有能够把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工商业加以区别。不过，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对中国特殊国情的分析越来越深入，对革命要保护、培育民族工商业的认识也变得越来越清楚。例如，党在“二大”时即指出：帝国主义争相扶助中国的封建军阀，“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使“资产阶级工商业受了阻损，不能发达”。“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阵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这说明，党从成立的第二年起，就已经有了革命分两步走的初步思想，有了为使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大体步骤。

　　以后，中国共产党关于要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不断深化。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认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经验教训，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完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它的三大经济纲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具体纲领，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他还批评了那种“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的思想，说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

　　在解放战争期间，随着夺取全国政权的临近，中国共产党关于保护和扶助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思想逐渐变成为具体的政策。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这期间，其他领导人也发表了类似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没收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地主阶级的土地，从而扫清了中国工业化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阻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也曾表示要让它们发展“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比如说15年，二三十年，至少10年，多则15年或20年等等，然后再逐步消灭。可是，到了1953年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现在回过头看，这个要求有些太急了，在实际操作上更急，结果不到4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过渡。但这并非意味党放弃了工业化的目标，相反，倒是出于加快工业化步伐的考虑。

　　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在解释这一路线时曾明确指出，“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上所列举的违反总路线的错误思想也是：“认为我国可以不要工业化、可以不忙工业化、可以降低工业化速度、可以不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认为工业化对农民和一般人民不利，认为有了苏联援助，我国的工业化就不重要等等”。从这些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所以提出“三改”，完全是为着加快实现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