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完成中央人事调整，逐步解决交接班问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支持邓小平的意见，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人事调整，采取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方针。不过，在三中全会以后，对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和人事立即进行了调整。１２月２５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设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会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

　　后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在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４日的全体会议上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组织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他谈到书记处的任务时特别强调：“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

　　邓小平赞成和支持陈云的意见。他在２月２６日全会各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说：以后的人事安排要慢慢年轻化。我们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问题，不再放到第一线了。当然，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我自己定了个奋斗目标，时间定在一九八五年，就是要办一件事，精心地选拔身体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搞事情。

　　十一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和建议，作出决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正式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人组成。全会还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那天（２月２９日）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保证。关于组织路线，他说：“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这次会议解决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包括加强中央常委领导的问题，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提出党章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问题等，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他又指出，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他把交接班的问题提到了第一重要的位置。他说：“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从中央起，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老同志，一定要时刻不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承担起这个庄严的责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如果能够花三五年时间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事业就越来越有希望。”此后，邓小平又强调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陈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明确指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除了上述三件大事之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实现第二次伟大历史转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确立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邓小平、陈云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紧密配合合作，作出许多重大决策。如：肯定安徽农民实行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推进农村改革；支持创办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决定在国务院成立财经领导小组，统一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刘少奇平反；确定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方针。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互相支持，提出重要的理论思想、方针政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如：邓小平赞同、支持陈云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赞同陈云关于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支持陈云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主张和措施，支持陈云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的建议；陈云赞同和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张；陈云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充分利用外资的大政策，邓小平赞成陈云关于外资有自由外汇和设备贷款两种的分析，关于利用外资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等善于利用外资的主张。

　　邓小平在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十二大胜利闭幕后，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８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谈话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伟大转折的历史，用一句话作了概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我们在评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第二次历史转折过程中“邓陈合作”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以后，可以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在取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实现第二次伟大历史转折、打开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进程中，“邓陈合作”发挥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其历史经验也将给执政的共产党人以宝贵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