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并在各个领域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成为１９７７年春中国思想、政治斗争的焦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支持还是压制这场讨论，反映了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上的分歧，成为坚持老路还是开拓新路的分水岭。邓小平、陈云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这场讨论对拨乱反正、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而坚决支持这场讨论。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政治、经济、文教、组织等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邓小平复出以后，首先自愿充当“后勤部长”，恢复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和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陈云同李先念一起，在经济领域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在国务院务虚会期间，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派高级代表团出国考察，注意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经验和利用外资，同时，陈云又提出利用外资搞建设也要注意按比例，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对华国锋的“新跃进”不无制约作用。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必须执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还直接指导了这一论题重要文章的写作。

　　在组织上，陈云为争取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老干部做了许多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就向李先念提出，“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工作”。以后，他致信中央，转交黄克诚夫人的信，请求同意黄回京治疗眼疾，为黄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并为所谓“彭黄张周”冤案的平反迈出了第一步。他又向中央转交了有关陶铸、王鹤寿问题的信，并致信中央建议先将王鹤寿从外地接回北京治病，并重新审查他们的问题。还指出，他们是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他们的案子涉及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他们的问题很有必要。他还布置搜集潘汉年一案的材料，准备适当时机为潘案平反。

　　邓小平、陈云配合合作，使得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不仅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过程，而且是实践上拨乱反正的过程，有力地冲决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从政治、思想、经济、组织等方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为第二次历史转折作了准备。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陈合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促成历史转折的实现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起，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三项：一、讨论如何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二、商定１９７９、１９８０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他同时宣布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从明年１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是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提出来的。邓小平审时度势，看到揭批查“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提出要及时结束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的战略决策，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同。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陈云以老革命家特有的政治敏锐性看到，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思想，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当前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解决。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实现安定团结和工作重点转移非常必要。而影响这些问题解决的，正是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几位现任中央领导。１１月１２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列举六个比较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从而有力地揭开了被捂住的盖子。

　　陈云首先表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同时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针对华国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陈云明确提出重大问题应由中央作出决定的主张。他说：“华主席说，对那些在揭批‘四人帮’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来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陈云列举六个重大历史问题，并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一、所谓薄一波等６１人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把从反省院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同志和派到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定为叛徒的问题，应该承认１９３７年的“七七决定”和１９４１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这些同志要进行复查，并无背叛行为的应该恢复党籍。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给予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