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中国提供了挣脱“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新步入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轨道的转机。然而，当时居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却只是用毛泽东嘱咐的“按过去方针办”六个大字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重大的问题。他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①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继续贯彻执行下去，是要以此来拖延和阻挠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进程。这违背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背离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头。如果贯彻执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方针，沿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路走下去，中国就没有希望。中国必须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中走出来，打开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担当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其特点是：邓小平与陈云配合合作，在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同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央错误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而又有理有节的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冲破“两个凡是”的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最终取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冲破“两个凡是”，为实现历史转折作好准备

　　“邓陈合作”首先表现在对“两个凡是”的强有力的冲决。针对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提出的“两个凡是”方针和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邓小平、陈云不约而同，配合合作，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发起了有力的冲决，并取得了胜利。

　　一、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冲破“禁令”，首先公开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从组织路线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本来，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是粉碎“四人帮”后理所当然的事情。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深得党心、民心、军心。丙辰清明的“四五运动”，充分说明了广大干部群众对邓小平的拥护和爱戴。１０月７日，即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了为邓小平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建议。李先念赞成叶剑英的建议，并在向邓小平通报粉碎“四人帮”胜利消息时，当面传递了要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意愿。可是，华国锋却以要等“水到渠成”为由，迟迟拖延不决。他认为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四人帮”错在“批邓”“另搞一套”。１９７７年１月起，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通过集会、讲演、大字报、大标语等方式表达出来。华国锋不能体察和满足这种愿望，甚至把强烈反映这种要求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子，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

　　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３月１０日至２２日）上，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他在报告中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并指责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甚至说他们是“政治上发生了动摇”。他还给各组组长打招呼，下了两条“禁令”：“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陈云与王震等老同志会前相约，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当时急需解决的这两个重要问题。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他会前就已写好的书面发言稿。陈云认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在发言中，陈云首先对天安门事件提出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了手，是否有诡计。”接着，他提出应该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王震也按事先约定在小组会上发言，赞扬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说“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陈云的发言不仅得到王震的有力响应，还得到王铮、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叶剑英、李先念本来就是赞成的。陈云的发言尽管未能登简报，但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华国锋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让步，承认 “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说：“适当时机，我赞成。”

　　过了四个月，１９７７年７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在中央的各项领导职务得到恢复，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复出，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在组织上冲破和否定了“两个凡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了统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为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确立了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