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原则被破坏，党内个人崇拜现象发展到个人专断作风

　　 个人崇拜就是把领袖作为先知先觉的神，把群众看成是执行领袖意志的工具。个人崇拜的盛行，会使党内思想处于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

　　 毛泽东是在“反修防修”号召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对于这样一个总题目，当时全党并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和方式方法，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有同志是存在分歧和有所抵制的。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突如其来地发动起来了。所以这样，同毛泽东在党内有极其崇高的威望，以及随着胜利而增长的骄傲自满情绪、主观主义、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导致领导体制上权力过于集中有直接的关系。

　　 中共党内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早在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就规定：“凡是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一规定，就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种体制上的弊端，给毛泽东擅自决定重大问题，滋长个人专断作风提供了条件。当毛泽东的威望达到高峰，开始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的时候，个人专断就难以避免了。对此，邓小平曾指出：“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党内结构上的高度集权，无论是在党政的高级领导机关，还是在各部门各行业的基层组织，事无巨细，统统集中于党委，集中于几个书记乃至第一书记。高度集权，特别适宜于个人专断，家长制的产生和发展。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都什么问题也不用思考了。这种体制越发展，领导者个人作用越突出。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我们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使我们党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认为我们的领袖是不会犯错误的。忘掉了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不准喊万岁，不准用人名命地名，不准打致敬电等六条规定。把一切成绩都归功于毛泽东个人，个人崇拜之风泛滥。至于毛泽东本人，在胜利面前、颂扬声中，也逐渐骄傲起来，乐于接受这种个人崇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问题不在于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实际上毛泽东已逐渐被认为是真理的化身。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推波助澜，说什么“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但会上却没有人批评这种谬论。随后这种谬论竟不胫而走。而柯庆施也由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样，制造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长期以来，毛泽东被当成党的化身，真理的代表。林彪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毛泽东的话成了亿万群众共同遵守的信条和准则，包括正确的、不够正确的、甚至错误的。毛泽东一系列“左”倾错误论点，能够被党的正式会议确认为党的指导方针，后来还被公认为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同个人崇拜的盛行是密切联系的。如果没有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是搞不起来的。

　　 个人崇拜使党的权力集中于个人，形成了个人专断。毛泽东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使个人逐渐凌驾于党之上。1958年以后，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了。党内重大问题都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政治局会议一般他都不出席，政治局开会讨论的问题要向主席汇报后才能决定。这样，中央常委难以平等地讨论问题，毛泽东成了政治局的上级。尽管如此，1965年毛泽东还不断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党内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1965年讨论23条时，刘少奇不同意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毛泽东用个人权威强行通过。毛泽东后来说，走资派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扳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们打垮。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我搞“文化大革命”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到“文化大革命”时，这种“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

　　 (三)坏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推波助澜，把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推向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