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现代化是任何国家从落后状态步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必经之途。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堵塞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的实现只有到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才能真正开始，起步时间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二三百年。而且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长时间对我国实行封锁政策。同时我国的国情又有着特殊性：一是经济十分落后而发展又很不平衡，二是人口众多而农民又占绝大多数，三是文化科学水平低下而又缺乏民主传统。在这种特殊的国内外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怎样才能尽快摆脱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发达状态，实现由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历史性飞跃，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艰巨性远远超过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战争，复杂程度也比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要大得多。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26年间，在参与决策和组织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怎样从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并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纠正种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极其艰苦的努力，从而对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规律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的现代化建设思想，对于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目标，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周恩来关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必须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主张政治运动不能干扰经济建设

　　周恩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不只是要破坏由反动势力统治的旧世界，更重要的是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繁荣富强的新世界。早在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他在1948年4月28日就明确指出：在城市和工厂，过去我们实行的是破坏政策，因为那是对付敌人；解放后，管理城市和工厂是人民自己的事了，必须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去作。同年6月21日，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提纲中，又对新中国怎样进行经济建设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第一，在指导方针上，既要“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也要“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第二，在区别新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上，强调要看经济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资产阶级手中，是着眼于以劳动大众为主的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只为少数人服务。同时提出了对工业是实行科学管理还是简单靠行政性的强制，是实行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是生产观点还是救济观点，是依靠技术进步还是安于落后等重要观点。1949年7月23日，他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加明确地把“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作为动员全体工人阶级的口号。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12月下旬他在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1950年8月，他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今后的方向和目标是要“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为什么革命胜利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周恩来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证。首先，这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在关系所决定的。因为“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稳固，“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其次，是由经济落后就会被动挨打的历史教训所决定的。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所以“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再次，也是由革命的根本目的所决定的。他说：增加生产对于全体人民和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反之，“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

　　基于以上认识，周恩来在总结建国头三年的工作时，一方面，充分肯定这几年中开展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和各项民主改革，“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尖锐地指出“大家忙于运动，而把业务放松了”，现在重点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而钻研业务，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政府机关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是一大德政”，开会太多也要“设法调整”。他强调指出：“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由此可见，周恩来是不赞成把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凌驾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之上的。

　　可是，到了60年代初，片面夸大政治作用的“左”的观点急剧发展并占支配地位，成为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1966年初，《解放军报》根据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连续发表《永远突出政治》等7篇社论，竭力鼓吹“政治统帅一切”，“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针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根据周恩来、邓小平的意见，《人民日报》紧接着也发表3篇社论，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周恩来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再嘱咐有关人员：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并且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的阴谋活动作斗争，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极力维护全国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稳定。例如，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审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讨论稿）》的过程中，周恩来经与陶铸（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不仅明确主张删掉“黑帮”、“黑线”一类错误用词，而且加写了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等限制性条文。当这些正确意见被会议采纳后，“抓革命要促生产”就成了抵制极左思潮的斗争武器。同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明确宣告：“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周恩来还针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鼓吹“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的奇谈怪论，断然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大声疾呼“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他一再向狂热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发出呼吁：不要到企业、事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连，明确指出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不能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1971年9月林彪叛逃自取灭亡后，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的专业会议上，坚持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重申政治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他鼓励各级干部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要通过认真整顿，恢复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他焦虑地指出：“我们现在最主要是把中国自己搞好，这是最急迫的事。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把经济发展起来，还要几十年的时间，至少20世纪内做不完。”他在1975年5月起草的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中，又一次告诫全党，经济建设“不能再耽误了”。

　　二、必须正确处理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大胆探索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和经营方式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