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时人们对未来战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我们现实的差距,客观上规定了战备工作的规模和内容
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两极格局解体之前,各国把战略关注点长期放在全面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上。冷战期间,两大军事集团剑拔弩张,美、苏一浪高过一浪的核军备竞赛,更使世界各国都感受到处于随时都可能爆发核大战的恐怖之中。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核大战或是核威胁条件下的常规大战。①(事实上,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活跃在战争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形形色色的局部战争,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局部战争是通向世界大战的环节和步骤。)针对战争发展的这些特点以及60年代初不断恶化的安全形势,毛泽东在50年代战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不仅要为应付世界大战作准备,而且要早作准备,准备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思想。我国疆域辽阔,边海防线漫长,维护国家安全与捍卫主权的任务复杂而艰巨。新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较低,国防工业又十分落后,对大规模战争的支持能力有限。因此,面临世界战争的威胁及对落后的现实以及对未来战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仅成为毛泽东及党中央加强战备的重要原动力,而且间接规定了战备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在提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思想之后,毛泽东根据未来战争的特点,对战备工作作出了一系列具体指示: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袭击。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一定要搞几道防线,战争初期该顶的地方要顶,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防止敌人的空降和空袭;要重点设防,重点守备;一定要把大、小三线建设搞好,准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各省要在战时能够独立作战;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敌人可能不深入内地,可以搞小的诱敌深入;要加强民兵建设,实行全民皆兵,人民战争总是可以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要搞好人防、城防和战场建设。”在纵深要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点工事”,加强“三北”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搞好战略物资储备等等。
全国大备战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是同未来战争特点和规律紧密相联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这样的决策,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现实需要,也符合当时人们对于世界战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新中国落后的军事现状。
(三)全国大备战的战略决策并非当时党内“左”倾指导思想影响的结果
从1957年开始,党内“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交互作用,最终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并在“文革”期间愈演愈烈,成为一个支配全局的根本性错误。政治决定军事。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六七十年代是我国在政治上出现严重偏差的时期,军事决策自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错误。那么,始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全国大备战这一战略决策,是否也是党内“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产物”呢?
全国大备战大约有一半的时间一直处于党内“左”倾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之下,全国大备战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宣传口号和做法,确实混杂着许多“左”的色彩。如加强战备,是“深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具体行动”,“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分析一切,检查一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969年4月24日。等等,为了备战,动辄就搞“大会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全国大备战的决策就是这种“左”倾思想影响的结果。我们承认,全国大备战遭受了“左”倾错误的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全国大备战决策实施过程之中,如战备指标订得过高,战备工作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不当等方面,而并非实施大备战这一战略决策本身。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决定开展大规模战争准备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客观存在的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当时世界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我国落后的军事现状。
二、全国大备战有得有失,必须对其作出历史、客观、恰如其分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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