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入持久地进行军制的改革
在军队建设总要求和军事战略总方针的指引下，以“打得赢”、“不变质”为方向，以质量建军，科技强军为目标，新中央军委对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改革。其中较为重大的动作有：
以成立总装备部为标志的我军统帅机构的改革；
以一切为了“打赢”为目的的教育训练的改革；
以裁减员额５０万为条件的质量建军的改革；
以三军联勤为标志的我军后勤保障体制的改革；
果断停止军队、武警经商和经营性生产等等。
1998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正式成立。这是新一届中央军委对我军统帅机关结构进行的重大改革。我军统帅机关由三总部组成的构架变成了由四个总部组成。“总装”的组建，意味着在新的军事战略方针指引下，人民解放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武器装备的研制改良。武器装备是“打赢”的物质基础。总装的成立对于加强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的领导，统一管理，通盘运筹具有重大意义。
为解决军队实际需要与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矛盾，军委主席江泽民提出了非常精辟的思想：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加快搞出几手使敌人害怕的“杀手锏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军在主战坦克，海军舰艇，作战飞机等主要兵器上实现了更新换代；在某些导弹和反隐形技术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航天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人，是人的素质。在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更加如此。军委在近十年的过程中对全军的教育训练进行了多项有力度的改革。为了培养重要军事人才，军委遵照江主席关于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军事院校的要求，对全军的院校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为适应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需要，培育科技强军的人才，新组建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理工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等5所综合大学。对军事人才的培养也跳出了过去单一化的路子，各级军官的培养走出了一条由自己培训和依托国民教育并行的道路。根据2001年统计，全军已有博士、硕士以上学历的干部26万人，作战部队军、师、团三级领导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８８％、９０％、７５％，全军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程度军官比例为７１８％。
根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1993年春总参谋部向全军下达了全军军事训练改革的三年任务，目标是实现全军各军兵种实现训练场与高技术战场的接轨。此后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练兵热潮。各部队根据高科技环境下的战场要求，改革传统的训练方法，努力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作战手段和样式带到训练实践中去检验、改进。
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裁减军队员额，走精兵之路。
１９９７年９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代表党、国家和军队向世界庄严宣布：在80年代裁减一百万的基础上，我国将在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根据国际军情的新变化和军队建设自身的内部规律作出的。
人民解放军经过85年后的百万大裁军，仍有300万多一点的总兵力(含文职人员)。这个数量显然还是偏高，但大规模的裁军受到军内外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裁军50万正是坚定、稳妥减少军队数量，提高军队质量的具体安排，它带来的后效将不仅仅是简单的数量减少，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军的体制和质量建设都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总体战斗力必然随之得到加强。
从2000年1月1日起，我军开始实施三军联勤的保障体制，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联勤是现代化军队建设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西方军事大国为此已经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时至今日仍在探索中。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也曾经设想过我军实现联勤保障机制，后因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实现。
江泽民同志担任新一届军委主席后，于20世纪的90年代初指出：“现代化的后勤保障需要立体交叉，搞矩阵式管理，多边协作从那时起，在军委领导下，新一轮联勤机制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展开。特别是经过96年的三军东海大演习和98年的三江抗洪实践，到99年进入到方案论证阶段。新千年伊始，联勤体制正式出台。
经过两年的磨合，虽然还存在不少的矛盾和问题，但就总体而言，联勤机制已经显现出资源配置更趋合理，保障效益明显提高，运转效率逐步加快等诸多优越性。这一成功突破预示着我军的后勤保障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跨越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军队服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过紧日子。为贴补日常所需，在若干年内，军队和武警普遍开展了经营性生产和经商活动。所得经费大部分用于改善生活工作训练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负面的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是分散了各级领导抓工作的注意力并助长了不正之风的滋生。
江泽民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不久就指出军队应该吃“皇粮”。为此，军委采取措施，逐步收缩和清理军队的生产经营活动。最终按照统一部署，在1998年7月，停止了经商活动。在规定的期限内，军队和武警将数千计经营性企业和经贸公司移交地方。各部队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体现了军队服从大局，令行禁止的一贯良好作风。
在上述改革之外，人民解放军还进行了兵役制度、军官服役制度、军队住房制度、军人保险制度、军队院校体制和作战指挥体制等一系列改革。鉴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给部队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军委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特别强调依法治军的重要性。除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传统的三大条令进行重新修订外，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还先后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条令。包括国防法、兵役法、现役军官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关系军队和国防建设的专门法律；制订了征兵工作条例、国防交通条例、司令部条例、政治部工作条例、后勤条例、武器装备管理条例等1000多项军事法规。四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制订的相应规章更多达2000余件。全军官兵在连续完成了三个五年普法规划后，又于2001年普遍开展了第四个五年普法教育。在普法教育中，以宣传军事法规为重点，全军对法律常识进行了广泛的学习。许多部队基层单位在普法的过程中，还开展了法律咨询活动，帮助广大官兵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涉法问题，学会使用法律手段维护军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在学法、维法、用法的过程中自觉增强法制观念。到世纪之交，军队和国防建设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军队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有力保障和促进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三、在重大的军事活动中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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