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战后美台关系其他问题的研究及其新趋向
两次台海危机是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研究美台关系也很重要。这一课题的研究一直引起中美学术界的兴趣。中国学术界对台海危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美国学术界对台海危机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成果丰富。系统了解美国学术界对两次台海危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认识美国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研究的基本趋向，分析美国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得失。
戴超武对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梳理。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到整个70年代是研究的第一时期。这是“传统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50年代末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对危机的“叙述”。进入60年代后，一些学者开始从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实质以及中国炮击的原因等问题着手，对第一次台海危机进行认真的思考。70年代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的重要阶段。台湾问题成为研究热点。70年代的研究除注重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外，还注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修正学派”的论点初露端倪。此外还呈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参与研究的学者不仅仅囿于历史学家，其他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入研究行列。80年代，修正派史学家开始占统治地位。以1985年为界，“修正学派”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修正学派”的研究定下了基调。其中罗伯特·迪万发表的《艾森豪威尔与冷战》是为台海危机研究的“修正学派”奠定研究方向的代表作。第二阶段是从各方面进一步充实和发展论点。在此时期，从美国对中苏同盟政策的角度审视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是“修正学派”研究的一个新突破。此外，80年代后期“修正学派”的研究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就是论述了核武器在美国危机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①（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上，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进入90年代后，美国学术界在这一时期研究运用史料更为充分，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意见一致；深化有关重要问题的研究，其中注重考察美国政策中“两个中国”的考虑，是90年代美国学术界深化研究取得的突出成就；检讨修正派史学家的论点，“后修正学派”初露端倪并有所发展。“后修正学派”的出现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日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学术界对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主要时期，“传统学派”与“修正学派”的论点泾渭分明。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大体是研究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第一个时期。梅尔文·格托夫和黄秉沫在1980年出版的《处于威胁之下的中国》是美国学术界在研究第二次台海危机过程中“修正学派”出现的重要标志。①（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下，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近年来学者们着重对美国对台决策的分析，不仅在整体研究取得了进展，而且在涉及危机决策中的主要问题的个案研究上也有所突破。其中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政策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
例如，苏格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探讨。他特别分析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图谋“反攻大陆”时中美之间鲜为人知的交涉和美国的政策选择，比较客观地再现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变化。作者认为60年代美国调整了他们曾一度推行的“放蒋出笼”的方针，开始奉行一种所谓的“双轨”，即“两个中国”的政策。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行动中，美国政府不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加以制约。因为从国际层面上看，60年代的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虽然遏制中国，但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现实“存在”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从美国国情层面看，美国社会出现的主张重新审议对华政策的舆论逐渐对决策过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决策者个人层面上看，华盛顿政要虽敌视中国，但又觊觎离间中苏关系，试图对华“软硬兼施”。对台湾当局，美国一方面不愿放弃“盟友”，另一方面又对其军事行动严加限制，而台湾问题也因为美国的政策调整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②（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载《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第2期。）张颖、潘敬国详细描述了蒋介石几次提出了“反攻大陆”的计划，但由于美国的反对，被迫一再推迟“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最终无果而终。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作者认为虽然美国希望遏制中国，但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在欧洲。即使在朝鲜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也不希望由于台湾“反攻大陆”而将战争扩大化使其无休止地陷入其中。因此无论是在两次战争中还是在台海危机时，美国都反对台湾“反攻大陆”，不愿冒与中国直接作战的风险；而且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始终是以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得到保护为根本原则的；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惨败和美国在朝鲜战争的失利，使美国对中共的军事实力有所认识；特别是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已经开始考虑从台湾海峡脱身，这一考虑促使美国反对台湾“反攻大陆”。美国与台湾在“反攻大陆”问题上制约与反制约的斗争，突出地反映了美台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中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之间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三角关系”。种种因素的错综交织导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矛盾性，即美国一方面向台湾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又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行动采取了制约政策。①（张颖、潘敬国：《简析蒋介石“反攻大陆”政策与美国的对台政策矛盾》，载《台湾研究》，2001年第3期。）牛大勇根据档案材料，从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的角度，着重阐述了60年代初台湾当局就“反攻大陆”对美国政府反复试探及美国相应的回应过程。他认为蒋介石要想“反攻大陆”必须获得美国的援助，但通过两年多的试探，蒋介石认识到美国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会同意他向大陆公然发动进攻，同时也确认了美国会继续与其结盟，同大陆敌对，并会在一定限度内默许和纵容他对大陆进行小规模的侦袭窜扰。美国当时的态度是致力于“栓紧”而不是“策动”蒋介石的反攻，其主要顾虑在于：一是判定蒋之反攻毫无胜算，二是担心给美国招来政治和战争升级的风险及整个西方阵营在国际上的被动，三是担心苏联支持中国，四是怕中共在东南亚特别是老挝实行反击，使美国在那里重陷战争泥潭。尽管如此，台湾当局的顽固态度还是给美国政府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干扰和牵制了肯尼迪对华政策的调整，并终于把美国拖入对其小股侦袭窜扰的援助中，从战略上达到了促使美国同台湾站在一条阵线、继续同新中国敌对的目标。①（牛大勇：《“栓紧缰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不仅取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各种力量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受到台湾当局对美游说活动的影响。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游说活动由来已久，对不同时期的中美关系和两岸和平进程产生了不同影响。研究台湾当局对美游说的过程和特点及其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有助于理解美台关系。
陈发瑶对台湾当局对美游说的基本情况、特点、主要对象及政治图谋，台湾当局在美国的主要游说力量和游说机构、游说的主要手段以及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作者认为，在1987年以后，以“双重承认”为主要工作目标的“务实外交”路线，使台湾的国际公关和对美游说活动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论”成为游说的基本方针和工作重点；从技术层面来看，台湾当局的对美公关游说策划与操作已趋专业；游说费用连年猛涨；游说对象范围越来越广，主要包括政府重要部门的负责官员、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媒体以及美国重要智库。台湾当局在美国的主要游说力量利用台湾当局设立在美国的办事机构和在美台胞的政治资源，或者利用金钱雇佣的代理机构或个人，构成台湾当局在美的游说网络通过种种游说手段，主要有台湾对美的投资、经济商贸活动与游说活动挂钩；直接花费大量资金接近美国政要人员、智囊机构和舆论界或直接给游说对象好处。用这几种主要手段对上述四类对象进行游说，其政治图谋在于对美国的各政策决策层施加影响，从而实施对美国政府的施压和施加影响，使美对台政策保持对台有利的态势。①（陈发瑶：《台湾当局对美游说活动及其影响》，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综观近几年学术界对战后美台关系的研究，可谓成果丰富。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的问题不断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者们摆脱了以往就事论事和对一时一事进行孤立研究的方法，而注意从总体上把握美台关系，进行整体研究。第二，从研究结构上看，学者们不但重视从宏观上进行分析，也着重对微观问题的研究。第三，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的采用，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学者们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综合研究方法以及从多层次的角度研究国际背景下的美台关系，获得了对国际问题更深层次的认识。第四，史料运用越来越丰富。
尽管学术界对于美台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还存在着理论上比较薄弱，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的地方，还应着重美国对台决策过程的分析，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当局与美国之间互动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很少，以及在整体研究的主要问题的个案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突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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