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
1991年底，前苏联骤然解体，二战后形成的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国际格局随之坍塌。美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下，为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维护它在亚太政策中的根本利益，开始重新调整亚太各国之间的关系，以确定美国亚太政策中的最大利益选择。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调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针对这种新形势和出现的新问题，关注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就成为学者们近两年研究的热点。
许世铨对1993—1994年间克林顿政府进行的“台湾政策审议”的背景及后果评析后认为，它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剧烈摇摆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导致了1995年6月李登辉到美康奈尔大学的“访问”，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作者认为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这次倒退行为，除了复杂的政治背景以外，它的对外政策理念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带有明显的威尔逊主义色彩的影响下，美国决策者易于对台湾发生的多党选举等“民主化”的演变产生理想主义①（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最主要的追求目标是国家的利益和权力。而理想主义则主要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国际关系，把维护其价值所认同的正义、民主、人权等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伍尔德·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的“威尔逊主义”可以说是集美国“理想主义”之大成。本文主要介绍了有关理想主义和美国对台政策的论文，因为对于现实主义与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析，学者们以不同形式、不同角度、不同篇幅在各自论文均有涉及。专门论及此的，近两年大约只有张丽华、贾中海的《美国的国家利益观与其对台政策的逻辑关系》，载《长白学刊》，2001年第3期。作者认为美国的对台政策取向是美国追求最大的外交战略利益决定的，其选择的逻辑出发点是国家利益。但美国国家利益观的内在矛盾又必将导致美国政府对华、对台政策的不稳定性，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的认同，而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增加了和中国大陆的摩擦。②（许世铨：《简评冷战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调整》，载《台湾研究》，1997年第3期。）
值得一提的是，已有学者对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对台政策的关系进行专门论述。王公龙认为，理想主义根植于美国政治文化和美国外交传统，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制定与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利用台湾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70和80年代的促进台湾政权“本土化”和促进台湾“民主化”到90年代后的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鼓励和维护台湾的“民主制度”并发挥台湾“民主制度”对大陆的样板作用，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台政策目标的理想主义追求。虽然决定美国对台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理想主义同样是贯穿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台政策的一条主线。只不过这条主线时而显露，时而隐蔽，与对台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并行不悖，彼此交织，相互促进。它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最终“分化”和“西化”中国。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美国理想主义进一步抬头，未来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它手中的这张“台湾民主牌”。③（王公龙：《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对台政策》，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0期。）还有的学者则着重分析冷战后美国在台湾的意识形态战略利益。他们认为台湾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尤其是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冷战后美国在亚洲推行“民主、人权”战略的重点地区。美国在台湾推行这一战略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目标在台湾的实现程度，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能否实现。台湾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日显突出，成为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重要因素。①（杨永斌：《冷战后美国在台湾的意识形态战略利益》，载《当代亚太》，2001年第6期。）
有的学者对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原因和内容进行了分析。就调整原因言，吴艳荣认为美国调整对台政策，首要目的是牵制中国的发展。其次还涉及其他利益的考虑如，从政治上看，提高台湾的所谓“民主价值”。从军事安全上看，美国突出台湾在西太平洋安全中的地位，把台湾作为战略基地来重新认识和重视。从经济和军售上看，美国在台湾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就调整内容言，作者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注重公开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在高层互访和售台武器问题上突破了三个公报的界线。除此之外，美国还不断增强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已达到调整美台“战略框架”的地步。②（吴艳蓉：《论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载《长白学刊》，2000年第3期。）王坚德则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是由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一是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对华政策的需要；二是台湾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对冷战后美国调整对台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台湾对美国有着重要的经贸吸引力以及台湾的“政治发展经验”成为美国“西化”大陆的跳板与前沿等几个方面。内部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国调整对台政策受国内亲台势力与舆论界的影响，二是受军火商经济利益的影响。他还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大幅度调整对台政策，提升美台的实质关系。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突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放缓提升美台关系的步伐。同时承诺要保证“台湾安全”。①（王坚德：《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其对台海局势的影响》，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对于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动向性、现实性和前瞻性。一个突出表现就是2000年3月18日台湾政局变动后，美国对台政策在一定幅度内进行了调整。与此相关，学者们密切关注这一动向，跟踪美台在彼此政策上的变化，归纳出美台关系的新特点和走向，并提供一些较短期和动向性的参考。
例如，杨洁勉认为尽管美国对台基本政策方针不变，对台政策出现了新动向：“一个中国”政策在美国国内日益引起争议；对中国对台“动武”定义进行宽泛解释，即对于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已从幕后跳到台前公开反对任何理由下的对台动武；将两岸关系和其他问题挂钩；以拖化压待变；美国正在利用“第二轨道”加强影响两岸关系。②（杨洁勉：《台湾政局变迁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影响》，载《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刘宏认为，美国对台政策进入一个短线、局部性调整期。其特点是在延续了一贯政策的前提下，党派和政学界中出现了一些分歧，鼓吹对华强硬的声音有所增强，对台政策出现短线“修正”的情况。作者注意到了美国对台政策基本格局出现的某些新变化，对美国国内主要党派和政学界在对台政策的细节上存在的分歧进行了分析，包括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台政策比较相同点和差异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红队”、“蓝队”。此外，作者还关注到在维持战略层次不变的前提下，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战术性调整，并有向台湾方面倾斜的迹象。对此，作者认为，首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即稳定—和平，和平—对话，对话—军售，军售—稳定的“思维链”。在这种循环中，更突出了军售的地位。这一循环政策在美国对台政策上的表现简化为看似矛盾的两个基本点：推动对话与加强军售并行，即要求台湾与祖国大陆开展对话，同时继续对台出售军事设备，甚至极端地发展成为“只有军售才能鼓励台湾对话”的想法。其次，美国更强调所谓的“自愿原则”。美国公开提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须遵循台湾当局“可接受”、岛内民众“可接受”的双重“自愿”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跟踪分析了台湾新当局对美国的政策，即在宏观调整方面，极力避免被美国视为“麻烦制造者”，消除美国的担心；彻底迎合美国的价值观，并对外推行美国化的意识形态“外交”；鼓吹台美利益一致，要求美国积极介入台湾问题。在微观调整方面，建立新对美渠道和人事安排；企图建立台美“良性”互动模式。①（刘宏：《台湾政局变化后的台美关系评析》，载《台湾研究》，2000年第4期。）
（三）对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变化的国内国际因素的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