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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化川:改革开放与共同富裕: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哲学意蕴研究
发布时间: 2018-10-26    作者:阎化川    来源:第十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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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贫开发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着力攻坚的工作目标之一,也是对改革开放“先富带后富”顶层设计的政治践行、实际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行进的路线图之中,始终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目标,“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扶贫减贫”。[1]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扶贫开发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任务,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2]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持续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七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这一宏伟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4]他科学总结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创新实践、主要经验及其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5]这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最新成果和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为当前和今后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6]

  一、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即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扶贫开发工作呈现新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是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尽快补上,否则就会贻误全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最突出的短板在于农村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 [7]他把“扶贫攻坚”改成了“脱贫攻坚”,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明确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大政方针、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由此形成了新时期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

  (一)关于扶贫开发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阐述

  1.扶贫开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正确引领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致力于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再探讨上,更加明确地强调了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主体地位。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8]并多次指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9]他首次将脱贫攻坚任务提升到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战略高度,赋予扶贫开发工作以新内涵,提升到巩固制度的高度,明确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发展的应有之义。

  2.扶贫开发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习近平明确指出,脱贫攻坚是巩固执政党的群众基础的战略举措,并认为:“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10]“在国际风云激烈变幻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11]而国外一些国家发生政权更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能解决好民生问题,特别是贫困问题,贫富悬殊差距大,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政府严重腐败,最终被迫政权垮台。鉴于此,他将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升为关乎政治方向、政权稳定和发展道路的大事要事,赋予其“执政之基”的新内涵。

  3.扶贫开发是我们党的执政责任

  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新时期脱贫攻坚战是时代赋予我们党的执政责任和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他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亲临扶贫开发的主战场,看真贫、知真贫,提出“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所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等新论断。[12]他清醒认识到,“不少群众贫困程度还是很深的”,“全国极端贫困现象虽然不多了,但仍然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解决的”,“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13]他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扶贫脱贫、共同富裕提升到执政责任的高度,赋予其“执政之责”的新内涵。

  (二)关于扶贫开发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重大判断

  习近平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要求必须深刻认识我国贫困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他多次重申“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下了决心的。”“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程度上的贫困问题仍然会存在。” [14]

  1.扶贫开发工作的长期性

  扶贫是一个阶段性的渐进过程,任重道远。根本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仍是一项长期任务。截至2015年底,全国仍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15]贫困人口超过500万的有6个省区,贫困发生率超过15%的有5个省区。各地建档立卡数据显示,全国还有12.8万个贫困村、近3000万个贫困户。到2020年,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标并不容易,平均每年要减贫1000多万人,需要投入1.4万亿元;农村新的贫困人口还会出现;越往后脱贫攻坚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见效越慢。国际反贫困理论和实践也已证明:当一个国家绝对贫困人口总数下降到总人口的10%以下时,这部分人口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全面的经济增长摆脱绝对状态。我国贫困人口基数大、分布广,以及劳动就业、收入分配、资金投向、社会保障等问题,决定了贫困问题在短期内将很难获得彻底解决。基于此,习近平指出:“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16]

  2.扶贫开发工作的艰巨性

  近年来,脱贫攻坚既面临一些多年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挑战。贫困地区之所以长期贫困,原因复杂多样,要改变面貌非一日之功。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越往后剩余人口的贫困程度越深,脱贫难度越大,“饱而复饥、暖而复寒”,脱贫的拉锯战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17]“打赢脱贫攻坚战,还存在许多方面的制约。归结起来,不外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客观因素,也就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不少贫困地区受资源环境约束,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二是主观因素,也就是人的因素,能不能把各方面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形成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直接决定着脱贫攻坚的进程和效果。”对此,他严肃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解决的,全党在思想上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18]

  3.扶贫开发工作的复杂性

  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十几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人口居住分散、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滞后,扶贫难度大、成本高。扶贫工作也面临着“一城一地”,甚至是“一城一地”之内也存在千差万别的现象,“灌水式”、“输血式”的传统扶贫模式难以为继。如“精准扶贫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扶贫开发责任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扶贫合力还没有形成”、“扶贫资金投入还不能满足需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主观能动性还有待提高”、“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还有待加强”。[19]他提出新时期脱贫方略:精准扶贫。

  (三)关于坚持精准扶贫、注重实效的重要理念

  1.精准扶贫永远在路上

  精准扶贫是解决扶贫开发工作中底数不清、目标不准、效果不佳等问题的重要途径。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是使扶贫资源更好地瞄准贫困目标人群。对此,各地做了建档立卡工作,对扶贫对象层层识别,精准扶贫政策含金量不断提高,正在实施 “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工程,“总结各地实践和探索,好路子好机制的核心就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20]这一论断,抓住了新形势下扶贫工作的要害,从理论上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

  2.提高脱贫攻坚的实效性

  提高脱贫攻坚的实效性,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抓重点、解难点、把握着力点,关键在于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为此,“必须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21]他强调,“脱贫攻坚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改革为动力,以构建科学的体制机制为突破口,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用心、用情、用力开展工作。” [2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23]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责任,立下“军令状”,配强“突击队”,倒排工期,苦干实干,认真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确保脱贫攻坚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四)关于坚持激发内生动力、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积极性的明确要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最终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习近平严肃指出,“贫困群众是扶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党和政府有责任帮助贫困群众致富,但不能大包大揽。” [24]他强调扶贫先扶志,救穷不救懒,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要注重调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能把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变成了养懒人的政策,并明确要求处理好国家、社会帮扶与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自力更生、培育内生动力的关系,确保实现持久稳定有质量的脱贫。

  1.因地制宜发展

  习近平指出,由于前期调研不够,一些扶贫项目脱离实际;有些扶贫项目建成后效益低下,“设施建好就闲置、项目交付就成摆设。” [25]必须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鼓励贫困地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与贫困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农户在特色产业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他提出:“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党的十八大后,他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思想,“实现脱贫致富,不仅要解放思想,更要把握方向、找对路子。”[26]“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27]通过多年扶贫实践,他指出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应立足实际,找准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可以有效激发其内生动力。

  2.增强外部支持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特征,就是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通过增强贫困地区外部支持,可以助推扶贫开发工作早见成效。改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环境,加快水电路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尤其离不开国家、社会等外部力量的支持。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扶贫合力还没有形成,财政扶贫资金分配和使用效率有待提高,金融扶贫潜力也尚未充分发挥。“基层最知道自己哪儿疼,却没法开方抓药。” [28]为解决上述问题,他强调新时期脱贫攻坚要用好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等外力支持,确保兜底脱贫,要求做到“三个紧紧扭住”:一是要紧紧扭住发展这个促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第一要务;二是要紧紧扭住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这个基本保障,编织一张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坚决守住底线;三是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要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要发展学前教育,确保实现义务教育,强化职业教育,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的基本技能,努力不让贫困代代相传。[29]“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30]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多年努力下,目前社会扶贫初步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基本框架,俗称“老三样”、“新三样”,“形成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良好环境,最大限度调度社会扶贫资源参与脱贫攻坚。”[31]

  3.增强内生动力

  扶贫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调动贫困人口自身的积极性,激发其内生动力,让他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自己行动起来,改变贫困状况。同时,还要重视培养脱贫致富带头人,优先扶持其中的能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脱贫攻坚冲刺阶段,尤其要科学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助长等靠要思想。“没有脱贫志向,再多扶贫资金也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久。” [32]他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33]开发式扶贫,必须注重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一定要把扶贫与扶志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志气、送信心。“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如果扶贫不扶志,扶贫的目的就难以达到,即使一度脱贫,也可能会再度返贫。”[34]“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35]他要求尊重贫困群众主体地位,充分调动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坚持参与式扶贫方法,动员贫困群众参与到帮扶项目的各个环节,增强贫困群众的拥有感、获得感等。并语重心长地强调:“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算小账”。[36]

  二、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的哲学意蕴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力量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习近平指出:“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37]他开创性地将“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新时期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的哲学内核,实现了我们党对扶贫开发工作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38]

  (一)贯穿着创新发展的哲学思维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社会所有创新的必要途径。习近平把创新提到“五大发展理念”的首要位置,“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体现了我们党认识把握发展规律的深化。其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立足于当前扶贫开发工作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善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贯穿了穷则思变、创新发展的哲学思维。脱贫攻坚工作涉及面宽,贫困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迥然相异;贫困人口点多面广,发展水平、致贫原因、帮扶需求多种多样。这决定了脱贫攻坚的工作重点、方法举措、各项工作必须创新扶贫路径、创新考核机制等。“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要形而上学都照一个模式去做,而要因地制宜,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精准扶贫新路径。”[39]他深有体会地指出,创新必须以解决问题为宗旨,以科学态度研究问题,实事求是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而这个创新过程,必须坚持将理论创新置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坚持本土与国际化的统一。我们要创新思路,系统研究国内外关于扶贫开发新理念、新模式、新成果,不断提升我国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

  (二)贯穿着协调发展的哲学理念

  “五大发展理念”把协调发展放在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补齐短板、缩小差距,这体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协调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为理顺发展关系、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他用统筹协调的办法总揽全局,体现了抓主要矛盾、协调发展的哲学理念。他指出:“注重发展的统筹和协调。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它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去处理问题。城乡联系、区域联系、经济与社会的联系、人与自然的联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联系,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违背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注意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顾此失彼,导致发展失衡。”新时期脱贫攻坚战必须做到统筹协调、整体联动、突出重点、精准发力。为此,他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提出了“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强调:“发展不能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或者这一部分像欧洲、那一部分像非洲,而是要城乡协调、地区协调。”“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力度”、“在统筹推进新十年农村扶贫开发中,加快老区开发建设步伐”、“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等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无一不贯穿着协调发展的哲学理念。作为发展理念,协调有其明确内涵和要求,主要是着力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有利于建立健全各类促进脱贫攻坚的机制,有利于各项举措全线推进。

  (三)贯穿着绿色发展的哲学思辨

  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创新理念,是深刻体现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理念。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以来,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对绿色发展理念进行了系列阐述。他将绿色发展作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将指引我们更好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他明确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等同于发展生产力”的更加突出位置,体现了绿色生态、可续发展的哲学思辨。他一再强调扶贫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40]“扶贫开发要同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结合起来,同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结合起来,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向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整体素质要效益。”[41]“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42]其“绿色脱贫”的辩证发展思维,大力推行新常态下绿色减贫的新型扶贫模式,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把精准扶贫、发展产业与生态保护、清洁乡村结合起来,促进贫困地区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 使贫困地区发展扎实建立在自身资源禀赋的有利条件之上,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工作指引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四)贯穿着开放发展的哲学眼光

  习近平提出的开放发展理念,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势,直面我国对外开放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对外开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开放发展理念,核心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目标是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包含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公平开放、全面开放、共赢开放等重要思想。其关于扶贫开发重大战略思想,则用全球视野思考我国的脱贫攻坚方略,体现了内外互动、开放发展的哲学眼光。“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我国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减贫领域积极作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是大账。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看待这项工作。” [43]“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44]“我认为,开放和扶贫对闽东来说,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都统一于商品经济规律的运动之中”。[45]因此,他强调开放和扶贫彼此融合,相互促进,扶贫成果将是开放的新起点,开放将使扶贫迈向新台阶。

  (五)贯穿着共享发展的哲学意蕴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扶贫开发自然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着力攻坚的工作目标之一。推进扶贫开发与改革开放成果共享的逻辑关系为:共享不只是理想,而应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即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以推进扶贫脱贫、缩小收入差距为抓手,以推进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以推进共同富裕为目标。“五大发展理念”把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明了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质和我们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坚持了改革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民生理念。他指出:“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46]“加快老区发展步伐,做好老区扶贫开发工作,让老区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挂在心上,而且一直不放心,所以经常讲这个问题,目的就是推动各方面加紧工作。”他要求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47]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要科学解释“为什么”,更要善于回答“怎么办”。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结合起来,以“接地气”的务实风格科学解答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怎么办”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创造性地把带领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作为对民族的责任、人民的责任、党的责任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有机统一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使命之中。“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48]其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共同富裕),是当代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实践经验的最新理论成果与智慧结晶,也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理论指引。

  (作者为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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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则将新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形象比喻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1.0版本”、“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社会主义2.0版本”和“追求共同富裕的3.0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他认为,3.0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即“小康阶段”的社会主义路线图必须再次升级,追求共同富裕。参见王绍光:《序一横空过雨千峰出》,《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2]《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7页。

  [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280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5]参见:《第一书记扶贫读本》,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6]参见汪洋:《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推进脱贫攻坚》,《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4期,第5页。

  [7]《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

  [8]《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党建》2015年第12期。

  [9]刘永富:《打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攻坚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4年4月9日。

  [10]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1]《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0页。

  [12]《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页。

  [1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2—283页。

  [1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页。

  [15]《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党建》2015年第12期。

  [16]汪洋:《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推进脱贫攻坚》,《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4期,第6页。

  [17]汪洋:《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推进脱贫攻坚》,《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4期,第6页。

  [18]《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284页。

  [19]《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287页。

  [20]《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党建》2015年第12期。

  [21]《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7页。

  [22]《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7页。

  [23]《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党建》2015年第12期。

  [2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6页。

  [25]《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7页。

  [26]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7]《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党建》2015年第12期。

  [28]《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6页。

  [29]《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党建》2015年第12期。

  [30]习近平:《加快发展职业教育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23/c_1111276223.htm。

  [31]老三样,一是东西部扶贫协作,二是定点扶贫,三是军队和武警部队扶贫。新三样,动员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扶贫。参见刘永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求是》2016年第20期,第10—11页。

  [32]《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7页。

  [33]汪洋:《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推进脱贫攻坚》,《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4期,第5页。

  [34]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5]《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党建》2015年第12期。

  [36]《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02页。

  [3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38]参见汪洋:《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推进脱贫攻坚》,《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4期,第5页。

  [39]《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党建》2015年第12期。

  [40]《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广州日报》2015年1月22日。

  [41]《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党建》2015年第12期。

  [42]习近平:《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8月3日。

  [4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02页。

  [44]《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党建》2015年第12期。

  [45]参见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6]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47]《习近平谈扶贫》,《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9月1日。

  [4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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