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国家经济建设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李富春的经济建设主张和实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指导方针。因此，研究李富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活动和思想主张，是很有必要且非常有价值的。过去，有一些学者曾就此展开相关研究[2]，不同程度地呈现了李富春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工业化建设和国民经济调整所做的重要贡献。但是，相对于李富春在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这些研究还存在不足，在丰富和完善李富春经济思想体系、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的历史经验等方面还有许多研究空间。基于此，笔者拟对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和实践重新进行分析，从民生关怀视角解读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与实践，以求完善李富春经济思想体系，呈现更为完整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建设方针。同时，立足民生视角进行分析，也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

　　一、 发展生产是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认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3]要满足和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早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对此有所认识，延安时期更是形成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党和国家从多方面入手，着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到1952年，新中国经济基本走出了旧社会残破混乱的状态。但是，国家贫困、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为了尽快摆脱这种落后的局面，党和国家迅速确立了工业化发展战略，建立起一套加快工业化建设的保障机制。于是，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工业化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正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方针的延续。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李富春就认识到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发展生产。苏区时期，李富春领导江西苏区的群众开展了大规模农业生产运动，增加粮食供应。延安时期，李富春又是大生产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经常强调发展生产对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指出，“我们发展生产运动，不仅能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而且要更进一步地改善我们的生活”[4]。当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开始转移到城市，他认识到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也必须发展城市工商业，适当的改善工人与贫民生活”[5]。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积极投身国家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工业化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李富春对发展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具体而言，李富春的认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重工业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之一。作为国家计划工作的负责人，李富春对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一方面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奠定工业化的基础，进而改善人民生活，“工业化的基础是发展重工业，就是发展能够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有了这些工业，然后才能够保障农业的改造、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6]。另一方面重工业的产品也可以直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重工业不但能够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且它的许多产品是直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7]。因此，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他多次提议，重工业方面要“多生产一些日用百货，使人民在用的方面得到适当的满足”。

　　第二，轻工业、手工业都是主要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而建设的。

　　李富春非常重视轻工业、手工业生产对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作用。1951年就指出，“在轻工业的建设上，国家除应保证人民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外，应积极鼓励地方公营工业、公私合营工业、私营工业、合作社工业以至现在还有可能发展的手工业的发展，以满足人民生活上日益增加的大量需要”[8]。轻工业和手工业主要解决市场问题以及吃和用的问题，要改善人民生活就要发展轻工业生产，使人们“能够买到更多的价廉物美的东西”[9]，“人民生活的改善和购买力的提高，取决于消费品生产能增长多少，取决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10]。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李富春经常强调加快发展轻工业。

　　第三，农业生产对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业发展，李富春也不例外。李富春在苏区时期、延安时期和西满根据地时期，都领导了不同规模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由“重、轻、农”转向“工农并举”，进而转向“农、轻、重”，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李富春对农业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1954年李富春即提出“人们要吃饭，机器也要吃饭，要尽料，没有农业不行，必须按比例地发展农业”[11]；1957年指出，“如果不注意大力地发展农业，那么六亿人口的吃饭、穿衣就会感到困难”[12]；1961年进一步指出，“农业不过关，我们仍旧是低指标，只能适当地提高点生活，农村生活不可能很高”[13]；1963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要发展国民经济，要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首先就要尽快地、千方百计地发展农业生产”[14]。思想的不断深化，促使李富春提出了许多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举措。如在1962年的计划会议上提出“在当前的农业生产中，粮食增产还是第一位的问题，在安排好粮食生产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多种经营，安排好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的生产”[15]。

　　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的最高使命与追求。“改善人民生活”更是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宪法“第十五条”即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16]。对此，李富春在具体经济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不仅从宏观上认识到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是国家建设的目的，微观上也分别就发展重工业、轻工业以及农业生产对改善民生的作用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李富春的这些主张，集中诠释了他对改善民生根本途径的思想，构成了其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解决好吃穿用问题是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

　　工农是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改善人民生活，主要就是改善工农生活，其中最基本的是解决好吃穿用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工作中，李富春就非常关注工农生活问题，尤其是吃穿问题。苏区粮食供给不足，他就和当地群众一起谋商增产粮食的具体措施；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既强调农业是生产运动中心的一环，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保障粮食的增加，又提出应扩大纺织工厂，发展家庭手工业，从而“使我们的穿衣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17]；解放战争时期，提出应当改善城市工人和贫民生活，“以劳资两利的分红办法改善工人生活，逐渐提高公营企业的员工待遇，组织工会，提高工人的觉悟，帮助贫民组织生产，改善生活”[18]。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长期负责工业化建设工作，非常重视工人生活，就工人工资待遇、福利改善等提出了许多建议。他批评忽视工人生活的现象，指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产生了片面思想。主要是对职工生活福利注意不够，对安全生产注意不够。特别是在一九五五年，对工资调整和宿舍建设有所忽视，因而影响了职工生产积极性的提高”[19]。职工的吃、住问题一直是李富春关注的重点。1956年全国工资会议上，他提出要保障必需的生活供应，“注意副食品的供应，各省、市特别是工矿区、工业城市更要注意副食品生产和供应，不要让副食品供不应求，也不要使副食品的价格上涨”[20]；全国第三次省、市（自治区）计划会议期间，提出要“收集群众福利意见，并订出改善方案，食堂企业化后的伙食，不能以食堂来赚钱，原则上应不赔不赚。房租贵了，则应降低，或补贴”[21]。60年代初，更是多次强调要解决工人吃、住问题，“职工的福利建设，特别是职工宿舍，非搞不可。这两年我们在这方面欠了账，今后少盖点大礼堂、办公楼，多盖点职工宿舍”。

　　对于农民生活，李富春从“统筹兼顾”的方针出发，给予了很大关注，“职工收入和农民收入是应当有差别的，但是不能悬殊”[22]。对改善农民生活的具体举措给出了一些建议。如在农村贯彻执行“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农民不仅可以增加粮食，也可以搞些副业，从而提高生活水平；农村可以发展多样化的多种经营，“实行以粮为中心的农、林、牧、副、渔的多种经营，活跃市场经济，增加农民收入”[23]。

　　除了对工农生活改善的具体关注以外，李富春在领导计划工作过程中，也从宏观上对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进行了诠释。

　　早在50年代末，李富春就指出吃穿用问题要首先解决，“只要把生活安排好了，吃、穿、用没有问题，就可以放手搞工业、搞建设”[24]。1961年12月，中央书记处提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解决吃、穿、用的问题”，李富春带领国家计委很快作出了回应。12月9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提交的七年和十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中提到：“七年内，解决吃、穿、用问题的中心任务，是要先做到主要日用品的充分供应，再逐步增加吃的、穿的，其关键是发展农业。”[25]此后两年中，李富春又多次就“解决吃穿用问题”进行阐释。他说，“十年计划分作三个阶段：头三年，中四年，后三年。头三年，着重解决吃穿用的问题”[26]，“第三个五年建设速度不会快，中心是解决农轻重和吃穿用”[27]。在中央决定编制“三五”计划之后，作为负责人的李富春更是把解决吃穿用的方针贯彻其中，甚至把解决吃穿用问题放在首位。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首先是发展农业，支援农业、解决吃穿用问题”。在他的指导和建议下，国家计委和长期计划编制领导小组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的制定。这一设想由于关注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的解决，因此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吃穿用计划”。虽然，“吃穿用计划”最终没能实施，但在其指导思想影响下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而这一思想的精髓也在新世纪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温饱问题始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好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不仅事关我国工业化战略的有序进行，也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千秋大业。李富春从革命时期就关注工农生活改善，注意在生产发展中解决群众吃饭穿衣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立足国民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党和国家指导方针的引领下，不同程度地对工农生活问题进行了关注。不仅从微观上提出了解决工农群众生活需要的具体措施，也从宏观上对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进行了诠释。如此种种，既集中体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中的民生关注，又充分诠释了李富春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认识。

　　三、改善民生须兼顾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还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着重重困难。基于这种认识，党和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就必须考虑如何处理好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勤俭建国”、“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都是这一时期国家在经济建设上所采取的重要方针，对于平衡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兼顾人民群众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富春从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很早就认识到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重要性，1951年即指出，“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的工会如果不把组织劳动发展生产作为最重要的任务，而片面地强调分配；如果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日常利益这些关系互相孤立起来，而片面地强调个人利益及日常利益，这乃是完全错误的”[28]，批评了工会工作中过分强调工人生活福利，忽视企业积累的情况。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李富春将上述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不要过分强调人民生活的提高。指出“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还落后，生活还不富裕，因此，国家能够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就不多”[29]，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要深思熟虑，在积累不足的情况下，也就不可能过分地提高消费。克服一时的生活困难，换来的却是未来美好生活的坚实基础。“我们国家穷，人口多，稍多吃一点就不得了。因为我们要建国，生活就不能改善过多。要照顾人民的利益，就要逐步改善；要照顾人民的长远利益，就不能改善过多”[30]。

　　李富春对一些非生产性建设和生活设施超出国情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非生产性建设和生活设施要适应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而不应该超过这一水平，“绝不能在这方面也把苏联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所达到的幸福生活的成果作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标准，更不容许有些方面甚至超过苏联今天的生活标准”[31]。过高标准的非生产性建设和生活设施不仅造成浪费，而且完全脱离群众，“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搞一大堆高标准的非生产性建设，在各种开支上任意浪费，是完全不应当的，是很不相称的”[32]。

　　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李富春也给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要保证一定的积累，“不保证一定的积累来扩大生产建设，而侧重于提高消费水平，那就会‘坐吃山空’”[33]；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但也不能过度追求生活的改善而忽视积累，因为“生产是根本的问题，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不能舍本求末”[34]。同时也认识到，我国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来源只能“靠我国国民经济的内部积累”[35]，因此他强调，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一定要摆好，一定要兼顾，不能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刮“共产风”、讲“一大二公”等做法，违背客观规律，过分强调国家的积累，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对此，李富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提出要首先安排好人民生活。他说“积累过大，必然影响工、农业的生产，自然也就影响人民的生活”[36]，而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则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工业部门只知道计算基本建设和原材料的多少，“而对人要多少、粮食要多少、其它消费资料要多少，却不那么计算、不那么关心”[37]。鉴于此，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首先要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好，要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把消费和积累的比例搞恰当，把人民生活安排好，屁股即可坐稳”[38]；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对生产、建设、劳动和民生进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如果人民生活降低，或不能提高，就要少积累”[39]。

　　兼顾人民群众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李富春在经济建设具体实践中，从人民群众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提出民生改善的限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当时各方面都还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过分地追求人民生活的改善，就脱离了现实物质基础。李富春提出改善民生的限度，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积累与社会、个人消费的关系，处理好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既保证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又保证人民生活的稳步提高，在生产、建设和生活中寻求平衡。

　　四、结语

　　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李富春在长期经济工作实践中正是将这一思想深刻地贯彻到工作中，形成了关于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关系的系统认识。从民生关怀视角分析李富春的经济思想，正是分析李富春如何认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系，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历史经验借鉴。

　　李富春的经济思想是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从民生角度进行分析仅仅涵盖这一体系的一部分，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改善民生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布局，更应该回眸历史，从历史上寻找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伟大事业提供借鉴。

　　时代不断进步，人民的生活需求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回顾历史，对照现实，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应该牢记改善人民生活“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这样，才能鞭策我们不断为改善人民生活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分别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天津社会改造中的党与阶级阶层关系研究（1949—1957）（14BDJ011）”阶段性成果。

　　[2] 主要成果有顾士明等的《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桂生的《李富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贡献》（《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9期），刘松茂的《李富春与国民经济调整的起步》（《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李海玉的《建国后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与实践》（《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4期）等。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1页。

　　[4] 李富春：《加紧生产，坚持抗战》，《解放》第65期。

　　[5] 李富春：《在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与总结》，《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6] 李富春：《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报告》，《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二部（1953—1957）》（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938页。

　　[7] 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北京档案馆，档号：005-001-00254。这个说明是李富春在1957年3月2日全国政协预备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提纲，北京档案馆所存为北京市计划委员会翻印。另见《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说明》，《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页。该文标注日期“1956年9月23日”应系有误。

　　[8] 李富春：《中国工业的目前情况和我们努力的方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94页。

　　[9]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10] 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北京档案馆，档号：005-001-00254。

　　[11] 李富春：《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报告》，《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二部（1953—1957）》（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933页。

　　[12] 李富春：《团结起来，勤俭建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76页。

　　[13] 李富春：在北戴河计划会议上报告纪要，天津档案馆，档号：X0078-C-000383-003。

　　[14]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306页。

　　[15] 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要点，天津档案馆，档号：X0078-Y-000513-001。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日报》1954年9月21日。

　　[17] 李富春：《加紧生产，坚持抗战》，《解放》第65期。

　　[18] 李富春：《迎接一九四七年》，《中共西满分局资料汇编》（内部本），1985年12月印刷，第130页。

　　[19]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20] 李富春：在全国工资会议上的报告，天津档案馆，档号：X0084-C-000441-003。

　　[21] 李富春：在全国第三次省、市（自治区）计划会议期间作的“关于企业生产高潮的报告”，天津档案馆，档号：X0078-C-000043-009。

　　[22] 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北京档案馆，档号：005-001-00254。

　　[23] 李富春：在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天津档案馆，档号：X0078-C-000429-001。

　　[24] 李富春：在第八次全国计划会上的报告，天津档案馆藏，档号：X0078-C-000311-003。

　　[25] 国家计委：《七年和十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综合汇报提纲》，《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四部（1961—1965）》（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6页。

　　[26] 李富春：《在长期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469页。

　　[27] 李富春：《关于1962年计划调整问题》，《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四部（1961—1965）》（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723页。

　　[28] 李富春：《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斗争》第198期。

　　[29] 李富春：《团结起来，勤俭建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

　　[30] 李富春：《在工业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四部（1961—1965）》（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719页。

　　[31] 李富春：《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页。

　　[32] 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天津档案馆，档号：X0078-C-000597-012。

　　[33]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34] 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要点，天津档案馆，档号：X0078-Y-000513-001。

　　[35]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36] 李富春：在北戴河计划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要点），天津档案馆，档号：X0078-C-000383-002。

　　[37]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38] 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上的报告，天津档案馆，档号：X0078-C-000311-003。

　　[39]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