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迫切要求文化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文化建设一方面探索新形势下文化发展的新特点，解决新问题，另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向历史寻求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思想资源。 

　　党史国史学界出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将整体历史观融入研究当中，从对事件和问题的单向度微观研究为主转向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立体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将微观研究置于大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新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得到应用，推动了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文化史研究跳出从政治史视角以意识形态演变史代替文化发展史的窠臼，回归到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收获。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和理论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对中国从晚清、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年中西文化论战的科学总结，在观察和分析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国情和世情基础上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化的理论探索和局地实践。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构件。 

　　新民主主义文化决定于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观念形式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1]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新民主主义的实践在共产党执政以后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然而，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处理文化问题和文化建设的原则和方针，对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更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方法论的意义。这一时期，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专题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中国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等人的文化思想在毛泽东文化思想中得到发展等方面。 

　　二、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和理论 

　　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是文化建设的指南。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和理论是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和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既包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20多年的探索时期，又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文化思想，前后时期一脉相承。然而，由于前后两个阶段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必然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主要围绕邓小平理论研究展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和成熟，党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和实践也日益成熟，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加强。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面向科技主战场的科技体制改革率先全面铺开，科技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地凸显出来，继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重视知识分子服务于“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之后，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在强调“我们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注意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将文化问题单列出来，在第四部分“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从六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这就把此前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但更强调思想道德建设即更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调整为两个方面并重。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作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正确判断后，把文化建设问题提到重要的位置。在第七部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仅对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作了说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还对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明晰的阐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这是继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后党在正式文件中对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的集中表述，表明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和广纳海川的文化胸襟。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十五大报告之后，文化问题成为党的各次会议报告和决议中的重要内容，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而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标志着党的文化思想理论趋向成熟并不断丰富。 

　　这一时期，文化理论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概念的确立。在承认文化具有商品属性、市场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基础上，党在文化理论、文化政策、文化管理上，突破了过去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认识框架，明确文化兼有意识形态和商品的双重属性，以及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文化不同的建设和发展的层次，从而厘清了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区别。 

　　1986年1月，中国提出恢复其GATT（关贸总协定）中席位的希望。90年代，中国与GATT进行多轮谈判，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正是文化产业问题。在国内被视为非经济的文化事业，在国际惯例中大多定义为“产业”，被要求纳入到对外开放目录中。文化产业产业链长，投入产出高，被誉为无烟工业，七八十年代以后，已经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而此时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对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一直存在争论和分歧，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困扰着文化管理者和从业者。因此，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要求在理论上明确界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概念和属性。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在提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时，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1998年，文化部增设文化产业司，在实践层面确认了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地位。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并将其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从理论上确认了文化产业，终结了持续十余年的论争。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的新经验。“八九风波”以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动荡不安，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终结。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严重危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要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理论上的无助，以及实践中的软弱。思想道德建设要着重解决价值观、人生观的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灵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一方面突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能放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经济形式多样化必然对原有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的增加，外部影响也与日俱增，精神文明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要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巨大争议和困惑的市场经济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同时强调指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党的十四大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此后，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1994年1月24日，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讲话中要求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针对80年代后期思想领域混乱、文艺创作中的种种问题，提出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宣传思想战线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强调“团结鼓劲，正面引导，不搞‘大批判’，不搞无谓争论”。但是，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毫不含糊”。[3]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规划十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建议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总体规划。指出，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进步，物质文明建设就没有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经济发展目标就难以实现。必须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4]此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精神文明建设正式列入《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6年，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议题，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进行理论探索和全面部署，并首次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行部署。与1986年的第一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相比较，第一个决议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体现了中共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基于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要求；两个决议虽然都强调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但第二个决议更 

　　进一步提出精神文明建设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中考察，赋予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对独立的地位与价值。 

　　《决议》发表以后，学术界迅即掀起了阐释和研究的热潮，仅《党史研究与教学》杂志1997年就发表30多篇文章，对精神文明理论内涵、历史发展过程、理论和现实意义、长远影响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四、党的领袖人物文化思想研究 

　　党史、国史领域中的领袖人物研究，覆盖面比较广泛，往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对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其文化思想也始终是学术研究的热点。90年代，随着历史档案资料的大量披露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陈晋关于毛泽东的系列著作[5]从文化的维度全面解析了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文化思想和文化内涵，是关于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的翘楚。 

　　90年代前期，文化研究中的毛泽东思想主要集中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研究，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批评标准、文艺的大众化等问题进行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争鸣。[6]后期扩展为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提出毛泽东有关文化的本质及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文化的人民取向，文化工作的“双百”方针，以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十二字方针的论述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为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基点与支撑。[7]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理论也是研究的热点。分析者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研究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特点的基本认识、思想改造的内容和方法、途径，以及失误及其原因，认为毛泽东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上尽管存在严重失误，但这一理论及其实践的主导方面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通过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党的知识分子思想和实践。 

　　邓小平的文化思想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邓小平文化思想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继承，又在改革开放的现实中实现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邓小平早在第二次复出的各项整顿中，就对文艺工作进行了调整，使一些被错误批判的作品得到解放。“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首先着手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划时代的讲话，重申文化建设的“双百”方针。此后，把文化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展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文艺服从和围绕“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为服从与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90年代以后，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诞生，关于江泽民文化思想的研究也迅速展开。研究者认为，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代表，参与了邓小平理论的创造。作为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参与者之一，他的文化思想属于邓小平理论思想体系的一部分。[8]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变化，十四大报告中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1994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并全面阐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一文化建设方针，以及“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文化建设的途径和目标。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还提出“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生活质量”的新要求。 

　　经过80年代的拨乱反正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调整和初步改革，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化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给予理论上的指导。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对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联系和区别作出说明，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的提出，充分表明党在文化问题上的世界视野和文化思想的新高度。 

　　五、知识分子问题 

　　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祖国和时代紧密相连，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紧密相连。经过80年代一系列贯彻执行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改善生活条件的政策，以及十二大把教育列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十三大更明确地提出培养人才是实现四化的关键问题，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基本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和政策环境。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党的领导人的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广泛开展。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既有历史纵深，又关注现实，成果丰硕。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争议最少最具共识的一段历史。但是这一运动后期的一些做法，为此后愈演愈烈、对知识分子造成巨大伤害的一系列运动埋设了巨大隐患，因此，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的源头，这段历史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研究者对这段历史进行多角度的阐释，并扩展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性格、命运等纵深研究。 

　　周恩来不仅是党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参与者，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党的领导人，而且以其人格魅力凝聚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并与他们终生保持密切联系。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及其文献，他在关于知识分子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等问题也是研究的热点，发表了不少成果。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20多年间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改造、批判运动，不仅对知识分子当事人及其家庭造成诸多悲剧，也对社会上普通民众对于知识、知识分子以及与其相关的文化教育的认知造成极大的偏差甚至扭曲。因此，知识分子问题的话题持续不衰，不少当事人撰写回忆文章和书籍，一些知名知识分子的书信、日记，以及他们的传记得以出版。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中，逐步触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也形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将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出现的种种不良问题甚至社会问题与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引发一些争论。对此，党史、国史研究者既要对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也要关注和警惕所谓公知背后的经济乃至政治利益诉求。 

　　六、国外党史国史研究中的文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对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日趋活跃。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研究长盛不衰，仅领袖传记就有美国、德国、英国学者的多种毛泽东、周恩来传记出版。剑桥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书中对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教育问题等都有专门描述。国外学者进行文化专题研究的并不多，但在研究中却较多地注意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中，并非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史本身，而是关注当代史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9]这个背景，既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现当代文化。这对中国的研究者来说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比如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十分关注传统文化、近现代中西方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的影响。但也有的研究有意无意地陷入文化决定论的唯心主义当中。比如风行一时的关于毛泽东是不是民粹主义者的论争就是这样。 

　　七、新研究方法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学界对新的研究方法的热衷。作为研究工作的手段和工具，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新研究方法的确能够开阔视野，成为破解瓶颈、推动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推动力。20世纪90年代党史国史研究，特别是国史研究，正是借助新的研究方法，开创了研究的新局面。 

　　以往的党史国史研究，重点领域往往集中在经济、政治、外交。这一时期，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甚至更细小的人口史、家庭史、城镇史等研究领域不断被开拓，并取得成果。而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大多首先是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学科交叉、系统思想，以及数理统计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多维视角，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为新的研究方法如数据采集和数理统计等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和可操作性，都使党史国史研究呈现出新面貌。 

　　八、不足与启示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需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保障，还必须有社会层面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和思想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与建构。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革，需要从观念层面、哲学层面、文化层面进行理论阐释和总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文化对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都越来越突出，党史国史领域文化研究得到空前的关注，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但也存在着党史国史领域文化研究对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不够，存在着理论建设前瞻性不足、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脱节、宏观性与微观性研究各有缺失等问题，这直接或间接派生出新世纪以来文化阐释缺乏历史根基、历史阐释泛文化化和戏谑化、主流文化与社会文化整合困难等问题。 

　　文化是经济政治制度的产物，并反映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而文化一经形成，则会或深或浅、或隐或显地影响和制约经济政治的走向。因此，党史国史领域的文化研究一方面要避免抽象空洞地分析文化问题，而是把文化问题置放于党史国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追寻文化思想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深层动因，研究社会文化状况如何影响党的文化思想理论和政策，以及党的文化思想理论和政策又怎样引导和塑造社会文化生态。另一方面，在党史国史的研究中，植入文化的视角，挖掘经济社会发展中文化所发挥的深层力量，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结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为民族文化注入的新元素、新活力，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进步。同时，在党史国史研究中加入文化的视角和维度，文化本身的丰富复杂性无疑会拓展和深化党史和国史研究，不仅能够丰富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为破解和阐释党史国史领域一些难点问题提供新思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5—656页。 

　　[2]《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3]《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5—1486页。 

　　[5]据不完全统计，这10年间，陈晋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著作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6]邓超高：《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析〈历史无可避讳〉》，《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集刊第6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该辑取名为《实践、思考与追求》，所收文章均为1990年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入会论文，其中多篇论文对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审美本性的观点进行了争鸣。 

　　[7]王湘军：《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8]王建辉：《江泽民文化思想初论》，《湖北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9]周绍荣、黄长义：《从冲突到交融——国外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研究述评》，《社会科学动态》1996年第2—3期。［日］沟口雄三：《日本现阶段的中国研究及21世纪的课题》，《国际儒学研究》（会议论文集），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