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节点上，中国总是面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排除资本主义干扰的根本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邓小平指导中国改革开放“走什么路”的重要方针，是正确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和总结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实践，对于指引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具有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历程

　　根据自由化的表现和反对自由化的程度、范围、性质等因素，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79年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

　　这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围绕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一主要任务，在反对“左”的错误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主要是通过思想理论战线的几件大事来体现的。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针对“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1]这是为了排除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干扰。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明确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2]如果不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写毛泽东思想，或者写不好，那么，整个《决议》就不如不写。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外一件大事是指导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批判。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3]7月17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谈话时，批评电影《太阳和人》及其剧本《苦恋》；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4]

　　这阶段，资产阶级自由化初步滋长，领域相对狭小，主要表现在思想层面。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目的是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排除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干扰。

　　（二）中共十二大至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

　　这一阶段，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为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几个新特点。其一是针对自由化指向中国政治发展道路问题，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其二是比较系统地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问题。其三是鉴于中央领导层对自由化问题存在认识分歧，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升为全党统一的意志。这些措施使反对自由化有了法律、政策、思想和组织纪律依据。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这从宪法和制度上堵塞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发展道路。

　　1983年春天，理论界出现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新闻界提出所谓“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同时，在哲学等领域，都出现一股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倾向。针对这种趋势，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5]

　　1984年12月，在筹备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党内个别上层领导人主张，“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个不提”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对此，1985年，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危害及反对自由化的方式等问题。如9月18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6]

　　1986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针对个别领导人实际上主张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邓小平不得不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强调，搞自由化，就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要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7]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事关社会制度的重大方针和政策。

　　（三）1986年底学潮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

　　这一阶段，以1986年学潮为节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引发破坏社会秩序的政治事件。邓小平把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根据事物的性质来处理学潮事件。针对一般的学生闹事，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支持或者纵容自由化的领导人调整了工作职务；对鼓吹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做出开除党籍的组织处理。围绕自由化造成的思想、政治危害，比较系统地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的若干理论问题。

　　1986年12月中下旬，在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背景下，合肥、北京等地出现学潮。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要求“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这次学潮“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8]

　　根据邓小平这些讲话精神，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5月2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这样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政策、制度和思想依据。

　　1987年1月1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9]1987年夏天，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代表人物进行组织处理。

　　1987年，邓小平又多次发表谈话，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危害、原因、方法、时限等问题做出阐述，丰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问题。

　　（四）1989年政治风波及之后

　　1989年春夏之交，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分子，利用悼念胡耀邦的机会，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掀起一场政治风波。4月25日，邓小平同李鹏、杨尚昆谈话，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和制止这一场风波。他强调，“四个坚持”十分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反对精神污染，二十几天就丢掉了。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混乱。[10]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公布中共中央对事件性质的判断。6月4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

　　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指出这场动乱的性质是妄图颠覆党和国家。“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1]6月16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李鹏等人谈话时强调：“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12]

　　经过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和政治风波，邓小平特别强调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针对党在思想上的软弱状态，他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丰富和完善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

　　这一时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一，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转变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因此把反对自由化同反对和平演变结合起来。其二，鉴于中央个别领导人对自由化采取纵容态度，因此，把反对自由化同保持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坚定性、纯洁性结合起来，确保中央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其三，把反对自由化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起来，更加系统地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观点。

　　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及其危害

　　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由其本质决定的，也是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决定的。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动摇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

　　资产阶级自由化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13]指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邓小平指出，现阶段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是资本主义理想，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我们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14]

　　资产阶级自由化无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妄图抹煞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他们声称，“认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就可以全民所有，人人平等，皆大欢喜。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15]

　　资产阶级自由化丑化党的领导、攻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目的是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建立西方的政党制度。他们借“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声称党的改革，是“要实行多党政治”。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搞西方那一套。如果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16]

　　资产阶级自由化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西方政治制度。邓小平指出，1989年政治风波，“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7]旗帜鲜明地指明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对立。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政治基础。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18]

　　（二）资产阶级自由化妄图扭转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一直以来，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存在有两种评论，一种是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种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邓小平主张，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改革，是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私有制；改变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度和竞选制；改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代之以“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观念。按照这种方案，那将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19]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的改革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实行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允许个体经济、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企业的发展，但要始终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0]这些原则，都是判断经济改革和各项工作是非成败的标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仿照西方民主模式，搞多党竞选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效法西方民主模式。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21]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2]

　　（三）资产阶级自由化危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

　　从政治表现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出版非法刊物等形式，“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23]这实际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

　　从政治局势来说，搞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制那一套政治模式，将会破坏“文化大革命”后建立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也就无法领导人民搞建设。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人谈话时指出：“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24]

　　从社会后果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会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冲击。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就警告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25]1989年政治风波验证了这种警告。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强调：“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26]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警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27]因此，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稳定压倒一切，是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

　　（四）资产阶级自由化妨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人对西方各种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等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甚至一些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等文化产品也盲目输入。自由化代表人物声称，“资本主义的要点，就叫自由经济，自由生活，民主自由”；外国的“科技可以引进”，“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即便有污染，也要引进。这种盲目崇洋媚外的思想和作风，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维尼时说，改革开放带来坏的东西，会影响人民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所以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8]

　　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方式

　　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既有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有敌我矛盾的问题；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政治立场问题；既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问题，也有阶级斗争问题；既有不同政策的分歧问题，也有打击经济犯罪等问题。因此，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是复杂的政治艺术，考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

　　（一）按照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妥善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照什么性质来处理。按照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原则，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应该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处理；对于破坏经济、政治、社会秩序，触犯了法律的，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当自由化分子采取政治手段危及政权时，当用专政的方法来处理。

　　1.加强党对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旗帜鲜明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首先缘于党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软弱涣散。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提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9]

　　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经常遭到围攻的现象，邓小平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他认为，只要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种种问题就不难解决。

　　2.结合党和国家大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关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和原因时说：“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30]因此，他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用中国历史教育人民，教育青年，并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当然，党在思想战线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自由化思潮也就不可能一朝一夕消失。正因为此，加强党对思想战线上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时代的任务。

　　3.对于党内某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应做组织处理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提出：“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31]1987年1月13日，中央纪委发出《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同日，中共上海市委纪委开除上海作家协会理事王若望的党籍；17日，中共安徽省委纪委开除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的党籍；23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开除《人民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的党籍。

　　4.对于危及政权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敌对行为，采取专政的力量

　　对于触犯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个别自由化分子，要用法律制裁的方式来解决。打击犯罪分子，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动用专政的力量。邓小平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

　　群众。”[32]

　　当自由化分子制造动乱，威胁人民政权时，也要用专政的方式来处理。因为新兴的无产阶级政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邓小平指出：“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33]1989年邓小平在总结政治风波的教训时说：“这次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34]

　　5.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反对和平演变是一致的

　　邓小平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35]

　　（二）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存在反对自由化的问题

　　由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存和斗争将长期存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将长期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这些因素决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长期的历史任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究竟要搞多长时间，邓小平有过多次论述，有10年、20年的提法，有“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的提法，有“50~70年”的提法。不管哪种提法，基本精神是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都要反对自由化。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

　　奋斗。[36]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的，不能搞成政治运动。但最终能说服走自由化的人，要靠中国的发展。邓小平说：“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37]

　　（三）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方针

　　“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是相互关联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是在解放思想，批判“文革”及其理论错误时的一种反映。邓小平主张，在反对“左”的同时，也要反对右。

　　1.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基本方针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38]

　　2.对“左”和右做出比较明确的界定

　　邓小平说：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39]他还说，政治动乱就是右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3.“左”和右的错误可能互相转变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针对片面总结教训，只提反“左”不提反右的偏向，强调“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40]1957~1978年，中国吃亏都在“左”。而右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的忙，所以不能忽视右的干扰。

　　4.“左”的和右的错误都可能葬送社会主义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1]

　　5.反对“左”和右，要坚持两点论、也要坚持重点论

　　通过梳理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论述，一直贯穿这个理念。当“左”的思想倾向占据主导地位时，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指导思想上的主要任务。而当“右”的倾向危及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时，反“右”又成为主要任务。

　　（四）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键在于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特别是中央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中。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分析学潮时强调，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就如何反对自由化问题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42]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反对和平演变问题时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43]确保党和国家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远大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一直明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理论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表现等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化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没有因为自由化而再次发生重大动乱，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较好的稳定局面。这些成就都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重大历史命题分不开，显示了邓小平这个根本问题上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