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观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认真总结党以往探索中积累的思想观点和经验，对于我们充实和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我国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增长方式是典型的粗放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开始了扭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

　　一、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努力纠正“左”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实现经济发展道路的转轨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经济史新的一页。当时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国民经济，迅速推进工业化，发展经济，解决人民温饱，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然而，新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极度破败的国民经济体系。资本缺乏、科技水平低下，劳动力素质不高、管理水平落后，这些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禁运、敌对势力的战争威胁和行动，使得新中国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根据国际国内背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确定了“赶超式”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4~745页。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得不采用以数量规模扩张为主的典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从而使国民经济在整体结构上积累了许多问题。

　　1977年和1978年是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中国经济领域开始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同时受惯性推动继续追求过高的经济指标和超出国力的建设规模。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已经在经济方面积累了许多矛盾。1978年后经济工作出现的新“跃进”，使国民经济原本存在的重大比例失调问题更加严重。

　　面对严峻的国民经济形势，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在会上，邓小平说，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现在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引进计划也要大大缩小。人口增长要控制。陈云说，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调整的目的是要达到按比例前进。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要充分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随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铺开。邓小平及陈云进一步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邓小平强调：要尽早注意防治环境污染；工业产品要坚持质量第一，讲求经济效益；要重视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探索效益与速度相统一的发展道路。陈云强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或填平补齐，或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

　　随着调整的推进，党中央开始从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深刻反思和纠正以往“左”的错误。

　　1980年2月，国务院发出拟订长期规划的通知。3月和4月邓小平曾两次同起草小组的同志谈话，强调积累率不能太高，定在25%；能源、交通要先行；速度不要太快，定在7%至8%为好；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比较，从中选出花钱少、收效大的最优方案。过去不顾经济效果的毛病，一定要改。

　　5月，邓小平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日本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两点意见：一是最近几年不要追求速度，要集中力量打好基础，其中包括能源、交通运输、公用设施及教育等。二是应该提高煤、油价格，促进节约。邓小平认为，日本学者讲的两点意见，在编制长期计划时都要考虑。

　　12月，中央工作会议针对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总结了三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实行经济发展道路的转轨，即经济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设，多铺新摊子，大量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而是要走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社会生产的新路子。会议决定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比1980年削减40%，引进的22个项目大部分停建或缓建。这对国民经济来说是一次硬着陆。邓小平说，下决心这样做，表明我们真正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

　　总之，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从片面地追求数量、产值、不计成本，转到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上来，以探索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

　　二、围绕“六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推动经济建设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81年春，中央开始部署拟订“六五”计划。9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关于“六五”计划拟订情况汇报时强调，速度不能有水分，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陈云在发言中说，推行责任制，要搞平均先进定额；生产质量不能下降；单位成本只能降低，不能提高。水的问题、城市污染问题要摆到日程上来。

　　为进一步统一认识，确定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大的问题，10月，中央政治局连续三次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党组的汇报。

　　计委党组在汇报中说：过去我们长期对科技和社会的发展重视不够，对经济效果重视不够，对人口的控制、资源的合理利用、环境的保护和自然生态的平衡重视不够。其结果生产总值固然在一段时间内增长较快，但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有些资源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这些都反过来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包括这样一些主要目标和指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额，社会积累效果，城乡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平均寿命、就业率、就学率，主要科技领域的发展水平和科技应用的社会效果，森林、草原植被率，城市和江河的污染程度，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等等。

　　汇报明确指出，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要有大的转变：第一，把提高经济效率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要逐步地从以外延为主转为以内涵为主。生产、建设、流通等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求得尽可能多的产出。要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特别是要珍惜每一寸土地，注意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第二，要围绕发展消费品生产来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使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整个社会生产持续稳定地增长。第三，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更大范围地通过国际市场的交换，积极有效地利用国外资金，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国家计委的汇报，得到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肯定。邓小平表示：“六五”计划要按照计委汇报的本子定下来。这次会议为“六五”计划的拟订和实施定了调，也初步确定了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的新思路。这条思路在11月30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充实。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为此，要坚持十条经济工作方针：（1）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2）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3）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4）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5）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的改组。（6）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7）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8）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9）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10）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这十条方针不仅“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的经验积累，特别是近三年来的经验积累”。“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3、942页。，这十条方针的落实都将有益于这个核心问题的解决。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了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和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提出在“六五”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改组和联合，有重点地开展企业的技术改造，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必须在能源、交通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基本建设，和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的“攻关”。

　　11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六五”计划。“六五”计划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计划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计划首次把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发展通盘结合起来考虑，强调经济与社会共同协调发展。第二，强调提高经济效益是计划的中心任务，一切经济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这标志着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从以提高速度为中心向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根本转变。这个转变也表现出，党通过历史经验总结和改革开放，视野开阔了，在发展理念上有了新的进步。

　　为实现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切实保证重点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按计划完成。二是坚决调整和全面整顿现有企业，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三是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四是积极稳妥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此后，党中央、国务院在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证能源、交通为中心的国家重点建设方面；在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方面；在有重点、有步骤推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加速企业技术进步方面；在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方面；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逐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方面；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使探索国民经济发展新路子的主要思路成为具体实践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坚定不移地落实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针，使“六五”时期所规定的绝大部分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提前或超额完成，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三、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85年1月，国务院决定，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一决策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多层次、逐步推进的新格局，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在大发展中，地方为追求快速发展，提前翻番，大上基本建设，又一次出现了建设速度过快和规模过大的现象，促使货币过量发行，增加了经济不稳定的隐患。

　　为了控制基建规模和发展速度，党中央在1985年2月、4月、6月、9月，连续召开四次省长会议，希望从中央、国务院到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把大上基本建设的兴趣转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积极增强出口创汇能力两个方面来。这两点思路充分体现在9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

　　《建议》要求，“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在经济建设总体布局上要认真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二是坚决把建设重点切实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三是正确处理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布局的合理化。要进一步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把促进科技进步这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任务真正放到战略地位上来。必须按照“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七五”期间，对外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要起到充分带动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建议》要求，必须在出口商品的构成、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出口商品的生产布局这三个方面，采取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和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战略。在出口商品构成方面，逐步实现两个转变：由主要出口原料性的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转变，由主要出口粗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精加工制成品转变。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要积极开辟新市场，逐步建立和健全在国外的推销系统和服务网络。在出口商品的生产布局方面，要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和其他有条件地区的优势，建立各种不同类型的出口产品基地，逐步完善出口生产体系。“七五”期间，劳务出口、对外承包工程、旅游业等事业，也要有较大的发展，以大力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七五”计划在整个经济发展设想中，体现了要走一条提高经济效益、质量和速度相统一的新思路。

　　1986年3月，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应该解决好的六个问题：第一，必须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地位；第二，必须按照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第三，必须把消费的增长切实建立在生产发展可能的基础之上；第四，必须努力做到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基本平衡；第五，必须继续防止盲目追求过高增长速度的倾向；第六，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六个方面仍是党在以往历史经验反思基础上，对健康、高效推动经济建设的基本认识。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论述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我国正处在“三步走”总体战略部署的第二步。实现第二步奋斗目标，有很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困难和矛盾，焦点是经济活动效益太低。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对经济增长方式提出转型要求。

　　如何实现这样的转变呢？报告提出必须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第二，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中，尤其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第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除上述三点外，报告还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要把发展和改革、计划和市场、宏观管理和微观搞活结合起来，并在计划工作上走出一条新路子。要依靠国家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并运用价格、财政、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来进行干预和调节，以改革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创造较好的经济环境。二是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十三大报告中的上述方针和政策表明，党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987年11月3日，姚依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党的十三大把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作为经济发展战略明确了下来。

　　党的十三大后，为努力实现“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的战略设想，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主要有：第一，落实“863计划”，实施“火炬计划”，创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下大力气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把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第二，深化以企业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企业改革。第三，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高度重视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从总体上看，“要实现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逐步由粗放经营转到集约经营的轨道上来，必须大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不断加强科学管理”《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的战略思路在党和国家的经济工作方针中是日益明确了。

　　另外，在党的十三大后，国务院确定并实施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是靠政策、靠好的机制、靠“两头在外”的优势，进行自我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带动、帮助了内地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基本是粗放式的，在一个时期中国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加工厂”。但这种增长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对中国经济的腾飞是必需的，为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稳定全国经济做出了贡献。

　　“七五”计划的前三年发展很快，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隐患。突出表现在，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社会集团购买力和个人消费增长过快，逐步导致货币过量发行、财政支出膨胀，通货膨胀明显加剧、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和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的出现。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做出治理整顿的决策。经济建设速度规模的再度调整，从客观上为我们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机遇。因为在治理整顿中，“在压缩建设规模、投入相对减少的情况下，要使生产发展，增加有效供给，也必须依赖企业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减少消耗，走挖掘潜力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07页。，“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351页。。

　　为了把大家的注意力从盲目追求和攀比产值增长速度，引导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国务院决定从1989年起，由国家统计局按月公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八项重要经济指标，其中包括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销售利税率、工业资金利税率、工业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工业能源消耗综合降低率等经济效益指标。考核经济发展效益新指标的拟订，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虽然在党的文件中，还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概念、更没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概念，但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引领下，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已有了明显变化：重速度、轻效益的“赶超战略”，开始向在重视效益的前提下使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战略转变；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开始向有重点的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依靠增加投入增产的、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战略，开始向依靠投入产出率提高、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战略转变；自给自足的封闭半封闭型经济，开始向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转变。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在吸取以往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坚定地走提高经济效益的新路子，为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了一个好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