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群众路线包含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等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命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仍然始终坚持贯彻、实施群众路线，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

　　第一，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毛泽东总是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提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新内容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指明了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关键。他还提出了贯彻实施的具体意见：“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5页。他还说：“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毛泽东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页。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六项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新中国建立以后，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即做出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

　　从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新情况出发，毛泽东对在城市工作中怎样贯彻群众路线做出具体明确的阐述。针对干部中在城市工作中应该依靠谁的问题上存在的糊涂思想，毛泽东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他强调要“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133页。同时，他又“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指明一个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是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武器之一；强调在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不要摆官僚架子。”《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这就根据新形势下新任务的需要扩大了“依靠群众”的内涵。在指导铁路工作时，毛泽东更明确指出“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的范围不仅包括“工程师”这样的“内行的人们”，而且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在内。他说，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毛泽东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4页。

　　在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时，毛泽东把实行群众路线放到第一重要的位置，把是否动员了群众，是否发动了群众，作为衡量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标尺。

　　对于土地改革工作,毛泽东指出：“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他指出，土改第一阶段是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镇压反革命等各项斗争。《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衡量土改成功与否，看农民群众是否高兴。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地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的手里，那就很好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正确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1951年夏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更把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在领导开展“三反”运动时，毛泽东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毛泽东十分强调走群众路线。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依靠群众做好一切工作。要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对强迫命令。”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他期待通过这次教育运动，“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294页。在领导运动中，毛泽东十分注意推广发动群众搞好运动的经验。

　　遗憾的是，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社教运动步入“左”倾的邪路。以后更发展为“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由于根本上走偏了方向，群众路线没有同民主与法制相结合,而是同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成为制造内乱、带来灾难的破坏力量。历史的经验说明，贯彻实施群众路线，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二，坚持不懈地反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恶劣作风，提倡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提倡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在领导开展“三反”运动时，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办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毛泽东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3~744页。

　　他反复揭露脱离群众的种种恶劣作风，指出：

　　——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3页。

　　——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粮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毛泽东指出这是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问题，并从辩证法的高度分析其原因。毛泽东提倡“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后来，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群众路线的方法贯通起来，指出：“我们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毛泽东从思想方法上提出要掌握“两分法”的要求，他说：“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和缺点、真理和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但是，许多人“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页。

　　在行动上，毛泽东以身作则，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还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毛泽东还对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他在1961年六月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自我批评，表示了不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毛泽东要求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他指出，这个方法就是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又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毛泽东要求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打掉官风，平等待人。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他批评有些干部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他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他深刻地指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要失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在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方面，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示范。

　　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制宪。为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于1953年12月下旬带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离开北京到达杭州，于1954年2月中旬写出初稿。以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又征求法律、语言等专家的意见，至3月9日写成宪法草案四读稿。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3月中旬连续开会讨论，并决定扩大范围讨论修改后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此后，宪法草案通过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于6月14日经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全国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的大讨论，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后，毛泽东于9月8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作最后讨论修改。接着，又经9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临时会议审议，这才递交1954年9月15日开幕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9月20日,经全体代表无记名投票，获得全票（1197票）通过。可见，“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再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或《六十条》）。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6页。

　　为战胜20世纪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1961年初，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思想年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06、907页。会后，他即亲自组织和率领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三北”（西北、东北、华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得到充实和提高。毛泽东又对与会同志说：现在有了初步的调查成果了。从群众中来，根据群众的意见搞了这么个东西。现在还需要到群众中去。把《六十条》草案带回去，每个省、地区都到生产队去征求农民的意见。此后，毛泽东又于1961年5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汇总大家对《六十条》的意见，进行讨论、修改,把《六十条》草案中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了：一个是三分供给，不再保留，分配完全按劳；一个是公共食堂，解散。

　　毛泽东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创造了走群众路线的范例。在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带动下，1961年制定了《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商业四十条》，和中学、小学的工作条例以及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等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这些条例指导下，各方面工作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胜利地度过了严重困难时期，并产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

　　第三，作出规定，建立制度，是保证群众路线贯彻实施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脱离群众的泥坑里去的话，就更加要充分注意执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为此，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毛泽东领导建立了哪些制度，做出哪些规定，采取了哪些措施呢？约略说来，有以下七项。

　　一、建立监督机制。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执政的党和政府，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全面接受群众监督。没有群众监督，“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8页。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群众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都提出了意见，做出了规定，建立了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即成立了中央纪委和县、团以上各级纪委。毛泽东反复强调加强纪检工作，向违法乱纪行为做斗争，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以纪律检查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机制。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特别强调宣传和贯彻执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群众路线，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毛泽东在对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中提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并加写道：“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

　　群众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人民来信。早在1951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1953年1月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本人非常重视对群众来信的处理。1956年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他同外国朋友说过，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1963年12月13日，毛泽东读到内刊《群众反映》上登载的《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即给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写“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等批语。并说“此是一件大事”，要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阅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439页。

　　毛泽东认为，运用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也是重要手段。1950年4月19日，党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阅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在我们党执政的新形势下，“如果……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205页。此后，毛泽东对舆论监督一直抓住不放。1954年4月，他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好、管，就是要开展批评，不要害怕批评，压制批评；要开展得好，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党委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1957年3月，毛泽东同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指出：报纸的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还具体指明群众来信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除了加强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以外，毛泽东还十分重视民主党派的监督。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论述了“党和非党的关系”，确定处理党和非党关系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毛泽东指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5页。

　　二、下厂下乡，调查研究。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讲话，强调：“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他提出：“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争取百分之七十下厂下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提出：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毛泽东在与一位省委书记的通信中甚至说：“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干部下乡下厂，与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一时风尚。

　　三、蹲点。毛泽东指出，要弄清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他肯定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两个半月后写的报告,对许多干部没有下去蹲点和蹲点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260页。他期待在省委书记带动下，调查研究形成风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四、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在1957年4月为中央写的指示信中写道：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个指示，并随即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把鞍钢经验称为“鞍钢宪法”，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96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规定人民公社各级干部都必须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并具体规定公社一级的干部，全年不能少于六十天；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一律不脱离生产，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他们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一般地不能超过全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二。

　　1963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重拟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在为转发这件材料作的指示中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266页。1963年5月9日，毛泽东为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批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极端重大的问题”，要求对这个问题在年内讨论几次，并“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党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293页。

　　五、整风。在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已指出：“整风。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在1957年春部署整风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多次论述整风的意义、目的和方法。他在1957年3月一次谈话时说：“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开展。”“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他们总是觉得六亿人口太多了；整官僚主义，多得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他又指出：“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他说：为了把几亿人口的中国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275页。会后，毛泽东即南下宣传贯彻会议精神。3月18日、20日先后在济南和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讲话，指出“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286页。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强调：“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六、树立先进典型。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表彰劳动模范464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一起举行，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毛泽东在1951年1月5日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4页。

　　在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工农业战线涌现了孟泰、王崇伦、郝建秀、李顺达、陈永康等模范，科技战线表彰了钱学森、李四光等专家。60年代，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写诗颂“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还树立铁人王进喜、县委书记焦裕禄等典型，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活动，激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七、反对特殊化。在《人民公社六十条》中规定：“人民公社各级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同群众同甘共苦。不许利用职权，使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享受特殊待遇，多记工分，多吃多占。不许另设小灶。反对特殊化。”“人民公社各级工作人员的任免和奖惩，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不许任用私人，徇私舞弊。”在干部子女教育问题上,容易发生特殊化。毛泽东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指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60年代中央开会，会上喝茶，个人付钱。在茶杯下压两角钱，成为一种习惯。

　　应该看到，群众路线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民主作风、民主集中制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密切相连。毛泽东建国以来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为全党指出了方向和路径，做出了示范和榜样。我们一定要走毛泽东开创与拓展的群众路线，和广大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实现复兴中华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