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大量历史事例证明，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容易腐败，没有监督的政权最容易变质，没有监督的政党最容易垮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为了适应这个变化，为了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为了继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毛泽东对如何监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一、完善执政党监督的各项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和国家各项制度的建立。在领导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他强调宪法是总章程和根本大法，必须要用宪法“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对于执政党来说，同样要有一个章程，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从而使执政党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被监督的位置，也使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清楚地知道怎样去监督执政党。1956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特别补充写道：“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可见，毛泽东对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发挥制度在执政党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是有着深刻见解的。

　　建立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是毛泽东完善执政党监督制度的充分体现。1949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随后，从中央到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成立，为从制度上监督执政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提供了载体。此后，为了更加有效地向党内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加强纪律检查工作。195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关系问题的指示》，规定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各级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直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与此同时，上下级纪委之间又有工作、业务上的指导关系。这就为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据此成立的中央到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打击与惩治违法违纪行为和各种腐败现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还提议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形成定期召开代表会议的习惯，以保证和发展党内民主生活。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就八大修改党章问题指出，“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保证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加强对执政党及其党员干部的监督。

　　实践证明，能否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包括纪律检查在内的监督制度，对于执政党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此，邓小平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强调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所以，“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据此，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通过恢复成立中纪委等手段强化监督体制，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从而使执政党建设走上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轨道。显然，这些都是对毛泽东关于完善执政党监督制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执政党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仅认同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而且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努力造福人民为执政目标。这就必然要求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执政党，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防止执政党贪污腐化。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让人民群众监督苏维埃的重要性。1933年10月，毛泽东与项英等人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鲜明地写道：“全体选民同志都应该起来注意，监督苏维埃人员不使有官僚主义分子存在”，并在选举中把旧有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洗刷出去。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次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并强调“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既是苏维埃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苏维埃政权赢得人民支持的根源。

　　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人民监督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1945年7月，毛泽东与到访的褚辅成、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深入交谈。黄炎培对毛泽东说，他所亲眼看到的兴衰更替，“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对此，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5~746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让人民来监督党和政府。他认为，党执政之后，革命者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8页。为此，毛泽东要求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接受群众监督。他反复强调，共产党的权力，是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新党章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并针对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情况，在总纲里强调“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还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318页。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88页。。

　　可见，毛泽东不仅认为权力源于人民，而且认为权力必须为人民所用。为了使人民监督落到实处，他提出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群众管理形式，同时还提出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又如，他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人民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对人民来信必须重视，“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页。

　　对于那种不接受群众监督、不让群众反映意见的恶劣作风，毛泽东给予严厉的批评。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同志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291页。他还说，有些同志害怕群众提出不同意见，乃至“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不仅要求接受群众监督，而且充分考虑到保护群众监督的安全性。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强调，一方面要说服群众，在批评党员干部中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方式，避免粗暴行动。另一方面要对党员干部提出保证，不对群众采取报复。“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2页。

　　三、加强执政党的党内监督

　　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要求党员必须受到党内的监督。1937年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进一步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党内监督的作用。1953年8月，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为了加强党内监督，毛泽东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上升到事关国家性质的高度。他指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

　　为了加强党内监督，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党的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依靠集体的经验和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才能保证党的团结一致。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宣传部起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的最高组织原则”，“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30页。

　　此外，毛泽东认为党内同志之间要互相监督，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他多次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不是慢慢地进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406页。

　　为了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同时，党章还具体规定指出：“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不难看出，这既体现了发挥党内民主与加强党内监督的密切联系，也反映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四、接受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党制”，而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多党合作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党际关系，以及党外政治力量对执政党的监督方式，都与西方国家两党制、多党制的竞争性监督有着本质的不同。对此，毛泽东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反复强调要接受民主党派监督。

　　早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发挥民主人士的监督作用。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有毛病，也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1942年3月，他又专门阐释了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指出：“为了认真地彻底地纠正各种不良现象，改造党的作风，必须在党内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的斗争，在一切地方与一切部门中展开自我批评，并将这种自我批评公开于党外人员之前，毫不姑息，毫不掩饰，以收彻底揭发与彻底纠正之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7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表示要继续接受民主党派监督。1948年1月，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全国胜利以后绝不能“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6页。1949年3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更是明确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正确认识，采取了与苏联不同的政党制度，“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并认为“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指出：各党派互相监督“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始终是真诚地希望得到党外监督的，并希望借此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对此，1957年4月，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分析指出：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一些人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当然，共产党员首先要党的监督，可是整个党的工作，也还要其他党派来监督。同样，每个党员也要其他民主党派监督。因为，多一个监督，做起事来总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351页。他还强调，共产党是执政党，互相监督应该首先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

　　五、支持新闻舆论监督执政党

　　舆论监督是运用新闻传媒帮助群众了解各项党政事务，并运用舆论力量促使党政干部遵法守纪、为人民服务的一种社会行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一贯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积极作用。他认为，新闻媒体是让群众了解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渠道。1948年4月，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在党的监督工作上，毛泽东同样将新闻媒体视为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1950年4月，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强调指出：“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如果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1953年1月，毛泽东又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再次指出：“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不同意见，报馆可以和他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就舆论监督的具体开展，毛泽东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54年4月，他指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这三字方针，不仅说明了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的监督，而且基于这一点指出了有效地开展舆论监督的政策措施，有利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切实发挥舆论监督执政党的作用。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执政党监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执政党监督体系建设思想，并在实践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正如邓小平在1957年所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尽管后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错误，导致毛泽东关于执政党监督的思想未能坚持下去，有些还没有得以实行，但是这些思想的价值不容抹杀。重温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于我们今天从各方面加强对党的监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