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我们评价和纪念毛泽东，离不开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个划时代文献，奠定了全党全国对毛泽东评价的重要原则和坚实基础。经过30多年的风云变幻，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历史决议》提出的原则和判断，像邓小平当时所讲，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是推不倒、站得住脚的。

　　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当年10月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做一个讲话，对新中国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一个总结性评价。任务落在了“党内一支笔”的胡乔木肩上，他带领十几个人先后起草了将近20稿，两次发给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老同志及民主党人士，还有各省市区负责同志讨论，参加的总共有将近四千人。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党的又一次大规模民主讨论活动。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得到了全党全国的初步认同。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和党内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个讲话又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尝试和准备。讲话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任何直接点名批评，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语的办法。胡乔木对此作了说明：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30年做全面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通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的讨论，做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因此，国庆讲话以后，全党全国希望进一步做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中央水到渠成地做出了决策。

　　1979年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前毛家湾1号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与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央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就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宣布，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邓力群负责组织和交流工作。他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起草小组开始在西城区毛家湾工作，后来搬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度还去过玉泉山。小组成员有袁木、龚育之、郑必坚、卢之超、郑惠、邵华泽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理论和党史专家。

　　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根据胡乔木的设计，1980年2月，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份提纲。设想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第四部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重点。邓小平看了提纲，3月19日第一次找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起草提纲。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第二条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4月1日，邓小平再次找他们谈话，补充指出两条：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以后起草的过程证明，邓小平一开始就抓住了《历史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而且预见性地指出了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看了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他强调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晚年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他还说，单单讲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7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胡乔木对起草中没有实现邓小平的要求，即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出完整准确的解释，统一全党的思想，作了自我批评。随后起草小组开了三天座谈会，胡乔木作了八次讲话。他给毛泽东思想总结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依靠群众，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当时，有传言说，这个历史决议只是暂时维护团结用的，将来要翻案，要全面否定毛泽东。8月10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邓力群两人谈话说：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功过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事实，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误，太明显了，但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邓小平还说，错误不只是主席一个人有。五七年反右，我就是个积极分子。“大跃进”，总理、少奇我们这些人也发热嘛，也相信亩产多少多少斤。现在宣传总理、少奇有神化的现象，我们不能宣传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9月10日，起草小组写出了第二稿，采取了主要讲正确方面的写法，大大加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分量，起点得到了提高。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再次修改后，10月作为第三稿提交党内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参加的有省军级以上干部，老同志，党内有思考见解的专家。大体上分为四个大组：中直机关，大约350人，分8个小组。国家机关，大约450人，分16个小组。军队系统，大约400人，分11个小组。地方，大约3000人，每个省区一个小组。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大约1600人，也参加了讨论。实际总数大约在5500人以上。参加讨论的老同志，有王震、薄一波、谭震林、李维汉、陆定一、刘澜涛、李井泉、韩先楚、陈锡联、黄火青等大约40多人。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进行了一个多月；随时集中反映有代表性的意见，写出各期简报上报中央，大约写出1000多期。起草小组先分散在北京各组听取意见，然后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

　　这是党内规模空前的一次民主大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出现了热烈的议论和争论，焦点集中在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不久，不少遭受打击和冲击的人的感情偏激，把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联系起来。加上还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料和研究论著，对过去的许多事件真相并不十分清楚，有些未经核实的传闻在会上散布后，也激起了不少情绪化的发言。因此，出现了一些对毛泽东严厉批判甚至否定的言论。

　　大多数人不同意这样的言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许多老同志以亲身经历说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无人可比的。在党的历史上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李维汉说，是谁第一个发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谁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是谁第一个打起了井冈山的红旗？是谁同教条主义斗争，创造性地把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只能是毛泽东！何长工说，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顶住了斯大林的压力，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傅钟说，西安事变和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形势错综复杂，都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主张。阳翰笙说，有些人只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忘记了毛泽东率领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动摇。曾经被毛泽东错误定为“反党集团”蒙受长期打击的黄克诚，专门就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写了一篇文章，真诚地阐述自己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在讨论中产生了很好影响。

　　有人用极为偏激和武断之语攻击毛泽东。更多的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不同意把偏激看法写进决议。林默涵、赵易亚等认为犯错误是制度不健全及其他问题造成的……要从大局出发，避免把精力引到枝节上去。

　　还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不是科学理论体系，不应当再提。如果把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等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在逻辑上讲不通。胡绩伟建议，十二大修改党章时，应该把毛泽东思想去掉，因为八大党章就没有提毛泽东思想。王若水说，如果我们开了这样一个先例，正确的算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就不算，那对其他人可不可以这样？

　　大多数人同意提毛泽东思想。有人从科学发展史上专门做了解释：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也算作毛泽东思想呢？这些同志不了解，在科学发展史上，凡是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理论”、“主义”、“定律”、“学说”，都指的是他对某一科学的新贡献、新创造，不包括他的其他思想和言论。达尔文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不包括达尔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个人言行，就是他们的著作，也不一定都代表他们的主义和学说。王观澜说，说毛泽东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是不矛盾的，是实事求是的，区别开来很有必要。

　　起草小组成员在听取中对一些史实进行了澄清说明。如一位文化界的老同志质疑说：毛泽东取得领导权后，张闻天在延安时期为什么被撤销总书记职务，是不是“非法”？胡乔木特地查阅了研究文章，给他写信说明：1937年1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不再设总书记，由张闻天、毛泽东等数位同志组成书记处书记领导。胡乔木并为此事问了陈云，陈云也说这一段时期没有明确的总书记职务和名义，1941年后张闻天不再召集书记处会议，并不是到那时才不担任总书记。

　　讨论中的一些错误言论虽然是极少数，但言辞激烈，慷慨激昂，影响很大。

　　由于对前述问题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因此讨论中周扬、贺敬之、赵守一等不少同志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提出是否暂时不做这个决议了。理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写不写毛泽东思想，认识不统一，粉碎“四人帮”才两年，离六中全会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时间紧迫，也不能做一个妥协的混合物；担心仓促中做不好决议，引起争论，影响今后的建设，不如留待十二大以后去做。李一氓、焦若愚等认为，如果达不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决议可以暂时不对毛主席评价，只对“文化大革命”做出结论。黄华、冯文彬等人则认为，这个稿子已经很好，决议不能再拖了，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不分清是非，就不能领导人民完成建设“四个现代化”任务；不拿出决议，国际上也会众说纷纭；而且，老一辈革命家还健在的时候，做这个决议最有利。他们转述叶剑英的话说：要抓紧啊，老同志一天比一天少了，要有紧迫感。

　　邓小平看了部分简报，敏锐地发现了讨论中的偏向。还在讨论中的10月25日，他立即找胡乔木等谈话，首先肯定了讨论中好的意见说：“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然后严肃、尖锐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301、302页。

　　邓小平现身说法地指出，不能光以个人恩怨，把错误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下放，遭到批斗，身心都受到折磨，弟弟含冤去世，长子致残，他曾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所以，邓小平尽释前嫌，以博大的胸怀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肯定毛泽东，是有资格的，是令人心服口服的。

　　与此同时，陈云也发现讨论中出现了较大偏差。11月上旬，他两次找胡乔木谈话，针对讨论中一些人专攻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责任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总之，党内状况的形成，不是一个人，是个复杂的过程。他的话，着重点明了责任问题，成为邓小平讲话的重要补充：毛泽东犯错误，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前期不敢指出和批评，甚至迎合他，造成后来错误难以纠正的局势，也是有相当大责任的。陈云长期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人，曾经几次出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挽救危局，他说这些话也有资格、有分量，同样是令人心服口服的。

　　四千人讨论的后期，胡乔木总结了讨论中的十八条意见进行说明，同时，安排改写第四稿。由于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疲劳之中，他终于病倒，在陈云一天三次催促下，才住院治疗休息。胡乔木住院时期，五次从医院出来同起草小组谈修改问题，他要求大家不要怕压力，不要受讨论中一些消极意见的影响。他说：这次稿子，吸收了好的意见，也受了消极影响，把反面的东西突出的有点过分，似乎把错误讲得慷慨激昂就是实事求是。现在的写法，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似乎我们就是在那里搞斗争、反右倾，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应该把这十年的建设成就写出来，说明我们现在赖以前进的基础主要是那十年搞起来的。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错误，胡乔木说，毛主席要负重要责任，但不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党内有一股空气，似乎别人的错误可以放过，毛泽东的错误不能放过。研究党史也有一种倾向，就是要翻案，把毛主席的历史作用推翻，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1981年2月，起草小组写出第五稿。调子有所提高，删去了“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等说法。

　　邓小平看了后，3月9日在谈话中再次重申：千万注意，不要把三十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如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就会是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痛恨我们的决议、痛恨我们写决议的人。3月18日，他再次坚定地指出：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肯不写。这是中心，是关键。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既写透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性质，又肯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个难题。毕竟毛泽东从1957年开始就不断犯错误，直到去世前夕还在坚持他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正像胡乔木当时所说，压力很大，总感觉这样兜圈子兜不出去。这时，胡乔木已经去外地养病，接替他主持起草的胡耀邦提出一个新方案，写个简单的稿子，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不算细账。但是，这也不像一个历史决议了。胡乔木表示不同意，邓小平也支持胡乔木的意见。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3月23日，邓小平去医院看望陈云，在谈话中，陈云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60年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使邓小平长久思考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他高兴地对邓力群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邓力群去见陈云，陈云在四次谈话中更加详细地说了他的看法，还回顾了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整风等重大关头上毛泽东的正确决断。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胡乔木立即从外地赶回北京，在第六稿基础上按照陈云的意见组织修改。3月底，拿出了第七稿。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新中国成立前二十八年党的历史部分。1981年4月初，第七稿送党内彭真、徐向前、邓颖超等几十位老同志审阅，大家普遍肯定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为比较恰当。但是仍有个别同志坚持自己在四千人讨论时提的不正确意见。4月7日，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说：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他不为所动地说：有的同志不高兴，想不通，对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

　　为了说明合法性的问题，胡乔木专门查阅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时周恩来关于出席人数合乎程序要求的说明。邓小平根据这个资料具体地解释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邓小平的决心使《历史决议》的起草最后圆满地解决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关键问题，从面貌一新的第七稿开始，进入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胡乔木抱病修改了十天，又因为胆囊炎再次病倒住院。在医院中他忍着剧痛坚持对稿子再修改了一遍。邓小平看过后，又提了些意见，要求尽快改好。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参加的有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一批老同志及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分为五个组讨论第七稿。邓小平在开幕会上讲话，他感慨地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一九八○年十月四千人讨论，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修改，反复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邓小平满意地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稿子是个好稿子。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会议经过十天讨论，充分肯定了这个决议稿。此后，又修改出第八稿和第九稿，决定提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从6月中旬开始，第九稿提交出席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讨论，同时也向四千人讨论中的一千人及民主党派征求了意见。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第二个《历史决议》。

　　历史翻过了30多年，我们看到，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仍然是正确的。正是邓小平、陈云在关键时刻，带领全党，既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又坚持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们的坚定态度和巨大贡献，已经载入史册。邓小平在通过《历史决议》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掷地有声的讲话，言犹在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