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理论的解读，也有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借鉴反思，更多的是在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理论提炼和思想升华。这些认识既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成绩的重要理论支撑，也是导致挫折和失误的重要理论渊薮。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理论探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局限，很多正确的认识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爆发被误读，甚至被他本人抛弃，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许多思想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又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渊源。

　　一、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

　　1952年9月，毛泽东曾设想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在中国有可能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问题。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毛泽东通过“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建设社会主义做了热火朝天的试验。随着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推进，尤其是遭遇到重大失误和挫折之后，毛泽东对这一重大问题又做出了更为理性的探讨。

　　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不仅自己纠正了以往的认识，而且还在多个场合批评了急于求成的简单化倾向和机械教条的本本主义倾向。“他们误认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72页。以致很多地方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平均主义做法，引起了同农民关系的紧张。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毛泽东基本上赞同斯大林提出的三个标准，但同时又认为这些标准不具体，尤其是没有对实现这些标准的办法和形式做出富有操作性的规定。“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1997年版，第77页。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思索和斟酌反映出他在社会主义这一理论问题上所费的心血。尽管毛泽东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也已经反映出了他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事实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毛泽东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职务的重要原因。参见《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8日。

　　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7月还做了比较乐观的估计：“只有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9~550页。这是导致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的理论根源，事实上毛泽东更侧重于将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形式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中国也制定了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实现国家工业化、彻底解决衣食住问题、实现6小时工作制、普及中等教育、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及人民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这一标准很容易将生产力排斥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据此，毛泽东的探讨是试图通过人民公社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1997年版，第66页。不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等重大挫折，毛泽东在数年之中又作了大量的思考，随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系认识的逐渐深刻，他的社会主义设想也不断得到校正和丰富。

　　1960年毛泽东在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谈到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传》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6页。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回忆1960年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时又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302页。“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毛泽东从总结“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教训中认识到建成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也认识到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客观性。

　　二、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的发展动力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毛泽东在1937年8月为克服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矛盾论》中作了系统的阐述。本来已经解决的问题，但却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遇到了新情况：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不存在矛盾？若存在，这些矛盾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成为困扰着人们的一大难题。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看待矛盾的历史作用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毛泽东的认识既有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探讨，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说：“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的发展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1997年版，第273页。这一认识是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认识规律出发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性探索。1959年12月，毛泽东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总结出了生产关系要先于生产力变革的规律性认识。他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1997年版，第170页。不久，毛泽东将这一认识上升为普遍规律：“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1997年版，第571页。。

　　1959年毛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94页。在毛泽东看来，当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候，对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说：“所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生产力的性质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上一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1997年版，第172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断解决。某一种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过一个时候就不适合了……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他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1997年版，第216页。具体到生产关系的调整，1961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指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毛泽东传》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2页。毛泽东也坦言他本人注意到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也即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存在着许多的盲目性，生产力的重要性没有被提到应有的位置上固定下来。毛泽东提出的“需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16、917页。，确实是遭遇到重大挫折之后的痛定思痛之论。毛泽东开始尝试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是他研究的突破口。

　　三、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问题，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人们并没有弄清楚，以致随着人民公社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出现了违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做法，其中以“一平二调”和“共产风”最为典型。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批评，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谈到了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1997年版，第40页。毛泽东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指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1997年版，第40页。毛泽东在这里紧密地将理论与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有力地批评了将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本质的教条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从中国国情出发估计了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位置，阐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性。

　　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探索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认识，花费的时间更长，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渗入，又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问题，进而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44页。近三十年的理论探索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毛泽东最初探索的难能可贵。应该说这一理论认识是正确的，但又是初步的，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广泛的共识，抑或者说是超出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

　　四、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十年总结》的报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年过程作了总结《毛泽东传》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7页。。对“大跃进”中炼钢指标的认识，毛泽东指出：“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〇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十年总结》，《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在毛泽东看来，这种盲目性仍然与没做好计划有着必然的联系。毛泽东还对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基本估计：“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十年总结》，《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这个盲目性并不仅仅是有无计划的问题，而且还是计划符不符合国情、具有不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毛泽东从认识论的高度看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具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通过调查研究不断认识规律、接近真理的可能性，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还对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对苏联计划工作做了反思。在毛泽东看来，恩格斯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是可能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的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92页。。毛泽东的这句话既反映了他对“计划”作用的认识与定位，又反映了对国民经济各要素比例关系的认识。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的思想是正确的，但苏联的计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国民经济发展法则，毛泽东在心里面是打了问号的。他指出：“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们就吃了这个亏。为什么他们不两条腿走路？为什么他们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意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1997年版，第32页。“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92页。1961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会议上强调：“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毛泽东传》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4页。对比中苏两国在发展国民经济时所掌握的平衡规律，毛泽东对计划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当然认识到计划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就能做到掌握好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谈到了平衡问题：“大跃进的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事实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实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4页。

　　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异常复杂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度可想而知，可以说就是在黑夜中摸索着前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共和国的创建和建设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毛泽东和陈云所感受到的“很大的压力”，对于我们理解1958年的“大跃进”具有耐人寻味的启示，“左”倾错误思潮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泛滥也绝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导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有着比较深厚的社会土壤和群众基础。因此，这在客观上要求共和国史研究者对历史的研究和评价应该持一种辨证、客观的态度。

　　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从局限性和失误教训的角度阐述居多，甚至认为毛泽东的探索在遭受到重大挫折之后，陷于空想。这是一种值得具体分析的观点，并不能代替从正面发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是得失两存之，所以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也是正确与失误同在，成绩与错误并存。这一探索所具有的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的探索，确实为后人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梁柱：《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既来源于本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有来自于对他国经验与教训的批判吸收与借鉴，更是以这两类认识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照、凝练和升华所得。它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对于深刻理解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另一方面又直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