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友好国家”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第一次定位：1992年12月中俄签订《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1992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宣布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随后中俄在科技、文化、经贸领域签署了进行合作的24个文件，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增加了实质性内容，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础，实现了中俄关系上的第一次定位。1992年《联合声明》类似于一个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尊重各自对国内发展道路的选择，排除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不参加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等内容是中俄“友好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

　　针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东剧变引发的动荡局势，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十六字方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中国以谨慎地态度审视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局势与新生的国家。尽管中俄迅速完成了建交，但两国针对彼此的外交方针与战略尚处于酝酿阶段。相互视为友好国家，首先使中俄摆脱了苏东剧变后中俄两国关系的不明朗状态。友好国家关系的确定，首先作为一个互不侵犯的承诺，为中俄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重要前提。其次，加强了两国各领域，尤其是政治上的沟通，1993年中俄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俄罗斯方面派出10多个政府和高级专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方面有15个政府机构领导人和专家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中俄两国国家首脑、政府总理、外交部长等高级别会晤与互访相继展开，推动了发展健康、友好的国家关系的共识的形成。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充分肯定、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存在巨大差异基础上开展睦邻友好的共识，也成为指导90年代以来中俄关系继续前进的重要基础。对于新独立的俄罗斯，中国采取的政策集中表现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构筑两国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关系。在1991年中俄《会谈纪要》和1992年中俄《联合声明》中，规定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决心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突出强调的睦邻友好，主要体现在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边界安全的相互协商上。1992年，中俄分别批准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两国军事部门高级领导人实现了互访，同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关于俄联邦与台湾关系的总统令》，以法令形式确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重申俄将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的原则立场。两国就原则性的问题和立场的表态为随后两国关系大踏步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景与空间。中俄两国的经贸往来也有较大发展，尤其是边境贸易发展迅猛，政府间经贸往来稳步扩大，相继签署经贸合作、政府贷款等协定，极大促进了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双边贸易1992年达到52亿美元的高峰，1993年达到76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中国与新独立的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的定位，既保证中国北部、俄罗斯东部边疆的边境安全，又为两国各自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周边环境，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软着陆”。纵观这一时期，两国实现了政治关系的平稳过渡，政治沟通与经贸往来也较为频繁和密切，“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的睦邻友好模式，较前期的不明朗状态有所进步，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两国的国家关系状态，但就中俄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而言，这种定位是偏低的，与两国的长期发展并不相称，可视为中俄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时期，两国在这一时期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军事、边境安全等国家利益最核心的问题，从而为随后构筑健康、平稳的国家关系提供的前提。

　　第二次定位：1994年9月中俄签署第二个联合声明，宣布结成“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完全平等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既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的关系《中俄联合声明》，1994年9月4日《人民日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伙伴关系模式逐渐作为我国的国际战略。伙伴关系模式下的两国之间通过双方共同确立的机制和规则而为对方经济行为开绿灯，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对良好的外部环境的要求。1994年，中俄两国宣布结成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确认了99%以上的中俄共同边界，规定了双方战略导弹互不瞄准对方，真正结束了敌对状态，同时积极探讨中俄经贸关系的新模式。1995年江泽民与李鹏总理相继访俄，大大推进了政治上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俄方重申支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并表示恪守中俄边界协定；中方则重申在车臣问题上的立场，支持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两国就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合作达成共识。这一时期，针对中俄经贸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两国深入交换意见，积极研究从易货改为现汇、共建黑龙江大桥、解决边贸运输以及中方参加开发西伯利亚天然气项目等经贸合作问题。与90年代初期的中俄关系比较，这一期间的中俄关系更为密切，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各个领域关系发展迅速，已经步入平衡发展的新阶段，尤为侧重于增强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并注重增强相互信任，使两国在各自处于社会转型、意识形态鸿沟日趋扩大的90年代上半期，实现了和而不同，存异而共处。两国由初期的“开拓”和“造势”，转为务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客观现实层面上来。至90年代中期，中俄的外部环境更加接近，俄实施的休克疗法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美弱俄、限俄的政策也推动俄更加关注身处东方的中国。与此同时，中俄对改革、发展问题的认识以及在国际秩序上逐渐显现出来的共识也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升华。同时，中俄经过90年代上半期的友好发展，各领域取得良好成绩，但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与阻碍也相继显现，尤其在经贸体制、建立互信以及地区发展问题上。适时地提高两国定位，进一步加强沟通，既是对国际形势的主动反应，也是对双边关系发展的积极选择。

　　第三次定位：至90年代下半期，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使中俄两国这种以“存异”为主旨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进而跨入以“求同”为主的“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俄宣布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联合声明》，1996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构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经济上互利合作，安全上相互信任，国际事务中加强协作，并为双方在各个领域进行最广泛的平等互利合作创造条件，特别强调在地区和国际领域的合作，同年，会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使中俄关系步入新阶段。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全方位的，在继续加强双边关系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地区与国际范围内的协调；协作的范围不仅涉及政治、经济，而且涉及外交和国际安全。两国开设了北京—莫斯科热线电话，并决定到20世纪末将中俄贸易额提高到200亿美元的水平。双方除前述之各项相互支持的立场外，中方表示支持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的原则立场，俄方承诺为进一步改善中俄边境战略合作关系做出具体努力。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俄间成熟的定位，战略协作既非同盟，也不是松散的合作，从国际层面上看，这种定位是国际格局嬗变与整合的历史选择，是多极化、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结果。李文达、禾木：《从全球角度看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国际政治研究》1996年第4期，第40~44页。从国家层面上看，是符合中俄两国各自安全利益、经济发展需求的战略决策。中俄相近的发展模式以及相似的国家战略任务是促使两国战略合作的重要原因。冯玉军：《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再思考》，《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8期，第2页。冯玉军：《中俄关系的发展与前景》，张蕴岭主编《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4页。战略协作的含义是指，鉴于两国任务和目标的一致性以及两国利益的需要，中俄两国对双方在国际社会的方针进行战略协调。这种战略协调不仅针对现实的发展状况，而且考虑到未来可能的发展远景。尤其是，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对外界的影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中俄关系的战略含义即在于此。“协作”二字，着重表明两国今后共同努力、相互信任的合作精神。黄登学：《多极化背景下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程与前景》，《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第40页。“协作”关系表现为“协调”与“合作”的关系，是“携手”的关系。即，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通过“协作”方式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蜜月”和“同盟”关系来实现的。邢广程：《面向新世纪的中俄关系》，《人民论坛》2000年第8期，第39页。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是建立在空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巩固的法律基础和两国民族利益基础上，协作机制（包括高层定期政治会晤制度、双方合作协调和指导制度、国际磋商制度、民间交往制度等）几乎涵盖所有领域的交往密切。首先是框架建设和政治安全的战略协作，逐步深化并扩展到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合作共识，进而达到国家层面的全方位的合作。可以说，中俄关系的战略与协作表现为，中俄两大国新型关系的建立是面向21世纪的全局考量与规划，代表两国相互努力，共同合作的精神。

　　多重因素推动三次定位的形成

　　从中俄两国发表的声明和两国关系的实践来看，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三个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过程。冷战后中俄走过层次不同的几个阶段，但始终是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推动中俄关系前进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并没有因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而变得简单化，相反，在两极格局中被掩盖的民族矛盾、经济及领土纷争凸现出来，国际局势呈现出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特点。世界开始了以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基础的重新整合过程，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重点，如何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成为各国继续应对的重要问题。20多年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在国际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的外交环境。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为重新振作大国雄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为谋求内政外交的良好局面而努力。因此可以说，对内发展经济与对外寻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关系中俄两国根本利益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致力于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和维护改革开放与和平稳定的必要性促使两国关系呈现出稳定健康的友好局面。

　　（二）地缘政治利益促使中俄关系继续发展

　　首先，中俄两国具有4300公里的边界线，漫长的边界或可成为中俄关系的纽带，或可演变成隐形的矛盾点。1991年和1994年中俄对边界的东、西走向做了明确的规定，2004年10月《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署标志中俄边界的全部划定。发展国家关系与构筑稳定边界线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其次，中俄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退回欧亚大陆腹地，地理生存空间大大缩小；中亚地区、外高加索地区的独立导致欧亚大陆出现力量真空；不断行进的北约东扩严重触及俄的国家安全利益。俄罗斯在加强独联体国家一体化之余，积极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既使其同西方的抗衡中拥有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将中国视为其与西方力量对比均衡的一个重要筹码。对中国而言，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发展对俄友好，是维护中国地缘安全的根本保证。一方面，有助于稳定北线边界，创造和平的边境环境；另一方面，稳定的北线地缘与对俄睦邻友好，可成为我国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俄罗斯也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中亚、独联体国家、蒙古、印度等）开展关系影响甚大，不断提升中俄关系有助于中国整体外交环境的改善。

　　（三）对意识形态的摒弃、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

　　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必然要发展国家关系，40年的中苏关系史为中俄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特别是对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等问题的理解与认识，自中俄建交之初就嵌入到国家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三次联合公报中，均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石，摒弃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差异的干扰，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加强经贸合作。中俄开展经贸合作既受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的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中俄两国较强的经济互补性的大力推动。俄罗斯重工业发达，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和重型机械在中国市场仍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中俄在共同开发、利用能源、冶金、原子能和航天工业等领域前景广阔。中国丰富的日用消费品、先进的轻纺工业，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也符合俄罗斯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此外，冷战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政治较稳定、经济繁荣，投资增长快，贸易持续发展。抓住机遇，融入亚太经济圈，参与亚太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必将给中俄带来巨大经济利益。

　　（四）中俄对深化国家关系的认识不断提高

　　中俄关系能够得以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两国在90年代面临的是大体相似的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相似的历史性的转变，需要相互借鉴和相互支持；中俄两国的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这是两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前提；就外部环境而言，中俄都面临程度不等、领域不一的来自西方大国的压力，互助合作是抵抗压力的必须和有效手段。上述基本因素能够得以体现还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相互信任与相互理解。中俄关系能够不断走上新台阶，首先得益于两方准确、清醒的自我认识和对对方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谅解、信任。中俄交往历史既有交恶时代，也有友好互助期。恢复和发展中俄的友谊，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衔接、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的联系尤为重要。中俄关系的快速恢复与发展，既是以传统关系为基础，更是在新的环境与现实的条件下，对各自认识的逐步深入和调整中开展的。中俄在对方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提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90年代初期，从双边角度看待国家关系，到随后积极开拓地区合作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协调合作。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改革道路、国际环境以及自身现状都诸多不同，但中俄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特别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关系这一原则立场上的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愈加巩固。

　　（五）两国对发展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

　　中俄两国对发展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深入。首先，发展问题是中俄两国国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俄两国在发展本国经济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条基本原则，努力发展生产力，相继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俄罗斯自独立以来，经济发展在曲折中前进，努力恢复大国经济地位，致力于争取经济高速发展。这都表明中俄将发展和改革作为两国的重要任务，致力于发展各自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成为第一要务。其次，中俄两国的国内发展离不开与世界的总体发展。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关乎中国和俄罗斯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紧密相关。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创造了更多的合作机遇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走向繁荣，有利于促进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正是中俄发展与世界和平之间关系的实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大加强。目前，中俄各自的国内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此外，发展也包含两国国家关系的发展。中俄双边关系尽管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问题与龃龉仍存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拓展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空间，丰富两国关系发展的内容也是发展的应有之义。

　　（六）从双边合作扩展到多边合作，重视双边关系到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作

　　90年代初，中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时期，着力解决了双边关系的最基本问题，就边境问题、军事安全进行密切沟通。随着中俄关系的深入，中俄在地区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与协调开始逐步显现。在1996年的《联合声明》中，对亚太的安全与合作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加强了对国际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协作。进入21世纪，国际局势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俄两国面临着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共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任务。中俄在观察世界和国际事务方面有着很多共识和理解，这些共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识，而是战略共识。这些战略共识在两国签署的一系列文件中得到明确的阐述，成为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战略协作的共同理念。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２１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等纲领性文件充分阐述了两国在对国际事务的系统观点和看法。中俄在区域一体化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多边区域组织应以开放、平等合作和不针对其他国家为原则。在经济领域，地区倡议应促进贸易共同体更加开放和富有成效。在地区安全领域，建立兼顾各参与方利益的、开放的、不针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机制具有根本性意义。中俄双方支持各地区一体化组织建立横向联系，营造互信、合作的氛围。逐步加强建立新的安全机制，从边界安全与合作进而到地区的安全合作。

　　三次定位是层层推进、逐步深入的动态过程。在不断推进的中俄关系中，中俄关系发展的主线与自身的逻辑也越来越清晰。冷战后的中俄关系，是围绕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构筑边界、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线展开的。中俄关系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发展成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首先，两国的政治家和人民都从过去的中苏关系中吸取了应有经验和教训，有足够的智慧塑造新型的中俄关系。两个相邻的大国，必须交好，不能交恶，邻居是不能选择的。中俄两国之间有4300多公里的边界，两国经济又互补互需，两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是中俄合作的内在逻辑。其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从中俄关系发展之初就高度重视国家利益，将国家利益的契合推动中俄发展关系的主要动力。尤其是中俄两国都面临着外部势力的挤压，中俄作为两大国，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发展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都会引发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调整。中俄两国相互扶持，能够有效地降低各自发展的成本。边界全部划定之后，中俄之间不存在政治纠纷，两国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都能够激发中俄合作的潜力，为中俄协作提供巨大的空间与平台。

　　结语

　　冷战后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是诸多因素的合力促成，两国的发展存在诸多影响因素，日益扩大的意识形态差距，双方国家发展目标与外交战略的差异，综合国力对比的重新安排，以及不断变动的国际格局和外部压力都对中俄关系的发展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90年代以来的中俄关系经历三次提升，最终定位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既源自中俄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汲取，更是中俄外交战略的成熟以及国际格局互动的结果。其阶段性跳跃式的发展是符合两国的客观现实的，通过关系的不断提升，逐步并及时地解决两国关系中涌现的新问题。中俄关系结构的变化，勾勒出国家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相互理解不断加深，对安全、发展等核心问题达成广泛共识，进而使两国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增多，反过来又推动中俄关系向着全面、深入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