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期，传染性疾病肆虐，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党与人民政府加强领导，预防为主，采取有效政策措施控制消灭几种重大传染性疾病，使得城乡卫生面貌和群众的健康水平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卫生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当前传染病防治工作仍有重要的启示。史学界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卫生建设研究刚兴起，对于传染病防治研究比较薄弱，主要有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工作、防疫体系的研究，爱国卫生运动、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①更多从预防医学专业角度研究传染病防治。本文拟从历史角度，结合预防医学，系统探究50年代我国传染病防治政策与实践的演变发展及其历史启示。

　　—、我国50年代的主要传染病及其危害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由于长期战乱，经济文化落后，卫生环境较差，传染性疾病流行，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影响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新中国成立前，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与黑热病等广泛流行，造成民众大量死亡，贫病交加，民不聊生。当时主要传染性疾病有以下几种：

　　鼠疫：鼠疫是自然疫源性疾病，其危害之大在传染性疾病中当推首位。根据1900年到1949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鼠疫发病人数达1155884人，死亡1028808人，人间鼠疫波及20个省、自治区的549个县，②造成严重的危害。1947~1948年的鼠疫流行主要在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1947年上述地区发病竟高达36448人，1948年又发病8659人。③鼠疫流行主要是因为鼠、蚤的数量急剧增加，及由于战争社会大动荡、人口大流动等。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的两种不同生物型菌株引起急性胃肠道传染病。霍乱最早传入的年代是1820年，从那时起直至1948年，我国发生大小流行近百次，给我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统计资料表明在1939~1947年的8年间，全国霍乱发病人数达81510人，死亡人数计11762人。王育民、薛文华、姜念东主编：《中国国情概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592~593页。在旧中国霍乱流行的130多年中，由于战争无法根治霍乱。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死亡率高达25%，旧中国天花流行猖獗，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即大流行一年致死者数以万计。民国时期，上海的天花流行比较频繁，仅1926～1949年的23年间，就发生了6次较大疫情。1933~1944年全国天花发病人数约38万，1950年在湖南岳阳地区调查，居民患天花的占136%。黄树则：《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6页。

　　血吸虫病：是寄生虫病的一种，在我国流行历史甚长，分布广泛，病人众多。据解放初调查估算，我国12个省、市、自治区约1亿人口地区流行血吸虫病，有1000多万病人，40%不同程度丧失劳动能力。江苏高邮县新民乡，一次洪水后全乡7000多人口4014人急性发病，死亡1335人，死绝31户，留下孤儿91个。安徽贵池县一个村庄120多户，由于本病流行，到解放时仅剩1户4人，陈海峰：《中国卫生保健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血吸虫病流行的真实写照。

　　据统计，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全国人口死亡率约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缺医少药加上经济落后、战争灾难与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疾病流行，民众深受其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也考验新生人民政权的执政能力水平。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传染病防治的政策措施

　　传染病的流行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人民政府执政初期，从群众利益出发，制订卫生政策方针，采取有效措施，集中调控社会资源，有效防治传染性疾病，保护人民身心健康。

　　（一）制订卫生方针，指明防治政治方向

　　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健康，把卫生防疫工作提到政治高度，提出“积极防治各种主要疾病，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我国尚存在着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钩虫病、脑炎、鼠疫、天花和性病等严重危害人民的寄生虫病与传染病，要求分别在今后几年内基本上控制蔓延并逐步求得消灭。”《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4页。毛泽东等领导人重视卫生事业的建设，提出正确的卫生防疫思想，指明传染病防治的政治方向。毛泽东指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任务”。《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与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我国某些地区发动细菌战争。毛泽东在1952年12月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14页。提出要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有效的控制和消灭传染性疾病。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门召开卫生会议，提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为传染病防治工作指明方向。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作报告，提出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方针，指出各级领导要特别重视卫生防疫工作。1952年1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卫生会议，周恩来提出卫生工作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为卫生工作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导。

　　（二）制订政策措施，提供防治政策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规范传染病种，建立疫情报告制度，设立防疫机构，对传染病防治发挥重要规范作用。为消灭天花1950年卫生部颁布《种痘暂行办法》，在全国推行免费普种牛痘。办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民不分国籍，均需依照规定种痘。婴儿出生后六个月内种痘一次，满六足岁，十二足岁及十八足岁时，应各复种一次。从未种痘者或逾规定之年龄而未复种者，应补种一次……种痘一律免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福建政报》1950年1期。。1950年11月25日，北京市率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规定霍乱、鼠疫、天花，发现后应立即报告，至迟不超过12小时;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流行性脊髓膜炎、流行性脑炎发现后应于24小时内报告;痢疾、伤寒（副伤寒）、回归热、黑热病、麻疹，应于临床诊断后48小时内报告。《北京市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北京市政报》1951年第2卷第8期。1955年中央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两类，建立传染病的疫情报告制度，以及传染病防治处理要求，对传染病防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规定“发现鼠疫等甲类传染病，在城市最迟不超过12小时，在农村最迟不超过24小时；发现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乙类传染病，在城市不超过24小时，在农村不超过3日，应立即向卫生防疫机构作传染病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报》1955年7月。1956年党中央颁布《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对消灭疾病提出了具体要求，它要求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和性病，为此应当积极培养医务人员，分批建立县、区医疗机构和农村医疗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6页。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开展富有成效的传染病防治工作。

　　（三）建立健全传染病领导防治机构

　　建立专门领导组，专业防治机构，专业科学研究机构，是有效开展传染病防治的关键。首先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领导小组。如1955年成立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各省、地、县成立相应的机构。1956年卫生部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局，省、地、县卫生部门建立防治所、站、组等机构。建国之际成立中央防治鼠疫领导小组，董必武担任组长。1952年由周总理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其后都是由大行政区领导来担任鼠疫领导小组的组长。传染病的防治列入党与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设置从中央到地方党政首脑负责制的专门领导机制，这是防治传染病机构设置的创举，有利于协调各方，调动人力物力有效防治控制传染病。

　　其次建立健全各地传染病专业防治机构。卫生部设立专管卫生防疫的公共卫生局，负责急、慢性传染病等卫生防疫工作。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大队400多人专职防疫工作。1953年，公共卫生局改为卫生防疫司，各地区设立卫生防疫处负责领导卫生防疫工作。建立一支专业性卫生防疫队伍。

　　再次加强传染病防治的科学研究。为防治鼠疫，卫生部1954年组织鼠疫自然疫源地调查研究队，对其动物流行病学的规律作系统研究，为科学防治鼠疫奠定良好基础。加强血吸虫病科学研究研究，从中央到地方成立血吸虫病研究所，以安徽为例，1950年在皖南建立血吸虫病防治所，在流行区设立各县血防站开展研究防治工作。50年代安徽省建立血防研究所5个，县血防站41个，专业队伍1950年专业技术人员仅4个，1958年达到1116人，专业血防人员达2759人。《安徽卫生志》，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66~468页。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开展研究，促进传染病防治工作。

　　三、20世纪50年代我国传染病的防治及其成效

　　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把传染病防治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加强党的领导与政府管理，充分发动群众，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积极防治传染病，取得显著效果，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发展人民卫生事业，在世界卫生防疫史上具有创造性的意义。

　　（一）鼠疫的防治及成效

　　鼠疫危害严重，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治鼠疫。1949、1950年内蒙、察北地区爆发鼠疫，设置疫区三道防线，进行严格的隔离，快速处理疫情，进行预防注射，防疫人员到达疫区后而后挖好防鼠沟，防止鼠疫传播，及时控制疫情蔓延，积累宝贵的防治经验。首先建立防疫领导体系，成立中央防治鼠疫领导小组，并推荐董（必武）老担任组长。1952年又由周总理担任组长。其次成立鼠疫防治专业机构。成立研究机构开展科学调查研究，科技人员通过调查研究将大陆鼠疫疫源地划分为10块疫源地和16个疫源地分型，为根除鼠疫，使疫源地无害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建立防治机构队伍，建国初期卫生部在东北、察蒙、浙江、福建、云南等鼠疫流行区设立了防治所，组成鼠疫防治队，开展有效的防治，并进行预防注射。另外开展宣传活动，宣传鼠疫危害及防治知识，发动群众捕鼠灭蚤，及时上报鼠疫疫情，依靠群众群防群治，取得很大成效。鼠疫在50年代就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中国卫生年鉴（198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新中国成立前后鼠疫流行强度变化黄树则：《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页。时期1940～19491950～19591960～19691970～1979省、自治区数191045疫县、市数1961092726疫点数12558168212244发病人数2273247066258145平均每点发病人数1814221133（二）天花的防治及效果

　　天花是烈性传染病，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开展天花的防治，推行全民普遍种痘活动，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卫生部发布《种痘暂行办法》，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广泛开展宣传，大力推行普遍种痘活动，成立种痘运动领导机构，培训种痘人员，提供所需器材等，1949~1952年共种痘5亿多人次，每年使用1亿多痘苗，在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区普遍种痘，种痘率达到90%。到1950年11月，全国已有4000万人种了牛痘，到1951年10月，全国已有2亿人普种牛痘。李德全：《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奋斗》，1951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天花被列为甲类传染病，制订紧急防治处理办法，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防疫网。政府建立国境免疫带，在缅甸、印度、尼泊尔边境加强国境卫生检疫。世界卫生组织1958年制订扑灭天花计划，1967年开始全球扑灭天花活动，1977年天花才被根治，中国在60年代基本消灭天花，比亚非流行国家提前16年。天花发病人数逐年下降，如下表：

　　1951～1962年全国天花病例数黄永昌《中国卫生国情》，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年份1950195119521953195419551956195719581959196019611962病例数4328661546103493320847255358331534368377270（三）血吸虫病的防治及成效

　　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的严重寄生虫病，党和政府高度重视，1956年党中央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7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提出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指出“既要积极治疗，又要积极预防，由控制感染到逐年减少感染，最后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目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1955年成立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卫生部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局，各地成立血防所、站等机构，在流行区先后建立了16个防治所、78个防治站、420个防治小组，《扑灭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1955年8月23日《人民日报》。1957年全国有16000多名血吸虫并防治专业人员，推行各种简单易行的预防措施。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是血防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保证。政府1956年就在12个疫区治疗病人40万名以上，发动群众开展灭螺运动，1958年湖沼灭螺面积上百万亩，余江县1955~1957年灭螺面积达650，342平方公尺，占钉螺总面积的96％以上。1957年11月16日《江西日报》，第3版。安徽省东至县是血吸虫病危害严重的地区，制定“积极治疗，全面两管，搞好灭螺”的措施，1958年全县“发动群众投入血防除害运动。据统计，全县灭螺面积1765万平方米，治疗病人40086人。”《东至县血防资料汇编（1950~1980）》，安徽东至县血防站档案，第35~37页。通过50年代发动群众群防群治，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生产的发展。其他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白喉、回归热、疟疾等也得到有效的防治，传染病的防治取得显著成效。

　　四、我国50年代传染病防治的社会影响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对传染病的有效防治，在当时产生积极的影响，积累丰富有益的经验。

　　（一）50年代传染病防治的社会影响

　　1保护人民生命健康，恢复发展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与政府发动群众，积极防治，到60年代基本消灭危害严重的几种主要传染病，50年代末基本消灭鼠疫、真性霍乱等烈性传染病，1958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60年代初天花绝迹；麻疹死亡率1950年为86%，1956年下降为16%；猩红热死亡率1950年为178%，1956年降到165%。贺彪：《我国保健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1957年9月24日《光明日报》。传染病的有效控制与消灭，改善城乡的卫生面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提高生产劳动能力。血吸虫病防治，“治疗病人既可以恢复身体健康，又可以增加劳动力。这一切完全可以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结合起来，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的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传染病防治的目的是抢救人命，保护劳动力，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余江县蓝田阪深受血吸虫病危害，21%的人口受到疾病危害，农业生产落后，40%的农户依靠政府救济。经过有效的防治，95%的农民恢复健康，成为劳动主力，劳动出勤率上升到90%，每个劳动力由过去经营3亩提高到10亩，粮食产量每亩提高达到500斤以上。1953年前大多数社员要救济，1957年后基本自足，还卖余粮十多万斤。《巨大的变化》，1958年6月1日《江西日报》。随着传染病的有效防治，人民劳动能力提高，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使得一五计划顺利实施完成，对于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2加强党与政府的执政管理水平，巩固人民政权

　　50年代传染病的有效防治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塑造新中国良好的政治形象，巩固人民政权。新政权面临内外严峻的考验，国内是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一穷二白的状况，钢、煤、谷、棉人均是世界最末位，在国际上世界“冷战”局面出现，美国采取扶蒋反共、敌视新中国的政策。通过传染病防治提高政府公共领域事务管理的能力水平，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当时人们把传染病视为旧政权的政治隐喻，反映旧时代对人们身心危害的缩影，将防治传染病与新政权的巩固发展相结合，通过传染病的有效防治赢得民众对系政权的支持认同，50年代《人民日报》登载《党和政府对人民健康无限关怀》、《青春回到了“寡妇村”》等文章，都通过生动的事例，将血吸虫病归结为旧政权的反动统治，以防治传染病衬托新政权的优越性。党与人民政府把传染病防治提到政治高度，进行社会动员，协调各方面开展防治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建立健全卫生防治机构，实行疫情报告制度，制定卫生政策法规，开展科学研究，迅速有效控制消灭危害严重的传染病，体现较高的执政领导水平。

　　3建立卫生防疫组织网络，发展人民保健事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防治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建立覆盖全国的自上而下的卫生防疫工作组织机构，培养高素质的卫生防疫队伍，成为发展人民保健事业的重要保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自成立之日起，就设有专门的卫生防疫部门，专司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工作。1949年11月１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就在公共卫生局下设有防疫处，1951年又设立了保健防疫局，下设防疫处；1953年又专门设立了防疫司，1955年改为卫生防疫司，各地区也设立了防疫处、科等机构，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为加强传染病防治的专业组织建，1952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卫生防疫站与防治研究机构，培养大批防治传染病的技术骨干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包括卫生防疫、监测监督、防治、研究等的卫生防疫网，形成政府主导的卫生防疫工作体制，奠定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基础。

　　（二）传染病防治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防治实践，留下积极有益的历史启示，首先是注重预防为主，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通过有效的措施预防疾病是一种经济高效的方式。建国初期传染病的防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通过预防措施控制消灭传染病，减少成本，保障人民健康，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其次是重视社会动员与资源调控，党和政府坚持群众路线，注重社会动员与参与。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各地政府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环境卫生。人民政府整合调度社会卫生资源，如公私医院、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等行业组织，对重要传染病的防治进行保障支持，在当时资源缺乏的状况下集中人力物力进行传染病防治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再次重视专门领导，建立专业领导机构体系。50年代政府把原系预防工作中的常规活动，提高到中央政府的统一行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设立传染病领导与防治机构，由党委主要领导负责，职责分明，高效有力，能够充分调动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方面力量，集中防治主要传染病，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

　　结语

　　回顾20世纪50年代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历史，是新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把传染病防治放在政治高度，体现我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反映政府公共卫生管理的水平，有效防治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传染病，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的恢复发展，体现当时的社会体制在社会动员与疾病控制方面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卫生事业仍面临诸多问题，传染病仍是人民健康的严重威胁，已经消灭的有些死灰复燃，如血吸虫病、鼠疫等，新的不断出现，如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禽流感、手足口病等，既威胁人民生命健康，更制约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50年代我国传染病的防治取得很大成效，留下有益的经验启示，要把传染病防治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相结合，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依靠群众，重视社会动员与社会资源的调控，协调综合治理，通过科技进步加强防治，促进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