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思想，对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走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怎么提出来的，是像一些人所说的仅仅是因为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变得不和谐了，还是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由我们党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形势任务发展的需要主动提出来的？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增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回顾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创新，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最大的内在动因，往往来自现实的客观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例外。它的提出，也源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
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一方面，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但另一方面，我们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种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既表现在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更表现在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群体性事件也开始比较集中地显现出来。
中国的发展究竟怎样往前走，是继续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坚定不移地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还是满足于这种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小富即安？甚至像一些国家那样，在一段时期快速发展之后，由于不能很好地处理类似这样一些问题，长期陷于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一时间，不仅国内党内关注，世界也在关注。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对此作出了鲜明、有力的回答。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这段话，十分清晰地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将进一步坚持全面发展的思想，不仅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还将坚持全面发展的思想，下大力气推进社会建设，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十六大明确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小康社会建设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丰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重要一步。尽管十六大报告仍然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提法，没有单独提出“社会建设”的命题，但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关于社会建设的内容，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形成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这些方面，应该说都与社会建设的内容紧密相关，都是社会建设突出要解决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十六大在阐述社会建设问题时，明确地将其定性为要促使“社会更加和谐”。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无疑是富有开创性意义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存在教条式的理解，偏离了对基本国情的正确把握，常常讲斗争的多，讲和谐的少。反映在党的文献中，很少能见到的“和谐”这样的词汇，更遑论“和谐社会”这样的提法了。把“和谐”的概念引入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特别是把“和谐”引入社会建设领域，组成“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全新概念，并明确把它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十六大的一个突出亮点，也是我们党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国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探索的一个新的突破。从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不但有了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还为其定了性、注入了灵魂，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这就不仅十分清晰地为和谐社会建设点了题，也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
那么，十六大提出要使“社会更加和谐”这一命题后，我们党又是如何将其继续向前推进，并进而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呢？
这当中，有两个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一个是来自自然界的非典疫情的冲击及对其总结所获得的启示，一个是来自社会领域的这一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开始集中显现、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这两个因素大大加快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的进程。
先来看非典疫情的冲击。
2003年初，正当全党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时候，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病灾害。由于非典疫病是一种新发现的传染病，有较强的传染性，又没有特别有效的预防治疗办法，加上我国人口多、流动性大，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准备不足，疫情很快蔓延到我国大部分省区市，广东、北京等地的疫情尤为严重。这场非典以一种不寻常的极端方式，集中尖锐地暴露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的问题，也为我们解决这方面突出问题提供了宝贵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启示，就是必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总结非典，成为我们改进工作、更好地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如何解决我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开始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再来看对这一时期开始集中显现的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我们党是如何把握的。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跨上了一个重要台阶。但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也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一个特殊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情形，并非单在中国出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就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我国发展进入这一阶段后，一些类似现象也开始显露出来。比如，这一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开始多发多样，特别是过去并不常见的群体性事件也明显多了起来，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据统计，10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万多起，增加了6倍多，参与人数也从1994年的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76万人次。群体性事件几乎涉及城市、农村、企业、机关、学校各个领域和行业，波及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央高度警觉。如何既紧紧抓住这一时期难得的发展机遇，又妥善应对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成为中央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说，非典的冲击使我们党开始认识到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等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开始集中显现，特别是群体性事件频发，则使我们党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可贵的是，我们党没有就此停步，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从总结非典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是日趋凸显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把握入手，进一步将其升华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从而为创新理论与实践，解决现实中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
2004年5月，胡锦涛首次对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阐述，共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外部环境等八大方面，并据此作出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的重要判断。虽然这次对阶段性特征的概括及表述与后来几次不尽相同，但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主要表现大体都涉及了。只要将它与十六大报告有关论述作比较，不难发现，我们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又扎实向前推进了一步。特别是其所突出强调的对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对这一时期利益多样化以及如何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等问题的把握，更是深刻抓住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带普遍性的新变化、新特点，也为我们党提出和谐发展理念并加强社会建设，提供了根本依据。
三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艰巨繁重的任务，通过总结非典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是这一时期开始集中显现的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对我国发展呈现出来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把握，中国共产党开始进一步思考“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并为如何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进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2003年4月中旬，在抗击非典最紧张的时刻，胡锦涛来到非典的重灾区广东考察，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发展观的高度来看待全面发展问题，势必要涉及对以往的发展理念进行重新审视，并根据客观发展的需要加以创新。所谓全面的发展观，毫无疑义首先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但在坚持发展的同时，更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要探索发展的新路子，要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特别是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这种新的发展理念，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直接指向要解决非典中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等突出问题。
同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专门总结防治非典的工作和经验，以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总结，我们党对发展的内涵又有了新的认识，并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在强调全面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注意到了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至此已基本成形。这标志着我们党在继续着力解决发展问题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发展起来后新出现的问题。而这个转变，相当程度上是从如何重新认识发展的内涵开始的。胡锦涛指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把“增长”与“发展”区分开来，强调发展除经济发展外，还应该包含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突破，由此极大地推动了探索“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进程。以此为突破口，我们党不仅提出了新的发展观，而且为解决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突出问题，并进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如何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等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同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并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尽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概念，十六大之前就已经提出，但将“五个统筹”上升到发展观的高度，从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关系出发，来全面系统地阐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特别是在全会的讲话中，胡锦涛郑重地向全党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强调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们党对如何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特别是如何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最突出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自觉认识和把握，也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
四
有了现实的迫切需要，又有了先进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至此已基本酝酿成熟，它的提出已经万事俱备，呼之欲出。
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又是由谁，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怎么提出来的呢？
在今天，这些问题似乎都不成其为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由我们党在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来的这一点，许多人恐怕早已耳熟能详，无须费过多笔墨赘言。这里只想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与党的建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关系的角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怎么提出来的问题，再作一点梳理。
我们知道，十六届四中全会是以着重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主题的全会，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明确提出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从其中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即便是到次年2月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时，名称依然是“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研讨班的主题仍是集中研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问题。
这就发生一个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与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能力建设，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初是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方式提出来，到底只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
应该说，这二者之间，看似巧合，实则必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之所以与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能力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领导核心。具体来说，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把握。
首先，作为执政党，其指导思想如何，发展理念如何，往往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指导思想、不同的发展理念常常会导致其不同的发展结果。过去，我们之所以在一个时期里以阶段斗争为纲，甚至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左”的偏差；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关键也在于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我们党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积极推动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发展的面貌。
其次，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在各方面建设中必然始终处于一个领导核心的位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无论是要带领人民将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全面建设成为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是要正确化解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无一例外要摆到我们党的面前，要考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因此，胡锦涛才那么明确地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78页。这种关键，就关键在，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78页。，其中突出的是我们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我们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突出的也同样是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
第三，作为执政党，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面对日趋繁重的国内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来越复杂的利益关系、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说，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同党所担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同时也存在诸多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需要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全新课题，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我们不了解、不熟悉的东西很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78页。，如何加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为此，胡锦涛特别要求全党同志，“要注意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社会政策的学习研究和教育培训，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提高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开展群众工作、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78页。
总之，正如曾庆红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所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是我们党主动提出来的。《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28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地提出来，不但反映了我们党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的勇气，也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同时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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