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出版史中，通俗读物主要是指通俗地解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党和政府的文件、政策、法令等政治性的理论宣传读本，普及生产生活技能、文化知识的实用读本，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现新审美旨趣的文艺作品等几大类出版物。在主流文化的话语中，通俗读物在今天已有基本确定的指向和明确的分类，其主体为政治类通俗读物。本论文所引史料和研究时限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且不限于政治类通俗读物。“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新文化建设理念与新中国“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思想是建立崭新国家的理念在不同领域的不同表述。新中国成立后，通俗读物出版数量剧增，通俗读物的形式也扩展到各个领域的出版物中，如时事政治理论、哲学、历史、文化、教育、科学理论及应用科学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党领导的文化出版史和新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

　　利用通俗读物在文化落后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伟大创举

　　通俗读物在中国文化出版史中古已有之，是古代类书中一大部类，明清时期盛极一时，代表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在文艺类目中，通俗读物是指与“阳春白雪”相对的为大雅之堂所不齿的通俗文学，如章回体和现代体的武侠、言情小说等。通俗读物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成人读者。学界将传统通俗小说、唱词、曲本以及乡塾和百姓日常所需的课本、实用便览等读物通称为民间通俗读物。王树村：《中国古代民间通俗读物插图》，《装饰》1996年第6期。而本文所论的通俗读物，在形式上与传统通俗读物相近，吸收了大量的民间文化表现手法，紧密结合地方风物和历史地理传统，语言浅显、通俗生动，易于理解、讲授和传播，但其内容方面则不同于传统通俗读物的亚文化性，而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是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出版物的角度看，通俗读物选题广泛，内容丰富，但多开本小巧，篇幅不大且图文并茂，多为小、薄册子。

　　通俗读物之所以成为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工农大众，而20世纪上半叶，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中国工农大众大多没有文化或者文化水平不高，新中国成立时，45亿中国人中尚有90%以上的文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迫切需要广泛动员、教育民众共同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通过最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广泛传播，长篇大论和深奥文雅的书面语言都难以适应这种需要。因此，在党的宣传和新闻出版工作中，报纸和宣传读物的通俗性一直受到格外重视，强调宣传工作形式要多种多样，要有报纸书刊，也要有布告、标语、墙壁报、宣传画等，而各种宣传品大都借鉴民间文艺的样式，如民间戏曲、曲艺、评书、平话，民歌、民谣等，宣传画借鉴民间木版年画、剪纸。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一份党内决议中，就党员教育问题提出六种办法，其中五种与出版物有关：“（一）党报；（二）政治简报；（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四）训练班；（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1936年10月22日，已经到达延安的毛泽东给在西安的叶剑英等人写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页。1941年5月1日，由毛泽东签发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四条则提出“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建党初期，有文化的党员占一定的比例，在党员教育中强调对革命书报刊的阅读、学习，要求“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进行教育，其中提到的小册子已具有通俗读物短小、易于流传的特点。大革命进入低潮以后，党注重在工农中大量发展党员。抗战爆发前后，全国已有几万名党员，工农分子占大多数，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十分紧迫。此时，党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有通俗易懂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等读物。随着共产党的成熟和壮大，在革命根据地，通俗读物不仅是宣传革命和战争的需要，也是满足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延安时期，党开始建立党员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体制机制，对通俗读物的需求更加迫切，通俗读物的出版量也猛增。延安时期，是通俗读物编写出版发行臻于成熟的时期，通俗读物种类非常丰富，需求量和印制量也很大。“在地方上，做到每县有一个报纸；在军队中，每团有一个报纸”，在每个村，都有读者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广泛发展民众教育”，“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的战时文化教育方针，毛泽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写了大量课本、教材形式的通俗读物，如群众教材、干部识字课本、干部文化课本，老百姓通俗读物（日月杂字、农村应用文）等。即使供学校使用的课本如儿童启蒙教材（谜语、三字经、日记）、小学教材（国文、历史、地理、卫生）等，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极具通俗读物政治教育的特点。如边区高级小学《地理课本》第一册中，有一课名为《惊天动地的变动》，内容是讲共产党带领穷人闹革命的事情：“土地分了，土豪打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费打倒了。政治变成民主的，人人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做官的只给大家工作，再不象以前抖什么威风。各处都训练自卫军，以抵抗敌人和查拿汉奸。”转引自周银霞：《关于延安时期辛安亭编写教材和通俗读物的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建国前，除了党领导的新华书店，全国没有行政上统一领导的新闻出版机构，出版、印刷、发行形成军队系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出版系统，除了翻印、发行新华书店的重要书籍，各系统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编纂出版满足各自系统需要的报刊、书籍。战争初期，以军队出版的周期短、信息快的战地通俗小报居多，如在晋察冀边区，抗战初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就创办了《抗敌报》、《抗敌三日刊》、《抗敌画报》等，各军分区也都创办了报刊。《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新华书店在各根据地的分、支店陆续建立起来，书籍出版物多了起来。晋察冀边区出版了“新教育丛书”、“群众读物丛书”、“文艺小丛书”、“戏剧小丛书”、“文学作品小丛书”等。但是出版印刷条件仍然十分有限，纸张和印刷机器奇缺，出版物主要是配合形势宣传教育需要的文件和通俗读物。而党、政、军、群系统的出版模式也延续到了建国以后。

　　报刊书籍的编辑发行，主要是为口头宣传鼓动提供文字材料。在通俗报刊和通俗读物中，文艺作品占有一定比例，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短小通俗的诗歌、秧歌、新编地方戏曲和民歌等作品十分丰富、广受欢迎。《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就收录了包括铅印、石印、油印的近200种报纸、100种期刊。在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藏有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报刊、书籍400余种。在根据地出版的各类书籍中，文艺类书籍也占有重要份额。1938~1942年，在《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156种图书中，文艺图书近8%。《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7页。抗战时期，虽然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文化工作却是有声有色，部队和根据地文化生活相当活跃，抗战戏剧运动结合地方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蓬勃发展，深入到每个乡村，通俗报刊和通俗读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文化建设奠基时期的通俗读物

　　建国以后，文化出版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因为“书籍和杂志是组织我们的国家生活，推进国家的建设事业的一种有力的武器。”1950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党领导的全国统一的文化出版机构也逐步建立健全起来，通俗读物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载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文化教育的纲领中明确提出“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宣告：“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这一文化建设和社会重建的理念与新中国外交政策中“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崭新国家的理念在不同领域的不同表述。新中国不仅要按照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世界的框架，建设成一个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生活富裕、人民幸福的新国家、新社会，而且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着眼于清除一切旧势力、旧思想、旧传统，塑造具有崭新精神理想和道德风貌的新型国民。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文化教育极度落后、文盲众多的现状，除了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对广大民众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通俗读物在建国以后继续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建国后，通俗读物的对象最初界定为识千字左右的工农大众，以及能听懂讲读的文盲群众。见1950年6月1日《政务院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要求识字数量为1500字，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中，规定扫盲的标准为识字1500，能够看懂浅近通俗的报刊。并要求“每一种的字数很少，而发行的册数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2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为了迎接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通俗读物的出版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早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就在《关于当前出版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各区可以组织一定编辑力量，编辑和出版地方性的通俗刊物和通俗小册子。这种通俗读物，在目前迫切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建国以后，随着社会教育的扩展，工人扫盲、农民冬学等，广大民众对各种通俗读物的需求急剧增长。除了中央和各地方出版机构，民营书店、私营出版企业也纷纷加入到通俗读物的出版中。在公营出版机构中，1950年1~6月，在全部出版物中，通俗读物（包括儿童读物）占比247%，如新华书店出版的通俗小文库和新曲艺丛书；北京文艺社出版的大众文艺丛书；三联书店出版的工农兵文艺丛书；晨光出版公司的工厂文艺习作丛书；开明书店出版的“我们的书”丛书；上海通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大众政治读本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宣传劳动英雄、介绍工农业生产技术及自然和社会生活常识的单行本。《推荐一批通俗读物》，195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而1951年1~6月的统计，通俗读物占比已达到419%。《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219页。

　　与此同时，通俗读物的急剧增长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通俗读物的出版鱼龙混杂，地方出版社和私营出版机构出版的通俗读物大都质量不高，公营出版社出版的不少通俗读物质量也差强人意。另一方面，在文化出版机构，通俗读物的编辑质量和出版发行以及作者队伍等业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51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通俗报刊图书出版会议，对通俗书刊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研讨。陆定一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对通俗报刊图书的出版机构、读者对象、内容和形式、通俗读物中的重点选题、出版工作干部队伍培养、发行，以及对通俗出版物的奖励机制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此后，在同年5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对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9月，中宣部又召集出版总署召开全国出版行政会议，提出通俗读物出版的计划问题，规定“各出版社应每年做出选题计划……在出版计划中，应加强马列主义著作和工农群众读物的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351页。

　　随着通俗读物在新中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作用的日益突显，成立专门的通俗读物出版机构被提上了日程。经过充分的商议和筹备，1953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决定》，规定该社的具体任务是编辑出版社会科学常识的书籍和期刊（即《学习初级版》），编辑出版通俗地、系统地解释时事政治和政策、法令的书籍和期刊，编辑出版语文、史地、自然常识的通俗书籍，编辑出版通俗文艺书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88页。通俗读物的读者对象则规定为“以识字2000字以上（即完成扫盲识字学习）到初中程度的工农兵及其基层干部为主要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87页。在出版总署向中宣部的请示报告中，通俗读物出版社的组织机构设为社会科学常识读物、政策法令常识读物、时事手册、文化知识读物、自然科学常识和美术六个编辑室，连同行政部门共编制200人。但实际上，出版社成立时只有42人，编辑人员27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3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77~478页。可见通俗读物编辑人才的匮乏。不过到1955年底，已经拥有240多人，除6个编辑室，还出版《时事手册》和《政治学习》两个刊物。到1958年1月，共出版包括画册、连环画在内的1700多种通俗读物，总出版量达几亿册，社会影响巨大。详见农友、向通：《通俗读物出版社的演变》，《新文化史料》1995年第3期。

　　这一时期，通俗读物涉及范围之广、出版量之大难以统计。通俗读物的形式也扩展到各个领域的出版物中，如时事政治理论、哲学、历史、文化、教育、科学理论及应用科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当时的《人民日报》和《读书》杂志定期向社会推荐通俗读物的书目，堪称包罗万象。见《读书》1955年第3期、第5期，1956年第4期、第11期。此外，各种通俗丛书也陆续问世，如“一天等于20年”丛书、“通俗小丛书”、“红旗飘飘丛书”、“通俗文艺小丛书”、“农村图书室文艺丛书”、“工农兵文艺丛书”、“工农兵创作丛书”、“实际工作中的哲学问题丛书”、“共产主义学习丛书”等等。

　　这一时期的通俗读物有以下特点：一是为适应识字不多和不识字的广大工农兵的需要，图文并茂的通俗书籍有了显著的发展。二是宣传解释政策法令的通俗读物，特别是图解本大受欢迎，如《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行销900多万份，新华书店关于抗美援朝的书刊1951年的计划发行量达1亿册。其中期刊5千万册，通俗读物4千万册，一般读物1千万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三是供扫盲识字用的读物需求量大，《农民文化课本》（4本）销量达1000万册。四是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及其各种版本的发行量、印制质量都远超出其他通俗读物。

　　通俗读物的历史作用和存在的问题

　　通俗读物并非出版物中的新品种，但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中，党和政府充分利用通俗读物传播广泛、通俗易懂，适合普罗大众的特点，赋予通俗读物“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并融合传统通俗文化、民间文化的表现手法，创造性地把通俗读物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内容上，通俗读物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以后加入全新元素，在思想上引导、教育、塑造新型国民，扫除文盲并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生产生活常识，在建国后一段历史时期内，适应了教育落后、观念陈旧、文盲众多的国情，通俗读物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补充，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

　　第一，在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中国的主导地位，以及普及新思想、新文明、新文化、新教育、新文艺，树立新的社会风尚等方面，通俗读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国以后，通过自上而下的大中小学课程改革和对各阶级阶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国民教育体系内和知识界顺利实现了新旧意识形态教育的转变。而除了国民教育体系，在更广大的范围内的思想改造和新价值观的树立，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保证。通俗读物成为实施全民教育和全民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第二，在媒体单一、信息传输缓慢的前工业时代，通俗读物是国民了解中国和世界的重要窗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连广播也不甚普及的时代，内容广博的通俗读物，成为广播、报纸之外的重要信息载体，这是那个时代通俗读物的一项特殊功能。

　　第三，通俗读物是亿万翻身解放的工农大众的精神文化使者。通俗读物不仅是党向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党史教育的载体，也是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新型通俗读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将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知识和生产生活常识等文化知识灌输给了社会大众，最大范围地进行了文化普及教育，实现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双重效应。

　　第四，通俗读物是传统通俗文化的代偿品。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主流文化对传统文化、通俗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创新，补偿了传统文化和通俗文化亚文化的功能，具有代偿性。建国以后，在传统通俗文化因积淀了封建文化糟粕而遭到批判和摒弃之后，各种通俗读物，特别是文艺类的通俗读物取而代之，代偿了传统通俗文化的教化、尤其是消遣娱乐的功能，成为民众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通俗读物，也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局限。通俗读物虽然出版量巨大，占用了大量当时极为紧张的纸张、印刷力资源，但是能与像《大众哲学》一类通俗读物比肩的精品屈指可数，大多数都是时过境迁、烟消云散。这不能不说是主流文化建设和通俗读物发展中的缺憾。总结和汲取通俗读物发展的经验教训，才能使通俗读物在今天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一，关于通俗读物的编写、出版，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的规划和标准，“中央级出版社注意拔尖选萃和典型示范不够”。《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7、1958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页。在计划经济时代，通俗读物的出版，一直是出版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现有的档案材料和研究成果中，很难看到对于通俗读物的标准性的规定，如选题要求，编、著、译的规范性要求，书的字数和开本、发行范围，以及印刷质量的标准等。对于通俗读物作品给以荣誉奖励的少，对于写作者，号召的多，如号召党员作家、党员知识分子写作通俗读物，但鲜见具体的规划和要求。而缺少文化大家、名家的参与，就很难切实提高通俗读物的地位和质量。

　　第二，生产技能类、文化知识类、文艺类通俗读物泛政治化。通俗读物的出版随着时代的发展是有所进步的，20世纪60年代，在普及的基础上也试图有所提高。比如当时曾策划过一套知识丛书，有六家出版社为其拟定了1575个选题，包含了“古今中外”，“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园林名胜，花鸟虫鱼。1966年7月20日《人民日报》。从选题方向可以看出丛书已经从仅仅满足扫盲识字阶段转向提高读者文化素质。但这套丛书因“文革”而夭折。但是随着社会生活日趋政治化，通俗读物急功近利地追求政治化、革命化的倾向也愈演愈烈。如关于介绍农业防治虫害的文章，也会与政治挂钩，引起争论。1965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这既是当时社会生活政治化在通俗读物中的反映，高度政治化的通俗读物也是泛政治化的时代病的产物。正像周扬当年对通俗读物的批评：“把所有的东西都加上政治，就是不爱惜政治，缺少政治。”1966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对文学作品中用“身材婀娜”、“浓妆艳抹”描写女人，用“柔肠寸断”、“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描写爱情，在当时都受到缺乏政治性、庸俗化的指责。

　　第三，一次性宣传品多，流传后世的精品少。用当时的说法叫做“又缺又滥”。详见《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书籍又缺又滥》，1956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通俗读物的定位很明确，是写给文化不高的成年人阅读的书籍。从历史资料来看，因为内容与政治形势相联系，应合时政宣传需要、集报章之作居多，精心组织撰著的少，难免成为一次性读物。通俗读物的定位决定了通俗读物不是精研究理的鸿篇巨制，但也决不应是随意拼凑之物。除了配合形势宣传的读物，很多通俗读物内容杂乱、雷同，印制粗糙，不少知识性读物、生产生活实用读物，因牵强上政治内容，或者由于写作时不严谨、不科学，使这类本应成为家庭藏书的读物也变成短命的应景之作。

　　第四，出版“计划”缺乏调查研究，印数“浮夸”，积压严重，详见195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造成当时极为紧缺的纸张和印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产机制纸产量逐年大幅增长，国内纸张生产部门所供应的新闻出版用纸，从1952年到1956年，平均每年增加27％强。见1956年7月4日《人民日报》。文化用纸却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一方面是与用纸需求相比，国内纸张生产能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出版浪费现象十分惊人。除了粗制滥造的出版物，有些好书和重要的读物，也因为缺少调查研究，计划数字往往与实际需要相差甚巨，不仅出现摊派发行，甚至摊派之后仍然大量积压。详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解决纸张供应问题的途径》，1956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

　　党领导的当代文化出版事业经过60多年的艰辛探索，成果丰硕。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出版大国，报刊图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产品，书刊产业支撑着文化产业的半壁江山。现今通俗读物分类明确，党史党建类通俗读物质量不断提高，群众的阅读热情也不断升温。中宣部不断推出理论热点问题系列通俗读物，均请知名专家学者撰著，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益。然而，不可讳言的是，在通俗读物质量不断提高的背后，许多与上世纪通俗读物出版相似的困境仍时时浮现，如选题重复、由泛政治化而转向去政治化，剪刀加糨糊的编纂手法、翻译作品的硬译跑偏，过度包装造成的浪费等，不能不引起出版者和管理者的重视。与制造业一样，中国要实现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的跨越，前路维艰，需更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