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的主导地位，科学认识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重要的一环。邓小平致力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反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率先提出要完整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重新概括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与时俱进，推动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从而克服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严重危机，为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大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一、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率先提出要完整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会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它的本质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4、335页。并从八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的主要的内容，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会上，毛泽东思想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写进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获得了法律效力。

　　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否则，会大大削弱指导思想的威力和作用，构成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邓小平一直强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在20世纪60年代，林彪在全国推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他主张坚持科学精神，反对庸俗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割裂、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行径，他在主持1975年的整顿中，强调要恢复优良传统作风，指出：“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控制宣传舆论大权的“四人帮”。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陷入困境，意识形态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正本清源，重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目，使之回到科学的轨道。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解决由于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评价问题上片面化、庸俗化而带来的扭曲和混乱；另一方面是需要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曲折探索过程中严重偏离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的错误。然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这是对毛泽东“句句是真理”的个人崇拜的继续，它不可能引导人们从“文化大革命”及其“左”的错误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率先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4月，他给中央写信，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中，又进一步把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上升为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邓小平的意思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是正确的，但并非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明确反对将毛泽东神化。这些讲话为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

　　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大潮。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如果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实践，是错误的。”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但遭到了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压制，被认为是砍旗、丢刀子。在关键时刻，邓小平表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两个凡是”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这会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我们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9页。6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由罗瑞卿主持修改、定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回答了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提出的种种责难，论述了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等涉及全局的重大政治思想理论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归结为“实事求是”。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形式主义的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这为如何维护和高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

　　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指导下，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广泛展开，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摆脱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左”倾错误的束缚，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把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的前提，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做了新概括，系统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强调“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邓小平的讲话明确了毛泽东思想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继承和发展的是作为“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成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全党所认可，从而使全党在科学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取得了空前的共识。

　　二、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重新概括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正当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致力摆脱“左”的思想禁锢时，一股右的思潮也汹涌而来。

　　1977年开始进行的思想和教育等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尤其是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西方国家纷纷猜测中国开始“非毛化”，港台报纸也断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极少数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恶毒攻击毛泽东，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错误思潮。在北京“西单墙”前，有人打出了“彻底批判毛泽东”的标语。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这种思潮如果任其泛滥，伤害到了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历史地位，否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正确总结的指导意义，就必定会否定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整个历史，动摇人们对中国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的科学信念，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的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他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同时，他表示对缺点、错误，将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在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并再次论述了他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

　　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凝聚社会共识，真正掌握思想引领的主动权，邓小平决策起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建国以来党的历史。1979年10月，决议起草提上了日程。他亲自主持起草工作，确立决议指导思想，设计决议稿框架结构。在起草过程中，先后十几次就重要问题作出论断，提出修改意见，可见他的重视程度与负责的态度。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审议的决议提纲时指出，决议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页。对有些同志在一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6月草稿出来后，他看后认为没有体现预期设想，要求重来，提出“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要“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10月，中共中央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意见。大家畅所欲言，有不少好的意见，但也有人主张干脆不提毛泽东思想；还有的甚至认为，“文革”以前的错误和“文革”中的错误，统统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人负责。2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如果这个问题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300页。。因为否定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根基和方向。“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1980年8月下旬，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借此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必须立足于党的整个历史，立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立足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关头所起的关键作用。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毛泽东犯错误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但不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尽管犯了错误，但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1页。。并且，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人同志都有错误。他举例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9、455页。邓小平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充满了辩证法。最后形成的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47页。

　　在邓小平指导下所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恢复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认识，并进一步总结了中共七大以来30多年新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和科学阐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48页。这就清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渊源、发展基础以及集体创作的特点，表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发展性、实践性、集体性和创造性，比36年前的概括更准确、科学、完整。决议系统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6个方面。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在这几个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科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并着重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决议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尤其是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对自己领袖的认识上实现的一次重要飞跃。它廓清了思想的迷雾：毛泽东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否定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并提出毛泽东思想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就既反对了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态度，又划清了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的错误思潮的界限；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就能使之避免陷于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就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实践性、真理性，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不仅如此，而且，邓小平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求真的态度、宽阔的胸襟，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及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正确方法论，对全党和全体人民也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决议在党的十二大通过，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次确认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这就化解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出现的严重危机，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对比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更体会到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所体现出的战略眼光。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意识形态领域的正本清源，为我国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对毛泽东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成功和失误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综合，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继承与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的综合，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邓小平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时反复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弘扬。但继承是为了发展，思想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发展。毛泽东在1959年曾经说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来适应当前时期的需要，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邓小平心领神会。“在新时期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3页。他谆谆告诫大家：“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这表现了邓小平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品格，也因此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与当代的平稳对接。

　　在领导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的伟大事业中，邓小平同志始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立足点，不论遇到多么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始终坚持了这一基本原则。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最为紧迫的问题，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一国两制”祖国统一一系列思想，指导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创立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这就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在党的十五大，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拨乱反正中，他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坚守“老祖宗不能丢”的根本点，坚决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保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延续性；同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邓小平理论，从而不仅使我们党和国家在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八九风波”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后能够屹立不倒，而且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这是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