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年会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家知道，当代中国的历史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形成的。那为什么说这条路线与1978年以前的历史也有联系呢？这是因为，中国早在1978年以前就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不过那时没有认识到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这个认识出发，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推进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党的基本路线和当代中国的全部历史都有密切关系；研究它们的关系，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在不断探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展开，并一步步清晰和完善起来的。现在，就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吃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下过一个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定义使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更加准确、深刻的认识。当然，对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化认识。但现在更需要深化认识的问题在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虽然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并不完全是一个问题，不等于弄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就自然而然地弄清楚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曾给出了一个经典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经验为指导，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路。因此，要深化对它的认识，有必要依据这个定义的精神，深入分析在这条道路上所体现的党的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时代特征的关系，以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的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的统一

　　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也是它的最高纲领，这一点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说清楚了。但是，“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想不经过为最低纲领或基本纲领的奋斗而一下子达到共产主义，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我们党根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的中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间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我们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就要弄清楚党的最高纲领与这个基本纲领的关系。

　　党的基本纲领规定，经济上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治上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上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社会上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把它们概括起来，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难看出，这个纲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它既是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又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是在为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或者说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准备必要的条件。

　　当年，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总体上比较顺利，很大程度得益于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那时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那时，我们党一方面要求所有党员必须为着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认为凡是看不起这个革命，对它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鲜血和生命的人，都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始终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自己的干部和党员，要求全体党员心目中始终悬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诬蔑、谩骂或讥笑。一方面指出，如果不是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另一方面，时刻提醒全党，“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由于我们党能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并没有因为要为最高纲领奋斗而轻视最低纲领，也没有因为要实行最低纲领而忘记最高纲领，所以带领人民仅用28年时间就推翻了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

　　今天，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同样存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关系的问题。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不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纲领的任务，谈不上为最高纲领而奋斗；反过来，丢掉最高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失去了方向和灵魂。好比一个人，前进的目标是南方，由于一时没有准备好出发的条件，可以先放慢脚步或在原地踏踏步，甚至倒退几步。但是不能把身体转向北方背向南方，否则即使出发的条件具备了，也不可能向南走，而只会越走离原定目的地越远。因此，是否牢记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对于党能否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前进，能否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基本纲领规定的任务，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立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不断向党的最终目标前进。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364页。

　　我们党在经受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考验的今天，强调共产党员要牢记党的最高纲领、勿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是要党员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而是为着提醒大家在各种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各种困难面前保持必胜的信念。实现共产主义是遥远将来的事，但绝非遥遥无期、虚无缥缈。否则，为什么党员现在入党仍然要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呢？共产主义不仅是指人类社会的理想制度，而且也是指一种思想体系和一种运动。“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8页。如果说在井冈山时代、延安时代、西柏坡时代，是共产主义理想支撑了广大党员的意志，那么今天距离共产主义总不会比那时更远。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胡锦涛总书记说：“革命先烈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所以能威武不屈，就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现在，有的党员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在诱惑面前不能洁身自好，说到底，还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21页。他们的论述说明，在党为当前的基本纲领奋斗的情况下，要求党员牢记党的最高纲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仅是完全可以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个党员在为党的基本纲领奋斗时，有没有牢记党的最高纲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有客观评判标准的。对于普通党员来说，要看在执行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是否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了，是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奋工作、廉洁奉公了，是否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了，是否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了。对于党的领导干部来说，除了要看以上这些之外，还要看在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时，是否做到了全面、完整、准确；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改革时，是否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在领导物质文明建设时，是否同时注意了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凡是这样做的，说明牢记了党的最高纲领、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反之，则说明忘记了、动摇了、抛弃了。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一方面要长期坚持、另一方面要根据客观条件“不断向党的最终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时代特征的统一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批判地吸取空想社会主义而创立的学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它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实践证明，凡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实际结合得好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就顺利；反之，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就会遇到挫折，甚至遭受失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顺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能够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产生了这一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原因同样在于我们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同我国实际结合在了一起。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之所以给党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出现灾难性后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犯了“左”的错误，盲目地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某些原则，使理论脱离了实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归根结底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既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当然要遵循它的基本原则。比如，经济上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不能搞私有化，政治上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而不能搞“全民国家”和多党制，意识形态上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而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等等。违反了这些原则，就不成其为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别的什么主义了。但同时，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世界呈现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时代主题的特征相结合。我们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就要深入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现阶段中国实际、时代特征的关系。

　　首先，从经济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的实际出发，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但同时，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国家运用包括计划手段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控制，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相结合，绝不允许市场等价交换的原则进入政治领域，尤其是党内生活。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倾向，我们党曾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对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加快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政策在执行中也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如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上出现“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倾向和随之而来的种种腐败与丑恶现象。对于这些，人民群众强烈不满，成为近年来社会不稳、群体事件频发的深层原因，也受到来自右的和极左的两种思潮的夹击，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也不时予以批评。为此，我们党在十七大上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方针，并在分配政策上作了一些调整。例如，把前些年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了“既重视效率也重视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等等。这些政策调整现在已开始初见成效，如城乡差别有缩小的迹象，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都有所提高。一些地方出现招工难、人工成本上升的现象，便是一个说明。

　　但也要看到，摆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处理的问题，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更不可能一帆风顺、没有阻力。例如，有人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没有贫富差距就相当于吃大锅饭”。还有人把收入差距扩大说成是政府管理经济和“国有垄断”造成的，提出“民富优先”、“国退民进”、“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等口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国”和“民”都没有也不可能摆脱阶级性。因此，对“民穷”还是“民富”、“国富”还是“国穷”都要做具体分析。现在，我国每日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有15亿人，但另一方面，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预计很快将成为第一大奢侈品市场。我国工业企业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产值、资产均不到30%，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只有30%，而24个工业化国家平均税负为453%，29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税负为355%，都比我国要高。可见，既不能笼统地说“民穷”，也不能笼统地说“国富”。

　　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有两条：“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他在晚年又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页。对此，有的经济学家说得更明白，他们指出：“在谈到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时，人们一般会想到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滞后等等。这些都有道理，也必须一一应对，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分配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刘国光：《深化对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2011年6月21日《人民日报》。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推进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如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事实说明，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可能防止两极分化，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行。反之，两极分化势必进一步扩大，不仅会大大削弱社会的凝聚力，还会大大削弱社会的消费能力，从而缩小中国的国内市场，降低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

　　其次，从政治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一元化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状况出发，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从而坚持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有人说，改革就是改革，无所谓社会主义方向和资本主义方向，并且以邓小平讲过“改革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作为根据。其实，只要看看《邓小平文选》就会发现，邓小平从来就没有在改革方向问题上说过不问姓“资”姓“社”，相反，一再提醒我们：“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他还强调：“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这说明，邓小平所说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并非要我们不问姓“资”姓“社”，而是要我们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找到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邓小平也从来没有在改革的方向上说过什么“不搞争论”，相反，他在“八九风波”后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在要不要坚持改革正确方向的问题上，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总书记同邓小平的主张完全一致，并且一以贯之。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讲：“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9页。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97、798页。这些论述说明，党中央历来主张改革坚持正确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否定改革存在方向问题，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还有人指责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停顿了、滞后了、倒退了。判断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否滞后，应当首先明确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为西方的政治制度，以此作为判断改革进退成败的标准，那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停滞”的，而且从来就没有启动过。但是，如果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并以此作为判断改革进退成败的标准，那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滞后，更没有倒退，相反，取得了巨大成就。

　　毋庸讳言，在民主、法制方面，我们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也需要认真落实已经改革了的制度和法律。但是，改革的目标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原则只能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前提只能是有利于政局稳定、人民团结、经济发展、生活改善。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生搬硬套，不仅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无法解决腐败问题，相反，只会引发政局动荡，造成社会混乱、国家分裂、内战爆发、难民成群，使已有的发展成果丧失殆尽，最终退回到被外国势力瓜分的时代。

　　现在有人鼓吹的所谓“宪政”改革，实质在于要求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军队国家化等资本主义政体。这就不是什么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了，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各个政党轮流执政，并不触及国家的资产阶级专政性质，因此军队可以而且必须国家化，否则多党制无法实行。而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既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也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虽然会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没有也不允许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也就不允许有代表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及其政党存在。既然如此，军队不仅必须由而且完全可以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这种领导不仅不会妨碍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影响军队的国防军性质，相反，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行，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党和人民内部团结统一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没有教条地僵化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又没有脱离它的基本原则，而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中国实际、时代特征出发的社会主义；是既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既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又让市场处于国家宏观控制之下，既反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又走共同富裕道路、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是既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又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是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创的，但又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并进行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我们要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就要深入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凡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看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往往会把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同样，凡是把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对立或相互否定的，也往往会反对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度极高的问题。

　　只要回顾过去就会清楚，如果1978年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或者1978年以后不把改革开放坚持下去，新中国的历史将难以为继，其结果必然是亡党亡国。这一点已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但如果1949年不建立新中国，新中国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培养出大批从事经济、科技、文教事业的人才，改革开放也是难以起步的。即使起步，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是误入资本主义的歧途，其结果同样会亡党亡国。这一点也已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

　　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要分清那段历史的主流和支流。与改革开放后相比，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远没有那么显著，但这绝不表明那个时期的成就不伟大、不重要。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不容易让人看出成绩，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牢。另外，要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还要看到那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对其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了许多正确认识。例如，政治上，提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经济上，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增产节约、勤俭建国，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文化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等。所有这些正确认识，在改革开放时期都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在政策和实际工作上虽然有很大差别，但二者既没有彼此割裂，更没有根本对立，本质上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基础，后一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的改革、扬弃、发展，两个阶段共同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阐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时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43页。这一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提供了重要指针。

　　能否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不仅关系到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问题，也关系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做贡献的评价，甚至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和国家的存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喜欢拿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做文章，一方面丑化、诬蔑中国革命和革命领袖，另一方面，为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大地主、大汉奸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他们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为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否定别人的历史可以达到否定别人的效果，否定自己的历史同样会酿出否定自己的苦酒。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掀起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十月革命和苏联历史，再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逐步升级的运动，使人民群众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和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从而导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今天，我们如果因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有错误有曲折便否定那段历史，就会难以理直气壮地宣传新中国光辉的60年，最终使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也站不住脚。一旦出现那种局面，我们的党和国家势必重蹈苏共和苏联的覆辙。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没有全面肯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没有全盘否定那段历史，而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前历史的基础之上，并对其进行正确分析，纠正其中错误、汲取其中教训、继承和发展其中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社会主义。

　　从胡锦涛总书记“7·23”讲话中可以看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的主题，同前几次党代会的主题一样，仍然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我们要响应党中央号召，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要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