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行程中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而不断发展壮大，走上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地位。党经历了对抵御执政风险的艰辛探索，逐步深化了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的认识，进而形成抵御执政风险的科学认识系统。抵御执政风险的成功实践和基本经验，为纪念党90华诞书写了执政历史的辉煌篇章。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对抵御执政风险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至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这一时期，党面临的执政风险既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经济封锁的威胁，也有国内反动势力猖狂活动、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危险；既有迅速治理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又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遇到的复杂问题；既有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又有一些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防线的脆弱。面对多重风险，党科学判断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注重从加强党自身建设入手，努力探索抵御风险之路。

　　（一）提出“两个务必”思想，揭示了党兴衰存亡内在因素

　　“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的著名论断，高瞻远瞩，意蕴深远。执政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同任何客观事物一样，都遵循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即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执政党的兴衰存亡，其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自身。“两个务必”是对执政党内部矛盾性的科学分析，揭示了执政党兴衰存亡的内在因素。党执政后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功臣自居，贪污腐化。1951年底，党开展大规模的“三反”运动，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被处以极刑，此即共和国历史上的“开国第一刀”。古人有“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说，执政党同样如此。毛泽东在党执政前夕就告诫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袭，要求以“两个务必”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富有预见性的洞察。

　　（二）科学分析少数人闹事，正确把握闹事矛盾的主导方面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出起来，加之受当时波匈事件影响，1956年我国出现了少数人闹事问题。党科学分析、从容应对，注意划清两类矛盾界限，正确把握闹事矛盾主导方面。毛泽东认为，闹事既有物质利益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教育方面原因，而“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刘少奇、周恩来等也持这种认识。党对闹事问题的科学分析，正确把握了党群关系的主导方面。党群关系是一对矛盾，一般来说，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在党的方面。执政条件下，党的宗旨是执政为民，这是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本质，也使党在同群众的关系中必然居于主导地位。党群关系如何主要取决于党而不是群众，党的行为决定着群众的态度。党中央提出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等对策，妥善解决了闹事问题。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奠定了党抵御执政风险的一块重要理论基石，并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了“风险”的概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这些重要思想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三)注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

　　党高度重视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为重点的党的作风建设，把这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根本举措。建国初期，党就开展了整风运动，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解决思想作风不纯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针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党中央及时察觉，下发了《紧急指示信》等有关指示，要求提高思想认识，坚决纠正错误，认真落实政策，改进干部作风。1960年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困难。党注重抓党风问题，以优良的党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党中央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关心群众生活、不搞特殊化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做起，为全党做出表率。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优良的党风是党赢得民心的关键，使党战胜困难和风险获得不竭的力量之源。

　　党执政初期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探索是艰辛而曲折的。由于“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导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解决共产党执政风险问题，但因对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和认识上、理论上的错误，却使社会主义中国偏离了正确的发展道路，酿成内乱而拉大了同一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这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76页。然而，党执政初期抵御执政风险的成就毕竟是基本方面，是党艰辛探索的主流和本质，曲折和失误不会泯灭党艰辛探索的历史性贡献，而且需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发掘其蕴涵的时代价值。我们党正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果敢拨乱反正，勇于开拓创新，引领广大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的认识。

　　（一）党在拨乱反正实践中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发展道路认识

　　党抵御执政风险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这条发展道路也就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发展道路。党执政初期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探索之所以走过一段弯路，根本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了偏差，而这种偏差的实质，如同邓小平所说，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到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使党成功抵御执政风险有了根本保证。胡锦涛同志后来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就是党的事业的命脉。这虽然是现阶段做出的概括，但这种认识在党当时拨乱反正的深刻反思中是很清晰的，这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上，是党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发展道路认识的标志性成果。党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发展道路的认识，还在于如何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对此，邓小平有一个经典性论断：发展是硬道理。他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唯有如此，抵御执政风险才能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党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发展道路的认识，更重要还在于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也是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唯有如此，才能巩固党抵御执政风险的社会基础。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发展道路认识，这是党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认识的根本点。

　　（二）党在领导发展实践中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安全机理认识

　　执政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其内在机理，党在领导发展实践中不断深化对这种机理的认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党执政安全系统的基石。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基本路线做出明确概括，但实际上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已经明确，邓小平当时把它称之为“战略布局”。基本路线对于党执政安全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邓小平说过，坚持基本路线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这既是针对当时苏东剧变、中国发生“六四风波”来说的，又说明基本路线是党执政安全的“护身符”，任何时候都不丢。改革、发展、稳定是党执政安全系统中的三个关节点。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他多次说过，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事情”，既要坚持改革，步子又要稳妥。江泽民把改革、发展、稳定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阐明发展是关键，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指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是处理三者关系的结合点。这些重要思想揭示了执政安全机理的内在关联，反映了党对改革发展过程中实现执政安全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克服“左”右错误倾向干扰是党执政安全系统中的排险机制。改革作为革命性变革，必然要受到“左”右错误倾向干扰。对此，党坚持解放思想，打破“两个凡是”，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正确引导对姓“社”姓“资”的认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所有制实现形式区别开来；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决反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党执政安全系统因基石而稳固，其有效运行则在于三个关节点的有机统一，排险机制则是系统安全运行的基本保障。

　　（三）党在自身建设实践中深化对抵御执政的内源性风险认识

　　内源性风险是对党执政安全最具威胁的风险，这是由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决定的。改革开放后，党在自身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内源性风险认识。这就是：深化对主要风险源在党的内部的认识。邓小平在总结“六四风波”教训时一针见血地点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江泽民进一步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这些重要思想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执政的内源性风险的明确而深刻的揭示。深化对腐败是最具威胁的内源性风险的认识。腐败会失去民心，而民心向背则是决定一个政党兴衰存亡的根本性因素。对此，邓小平告诫：“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江泽民警示：反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惩治腐败，邓小平主张从高层抓起，坚决刹住一些高级干部的特殊化之风，对其中的腐败分子要严肃处理；主张惩治腐败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以取信于民；主张依法治腐败，积极探索不搞群众运动又能有效治理腐败的新路子。江泽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强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防线，依靠体制创新抑制腐败现象。这些重要思想和论述对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抵御执政的内源性风险具有战略性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科学认识系统的形成及其成功运用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深刻回答了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引领和推动党抵御执政风险科学认识系统的形成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

　　（一）科学发展观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科学指导理论

　　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认知和把握规律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大大加强，也使我们党把抵御执政风险更加自觉地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遵循上。不仅如此，科学发展观还为党抵御执政风险提供了科学思想方法。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深刻反映了科学发展观所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运用，也是抵御执政风险所应遵循的科学思想方法。现阶段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成因复杂、类型多样、领域宽泛，而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困难、化解风险，从方法论视角看，正是由于能够统筹兼顾。党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从而能够稳步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规避带有全局性的风险。党在领导改革和发展中既遵循经济规律又遵循自然规律，统筹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努力减少和化解各种风险中的人为因素。党注重协调改革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兼顾好各方利益和发展诉求，适时化解因利益矛盾酿成的风险。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既体现了科学的思维理念，也成为抵御执政风险的重要抓手。

　　（二）党构建起现阶段抵御执政风险的科学认识系统

　　科学发展观是系统发展观。党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起抵御执政风险的科学认识系统：一是形成党面临执政风险多个领域的系统认识。胡锦涛从党战胜困难和风险的角度指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界等五个主要领域，参见胡锦涛：《在全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0年4月7日《人民日报》。实际上也是现阶段党面临执政风险的五个主要领域。这是我们党首次对面临执政风险做出领域划分。二是形成党面临执政风险复杂成因的系统认识。现阶段党面临执政风险的成因更加复杂。党对复杂成因进行的系统分析，可归纳为国际、国内、党内三大方面八种因素：经济全球化双刃剑因素、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因素、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因素、国内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利益冲突因素、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利益失衡因素、执政历史延伸考验严峻因素、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因素等。对于这些因素的分析，反映我们党对执政风险成因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三是形成党抵御执政风险所具优势的系统认识。现阶段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虽然复杂多样，但我们党无所畏惧、充满信心，因为党对战胜困难和风险的优势有着清醒而科学的认识。这就是：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使党排除干扰、化解风险有了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发挥出明显的制度优势；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我们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打下了坚实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深深融入国人血脉，能够激发出战胜任何困难和风险的巨大力量；党是久经各种风险考验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带领人民抗击风险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四是形成党抵御执政风险警钟长鸣的系统认识。近些年来胡锦涛多次提到风险问题，反映了党对风险问题的高度警觉。这就是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就是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就是要认清“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党对执政风险警钟长鸣，执政安全才有备无患。

　　（三）党运用科学认识系统抵御执政风险的成功实践

　　新世纪以来，党面临的执政风险复杂多变，党从容应对、成功化解，这首先在于党能够运用科学认识系统正确判断，加强风险预测，做到未雨绸缪。胡锦涛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这既是对全党的郑重提醒，也是对面临风险的预测和判断。党针对不同领域、不同方面风险的性质和特点，既注重把握规律、抓住共性，又做到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前者如对各种风险都要求增强风险意识、加强科学防范，不断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后者则根据风险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或是进行舆论宣传引导，或是着重宏观政策调控，或是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或是加大财力物力投入，从而提高化解风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践证明，党运用科学认识系统为指导抵御执政风险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践。党从容应对了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有力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妥善化解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大力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领导人民战胜洪涝干旱、雨雪冰冻、地震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尤其是引领我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低谷，并推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和制度优势。

　　四、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抵御执政风险经验，这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今后党抵御执政风险、实现执政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主要是：

　　（一）必须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不断深化抵御执政风险规律性认识

　　持科学理论指导，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导，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根本遵循。此外，对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风险决策、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深化对共性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二）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理念，不断提高抵御执政风险的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是涵盖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的有机关联。参见陆学艺主编：《科学发展观知识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才符合提高综合国力的内在要求。这就既要重视经济、科技、国防、资源等硬国力的提高，也要重视政治、文化、教育、外交、民族意志和凝聚力等软国力的增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从而更为强有力地抵御执政风险。

　　（三）必须深化各领域的改革，不断赋予抵御执政风险的生机活力

　　风险以生机活力。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本制度日益完善，体制机制逐步健全，思想观念与时俱进，抵御执政风险才能充分运用这一伟大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效能来增强抵御力。这就必须继续深化各领域改革，尤其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促进民生改善和人民幸福，使全社会更加团结和睦、同心向党，进而从根本上规避执政风险。

　　（四）必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巩固抵御执政风险的社会基础

　　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现阶段，党群关系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问题，亟待切实解决。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就要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使改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不断夯实党抵御执政风险的社会基础。

　　（五）必须加强长效机制建设，不断提升抵御执政风险制度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这包括党自身制度建设与指导和推动国家层面法规制度建设，都取得明显效果。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抵御执政风险长效机制建设。主要是：抵御风险预测机制，包括对预测目标确定、风险信息收集和整理、风险预测结果分析、风险预警发布等；抵御风险决策机制，包括风险应对方案拟订、风险应对方案评估和优选、风险应对方案实施等；抵御风险处理机制，包括风险控制、风险应对、善后处理等；抵御风险保障机制，包括政策保障、法制保障、环境保障等，不断提高抵御执政风险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六）必须大力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抵御执政风险意识和能力

　　要按照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的要求，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抵御执政风险的意识，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不断提高党抵御执政风险的能力，科学统筹，妥善应对。对于一个马克思执政党来说，风险本身并不可怕，党就是在不断战胜风险中开辟前进道路的。我们只要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练就党抵御执政风险的硬功，就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