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未来，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进行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确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这是改造旧教育，建设人民新教育的题中之意，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领导推动这一工作，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当今高校的思想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平台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是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措施。

　　重视对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均开设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基本政策知识课程。1949年上半年，燕京大学自动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课。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同时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为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程，前两门为各大学专科学校各院系共同必修课。这个规定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法学院的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等七个系的课目进行改造，各学科添加不少与学科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认真实施文法学院的新课程》，1949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

　　1949年11月17日，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这确立了政治理论课在新中国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949年12月和1950年6月先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强调，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型骨干，高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通过的并由教育部于1950年8月14日颁布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把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列为高等学校任务的首条。教会学校亦不例外。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会学校应遵守政府法令设政治课为必修课。之前，即5月19日，经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由教育部颁发的《北京师范大学规程》，规定政治课约占本科各系全部课程的15％。同时强调，在文化业务课中，也应贯彻革命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这些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已列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予以法制化。

　　1951年6月，教育部召开高校课程改革讨论会，针对当时存在的“把政治课与业务课对立起来”和认为“只有政治课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错误的或片面的看法，进一步明确政治课与业务课的关系，强调政治课是各系科的基本课程，要着重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9月10日，教育部就政治课问题向华北各高校发出指示：（一）“各系拟定教学计划时，应把思想政治课作为业务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消“政治课”的名称，将《社会发展史》改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及《政治经济学》同为独立课目，并“应将上述三课目同其他业务科统一计划”。（二）将“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改为各该课目的教学研究指导组，由教务长负责计划、组织、督导检查”。从此，在我国各高校，各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目列入整个教学计划，成为各系、各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

　　1952年10月7日，教育部在认真总结近3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具体规定了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门数、学时及其讲授的次序。迄今，高校开设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仍大致沿袭这一体系，只是名称有所改变。同年底，教育部制定的中国语言文学、编辑、历史学等三个文科专业的四年制教学计划（草案）中，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四门政治理论课，为专业主要课程，总课时480学时。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卷，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1953年11月27日，高等教育部制订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把马列主义理论列入教学计划。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高校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设置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结合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情况而加以调整并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成为高校“进行经常的系统的政治教育的最基本形式和根本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使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时，在旧文科的改造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意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与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实现“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及国际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材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是表达国家意志和民族信念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是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制定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

　　教育部一成立就把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重点集中在教学方针、教学计划，并开始教材的建设。办法是，一方面组织自编或委托学校、研究机构、个人编写讲授提纲及教学参考书；另一方面，翻译出版苏联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教科书，以供教学急需。从下面的日程安排上可以看出其重视的程度：11月4日，主持召开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学座谈会；11月6日，召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教学座谈会；11月8日，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又研究了大学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教学问题。1950年2月初的寒假，在教育部的主持下，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革命问题教研室牵头，组织召开了首次《新民主主义论》教学讨论会，成立了总教学委员会，制定课程的讲授大纲、教学组织和方法原则以及教学进度表，为这门课程在全国高校的推广奠定了基础。大会拟定的《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共分六讲，第一讲，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第二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第三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第四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第五讲，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第六讲，中国革命的前途。刘辉：《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该提纲体例较为完整，内容简洁明了，既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又结合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经教育部审定成为京津地区高校讲授该课的重要依据。

　　为了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1950年7月24日至8月25日，教育部主持召开了全国高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总结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并同意教育部拟订的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两门课的教学重点，并于10月4日公布了华北区1950年第一学期社会发展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以及课程进度表以为示范。新民主主义论教学重点基本为京津地区春季教学大纲的内容，只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分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作为第三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1951年东北师范大学编写出《新民主主义讲授提纲》。同年8月，《光明日报丛刊》（第二辑）刊登了《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纲目》和《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作为高校1950年秋季教学选用的教学大纲，并逐步明确了参考书。

　　1953年下半年，高教部决定将“新民主主义论”这门课程扩展为“中国革命史”。为适应教学需要，何干之受高教部委托，负责主编示范性教材。1954年，《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讲义共分15章，叙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52年间的历史，对重大问题做出较深入的分析，并且每章都设立“结语”，以总结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较之此前同类著作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忽略经济史的不足，该书注意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引用大量丰富的经济资料来分析中国革命每一历史阶段的经济状况以及每一重大事件发生的经济背景，从而丰富了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内容，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因此，这部教材影响很大，截止到1956年，累计印行160余万册，并先后译成俄、英、越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行。

　　1952年秋开始，翻译、出版苏联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讲义、教科书、政治书籍等成为教材建设的中心工作。“中国革命史”之外的教材译自苏联或者根据苏联专家讲稿编写。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初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初稿）》译自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司编的教学大纲。“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本为《苏共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课的教材是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的内容根据1953年苏联专家克列在中国人民大学讲稿编写。有的学校采用苏联康斯坦丁诺夫著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国政府最早确定的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一个试点单位，从1950年至1957年间，共聘请了98位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对我国政治理论课程及教材建设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由苏联专家直接编写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讲义、教材共达101种。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三、培养一支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师资队伍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提高思想教育水平必须有一支政治和业务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把培养合格的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大事来抓。教育部经常利用假期组织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培训。1950年、1951年、1955年教育部多次举办过教学讲习班、讨论会和备课会，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为了打造一支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队伍，中共中央于1952年9月1日发出了《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作全面部署：第一，由中央教育部负责筹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列主义研究班，为全国各高校培养一部分政治理论师资。1952年秋季开始，第一期招收300人，研究期限1年至2年。第二，在高校的助教和高、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党员、团员在本校担任政治理论课程的助教或助理，把他们逐步培养为学校新的政治理论师资。第三，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校，举办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高校的政治理论师资。第四，各中央局、分局及有关的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各该地区培养政治理论师资和学校政治理论教育的领导，指定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或副部长领导这一方面的工作；并应选派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马列主义研究班及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教课(专任或兼任)，领导政治助教的政治理论学习。并要求大力动员党委、政府、群众团体中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学校兼课，或设专题讲座，帮助政治理论课教师备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页。

　　为加强师资培养训练，高等教育部在计划中适当增加综合大学文、史、哲系科的招生名额，以增加培养对象的来源，并请苏联专家和有经验的教师到各地讲学以及组织教学经验座谈会等方法来提高在职教师教学水平。1955年11月7日高教部专门颁发《关于加强培养哲学干部及哲学系工作的决定》，规定北京大学哲学系扩大招生，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增设哲学系。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在师资培训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何干之、胡华、彭明、麦农、何东、彦奇、王淇、戴鹿鸣、冯拾等一批教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理论课程开设中，参与组织领导并草拟、确立了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并在京津地区高校进行教学答疑和广播讲座活动，实施早期教学示范，为全国培养了大批教研师资。据统计，到1957年全国教中国革命史的教师大约有1300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听过何干之讲课。刘辉：《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是帮助培养教师。主要是先由苏联专家给教师讲课，再由教师去给学生讲课。并以教研室科学辅导员的身份，指导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二是给研究生讲课。苏联专家对政治理论和政法财经等专业的研究生系统讲课和辅导。7年间，苏联专家曾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2574人讲过课(其中4门政治理论课的研究生2021人)。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满足了人大和全国高校对理论课师资的急切需要。

　　由于采取的措施得力，高校的思想理论教育课教师逐步适应了迅速发展的革命和建设形势的需要，教师队伍从少到多，不断壮大。截至1957年，高校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达到5457人，其中哲学教师1390人，政治经济学教师1341人，中共党史教师1348人，政治学教师1378人。《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5页。

　　四、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改造运动进行了思想洗礼

　　广大教育工作者是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生力军。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进入了高校，但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还有赖于全体教育工作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普及。

　　从旧社会过来的高校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欢迎新社会，愿意在新政权下工作。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对高校教育改革很不适应。即使是革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水平高的不多。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金岳霖在《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中剖析道：“教书是为教书而教书，研究是为研究而研究”，“强调个人兴趣的学风”，存在纯技术观点。高校知识分子中经验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思想存在广泛影响，在精神上与人民大众格格不入，轻视劳动，脱离群众。新中国的建设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担负高层次人才培养使命的教育工作者必须适应时代、环境的变化，实现思想转变。最好的办法“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1083页。1950年6月，毛泽东在第一届二次政协会议指出：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5页。

　　而知识分子本身也感受到时代的召唤，普遍希望改造自我，以求尽快适应新政权和新社会。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就职演说中要求大家“认清时代”。他指出：“北大以后的工作，慢慢地与以前不同了。以前我们为资产阶级服务，此后要为人民服务，尤其要为工农开门”，教工农子弟，“我们要晓得工农的情绪、思想、作风习惯，而后方可教得好，否则收效不宏。”杨勋、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171页。因此，“教育者必自己先受教育”。1951年暑假，马寅初即组织部分北大职员进行了40天的政治学习和讨论，收到初步效果。据此，他决定趁热打铁，在全校教职员工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以此推动学校的改革。他根据教授们的提议，给中央写信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任北大政治学习运动的教师，以提高教职员的政治思想水平。

　　马寅初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教育部决定先从京、津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9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研究了学习的目的和内容。29日，周恩来为京津三千多名高校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阐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问题，是确立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他现身说法，就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并勉励一切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再争取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这个报告是对参加学习的教师所进行的一次很好的思想动员，使大家深感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方能获得思想上的进步。

　　10月，在教育部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包括由主要大学领导人及有关代表参加的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京津两地20所高校迅速展开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与学校实际，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运动。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还陆续请彭真讲三大运动，胡乔木讲共产主义，陈伯达讲毛泽东思想，李富春讲经济建设与培养干部，最后由钱俊瑞做总结。中宣部为之选定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刘少奇的十四篇著作作为学习文件。各高等学校的负责人马寅初、陆志韦、周培源、陈垣、杨石先等亲自作动员并做自我检查，有力地推动了学习运动的开展。学委会出版《教师学习》小报，用以指导学习，交流经验。

　　11月2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进行情况和初步经验的通报》。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此后，全国高校、中等学校教师陆续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到1952年秋，历时一年之久的教师学习运动结束。全国参加这次学习的高校教职员占91％，大学生占80％，中等学校教职员占7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思想改造运动过程中，知识分子通过学习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举办各种报告会，组织参观考察，廓清了思想迷雾，打破了那种以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可以成为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树立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正确认识，从而使“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念，变成知识分子的共识。通过思想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抛弃了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思想，开始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些变化可以从当时发表的许多著名学者的思想检查中管窥无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确立过程中，分布于不同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术骨干队伍的作用不可低估。如哲学界有艾思奇、李达、杨献珍等；历史学界有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经济学界有沈志远、许涤新、王亚南、王学文、骆耕漠、千家驹等；文艺界更有一支颇具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队伍。这些专业队伍在研究、诠释、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专业问题方面起着向导和示范作用。没有这支专业队伍，文化转型就会浮在表面而难以深入、持久和定型。

　　党的领导人也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变化。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毛泽东在1957年初曾多次指出：“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页。

　　综上所述，新中国的成立，“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这为马克思主义走进高校提供了便利。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高校的确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广大师生的努力，短短几年，马克思主义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融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融入了校园文化建设和大学师生思想行为中。新中国的高等学校践行“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的国家建设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的使命，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