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陈云在我们党内都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作为党的第一、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代际交叉和重叠的领导人，只有他们两人。毛泽东曾同时评价他两人“公道”、“能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页。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共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回顾和比较邓小平和陈云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工作理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在这一时期各自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做了怎样的贡献，起了怎样的作用，并理解他们在具体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异，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总结党的执政历史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十分低的起点和十分差的环境下起步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几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纯收入只有1336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606元，恩格尔系数达到677%。《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1978），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20331_15372htm。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多方面整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没有彻底清理，经济建设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和盲目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并大量举借外债的“洋跃进”。
一、在经济工作基本方面认识上的比较
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的国民经济状况下开始的。改革之初，对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在质方面应该有怎样的认识？这可以总结为三句问话：第一，经济要不要发展，体制要不要变革？第二，经济发展、体制变革的原则方向是什么？第三，经济发展、体制变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邓小平和陈云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经济要发展，体制要变革；经济发展、体制变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经济发展、体制变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一）实事求是，坚定地搞改革开放：邓小平、陈云经济工作理念共同本质的第一个方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重新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摆上他案头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纠正“洋跃进”的错误，使国民经济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对全会原则通过的79、80两年的计划草案，陈云批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陈云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他对国情作了客观的判断，“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提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实事求是也是邓小平重要的经济工作理念之一。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可以说，邓小平和陈云在治国理政时都是“实事求是派”。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如何改变经济上的封闭、落后状态？从实际出发，必须实行改革和开放。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陈云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也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正是因为都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和陈云才可能在拨乱反正之后，从实际国情出发，共同认识到改革和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携手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陈云经济工作理念共同本质的第二个方面
在邓小平治国理政的理念里，第一位的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陈云也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他严厉批评那些看到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人。“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就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三）民生为本：邓小平、陈云治国经济理念共同本质的第三个方面
解决民生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无论邓小平还是陈云，都认为解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问题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陈云始终把为人民谋福利当作治国理政、发展经济的头等大事。他说，“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在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上，陈云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要在解决人民基本生活问题的前提下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民生。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中各项工作是非成败的标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9页。民生为本，就要实现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邓小平提出，根据我国现实的国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陈云也较早就有这样的思想，1979年他就讲过，用二十年时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他还认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从事这两种劳动的人工资有差别，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要和人民讲清楚。
二、在经济工作具体问题认识上的比较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陈云的经济工作理念有没有各自的特征？有。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量的认识上的不同，即对经济发展的合理速度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合理程度认识上的不同。
（一）关于经济发展，邓小平要求有“台阶式”的发展速度，而陈云强调“前进的步子要稳”
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经济要有较快的发展速度。邓小平要求经济发展要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有“台阶式”的发展速度；陈云则强调“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而较快的发展速度是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邓小平认为，不发展不行，发展太慢也不行，凡是能争取到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他说，“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之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369页。邓小平“上台阶”的发展速度思想，实质是“飞跃—调整—再飞跃”。
陈云关于经济发展速度，一贯侧重强调“稳步”。“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各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他认为，体制的转轨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改革之初，市场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市场机制的积极方面难以有效发挥，消极方面又得不到有效控制，整个经济体系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强调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陈云强调经济稳步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稳步而稳步，而是和邓小平一样，还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陈云经济稳步发展思想的实质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的关系，既不能因为要快发展而忽视稳定，因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又不能因要稳定而忽视快速发展，因为发展才是稳定的目的。
由此可见，邓小平和陈云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理念是存在一定差异的，邓小平侧重“快”，而陈云侧重“稳”。但这种差异，实际上并不是本质的差异，只是侧重点的不同。邓小平强调“快”，是从政治的高度出发，突出发展速度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而陈云强调“稳”，是从具体经济工作的角度出发，突出经济发展要讲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才能实现最快的发展速度，最优化的比例就是最适宜的速度，其实质是强调如何处理好速度与比例的关系，怎样发展才能实现最快的发展。
（二）关于体制变革，陈云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而邓小平后来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后来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陈云则一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实行“鸟笼经济”。
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云就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补”体制模式思想。改革开放后，陈云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主辅论”体制模式思想，被党的十二大明确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陈云所讲的“市场调节”和“市场经济”不同，市场调节只是对计划的辅助，而市场经济是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因此可以说，陈云的经济体制变革理念并没有跳出计划的框框，只是在计划经济范围内的合理改革。这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改革刚刚起步，国家经济正在调整，宏观经济运行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手段是需要也是事实。后来他又提出了著名的“鸟笼经济”思想，把市场比喻成鸟，把计划比喻成“笼子”。他说，“鸟拿在手里，捏着就死了，撒开手就飞了，总得有个笼子”。《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3页。就是说，国民经济发展要在宏观调控之下搞活微观经济，要搞活经济，但是不能脱离计划，要做到“活而不乱”。当然笼子的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可以跨省跨地区，也可以跨国跨洲。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是对“主辅论”的重大突破，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把计划与市场都视为手段的因素”。迟爱萍：《陈云与新中国经济论纲》（下），《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第49页。1985年他还提出，“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开始是与陈云一致的。直到1989年，他还强调“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但可以“搞得更灵活一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但在邓小平的理念里，一直都存在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思想。早在1979年他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虽然那时邓小平所说的市场经济，更多的还是市场调节的意思，但可以看出他已经有着把市场和计划同样看作资源配置手段的思想萌芽。邓小平的计划、市场手段思想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断发展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这时，邓小平已经完全冲破了计划和市场姓“资”、姓“社”的藩篱，把计划和市场都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这是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突破，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得以最终确立。
由此可见，陈云和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理念是有所差异的，陈云强调计划的作用多一点，而邓小平强调市场的作用多一点。这种差异，同样不是本质的差异，也只是侧重点的不同。在本质上，陈云和邓小平都看到了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都强调社会主义也要有市场，只是陈云从经济工作实际出发侧重计划对市场有效性的作用，而邓小平则从政治高度侧重对市场经济的定性。从结果上看，陈云和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理念都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邓小平计划、市场都是手段的思想，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目标，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陈云计划、市场“主辅论”以及“鸟笼经济”的思想，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最好的效果，提供了保证和具体方法。
三、邓小平、陈云经济工作理念在具体经济政策上的体现
正是由于对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体制变革在质的层面上认识的一致和在量的层面上认识的差别，邓小平、陈云改革开放之初在对具体经济政策的态度上，原则一致，也有区别，这主要体现在试办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和物价改革三个方面。
（一）关于经济特区
试办经济特区，是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和试点过程中，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特区的“特”就是指特殊的体制和特殊的政策，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建立经济特区是邓小平最先倡导的，他是特区发展的积极推动者。1984年他亲自到特区视察，看到特区一片繁荣景象，他很高兴。回京后，又提出可以搞沿海开放城市。邓小平认为，“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陈云和邓小平在要不要办特区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应该说，陈云在特区问题上是持谨慎态度的，他认为特区是一个新鲜事物，又是事关改革全局的重大政策。所以，宜缓不宜急，“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他主张，四个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7页。对当时拟发行特区币的问题，陈云明确表示“我不同意发行特区货币”。《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5页。在特区试办的过程中，一度出现的严重经济犯罪问题也是陈云持谨慎态度的一个原因。1992年陈云在悼念李先念的文章中说：“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二）关于利用外资
利用外资，还包括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引进外国人才。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积极鼓励“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对于利用外资等的消极作用，邓小平的观点是，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另一方面，允许看、坚决试，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看对了，就搞，不对，就关，没什么可怕的。
陈云也认为，利用外资为我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他还是保持了他一贯的稳健作风。他强调，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举借外债，一定要慎重、要有警惕性，对外债要分析。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将来借到了，也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他说，“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
（三）关于物价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的价格一直偏低，国民经济价格体系很不合理。物价都由国家规定，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财政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财政开支达几百亿元。改革十年以后，物价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因素。邓小平和陈云都是支持物价改革的。邓小平讲，“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是他强调，要解决这个问题，每一个步骤都涉及千家万户，涉及每个人的生活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63页。
陈云也不反对物价改革，但是他根据自己多年抓经济工作的经验，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因此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过急。他主张“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1988年中央决定“物价闯关”。由于体制内外落差很大，价格一并轨，势必会引起物价在一定时期内迅速上涨，所以叫“闯关”。这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和有巨大风险的经济决策。陈云在同多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后，明确提出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但是他的提醒没有被采纳。价格改革方案公布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针对这种严重状况，陈云严肃地对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讲，“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邓小平和陈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共同带领我们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们都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民生为本的目标情怀，这是他们经济工作理念中根本性的东西。当然，他们的经济工作理念也有各自的特点，这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性格特征、工作作风等的不同都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与他们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有关。陈云一生主要在中央工作，个性持重，作风稳健，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脆弱的平衡”；邓小平戎马半生，精力充沛，有非凡的政治胆略，工作作风举重若轻，大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风范。这些都是他们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工作理念具有不同特征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所处的位置不同。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责任是抓方向、定调子；而陈云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抓具体经济工作，他的责任是保证经济工作的顺序进行和各项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他们的差别实质是职责所在，侧重不同。
正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各司其职、鼎力配合，才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国力日加强盛，人民生活也愈益富裕。正像有学者说的：“改革开放初期，有邓小平和陈云为国家掌舵，这是中国的幸运，中国共产党的幸运，中国人民的幸运”。朱佳木：《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和邓小平》，《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