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卫生工作面临着的是一个人民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困难局面。由于我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人民根本享受不到基本的卫生保障，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参见《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群众的健康，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卫生工作就被放到重要的地位。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提出：“疾病是苏区中的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页。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各根据地群众卫生工作的实践，为发展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奠定了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

　　1950年8月7~19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卫生部副部长兼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总结革命战争时期的军民医疗卫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1952年，又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样，就形成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

　　谈起旧中国的卫生状况，一般都认为是人口多，疾病多，医药少。但是透过现象的本质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工农劳动群众几乎长期与卫生医药事业隔离，无权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障。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卫生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解决卫生工作的立场问题，即确立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工作的唯一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对一切问题，就有了正确的看法，就会把事业放在首要的地位，不然就会有偏差。为什么又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呢？因为工人农民人数最多，又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和生产建设的基本力量，他们所受疾病的灾难最深，得到卫生的保障也最少。兵是武装了的工农，是国防建设的基本力量，没有它生产建设与和平生活就无从获得保障。”《卫生部贺诚副部长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面向工农兵就是满足最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民的卫生需求，包括享受医疗保健、获得卫生知识、改善卫生条件、培养卫生习惯。

　　预防为主就是对待疾病首先要从预防入手，通过主动地和疾病做斗争，减少患病机会。预防为主不是不重视治疗，是无病防病、有病治病、防治结合、立足于防。这一方针在根据地解放区已经卓有成效地实行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继续贯彻这一方针，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其具体内容。1951年9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党组书记和主持全面工作的副部长贺诚给中共中央写了题为《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除了总结21个月来防治传染病的经验，还提出：“今后数年内预防工作的主要内容，应以防止传染病流行为主……防疫工作必须使技术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要“使群众自觉自愿地参加防疫运动”。同时他还指出：“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需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毛泽东看到贺诚的报告后，不但称赞这个报告好，还亲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在指示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一九五一年九月——一九七二年九月）》，《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毛泽东的批示深刻阐明了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性，批示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将这一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极力发展，从而为群众卫生运动的发展奠定了领导基础。

　　团结中西医，既是国家建设的需要，也是医学发展的需要。旧中国缺医少药，解决“缺医”的问题，就得团结广大医务工作者，动员卫生工作队伍中所有人的积极性。卫生队伍包括西医和中医，缺一不可，这是从国家建设的大局而言。从医学发展规律看，中国有着极其丰厚的传统医学的积淀，为人民防病治病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后，发展迅速，形成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的局面，这就是我国医学发展的规律。团结中西医，就是尊重这个规律，让中西医卫生工作者共同为人民服务。这是其一。其二，团结中西医，还要着眼于发展。针对中医长期以来受到歧视的现象，党提出要保护中医、重视中医，积极发挥中医在人民卫生事业中的作用。对于我国丰富的医学遗产要努力挖掘、继承、整理，并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提高，使中西医在业务上相互团结，积极合作，学术上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在相互影响和渗透中各得其所，各有发展。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就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群众与卫生技术人员相结合。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的号召，结合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的爱国卫生运动提出来的。1952年反细菌战，使爱国卫生运动从局部的、具体的形式发展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运动，赋予新的内容和新的方法，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得以确立并呈现日益蓬勃的态势。

　　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在党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的指引下，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以传染病多发的春、夏、秋三季为重点，以消灭病虫害兽和清除垃圾为主要内容，以常年坚持和突击运动相结合的形式，在各级卫生组织的积极努力下，通过集中专业力量对发病率极高、危害极大的传染病进行大规模、扎扎实实的防治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控制了天花、鼠疫、霍乱、性病、黑热病、伤寒等多种急、慢传染病以及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的流行，迅速扭转了旧中国卫生状况极端恶劣，传染病猖獗，人民疾病丛生的落后局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卫生组织的设立着眼于人民大众

　　贯彻人民卫生这一原则的制度保障是卫生组织的建立健全。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做出了《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要求首先要有计划地健全和发展县级卫生院。县卫生院不仅要担负医疗任务，而且要负责承担和指导全县的公共卫生工作，包括防疫、保健、妇幼卫生、卫生宣传及初级卫生人员培训。其次要初步建立和健全区一级的卫生所。三是在工矿企业单位和城市街道建立基层卫生组织。这一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1951年4月，全国已恢复、建立县卫生院1841所，占全国总县数的843%。5月，全国医政工作会议通过了《健全与发展乡村卫生基层组织的实施办法》，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进一步促进了基层卫生机构的发展壮大。《全国农村卫生基层组织迅速扩展两年来已恢复和建立县卫生院一千八百四十余所》，1951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到1952年底，全国已有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县卫生院已达2123所。《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县级卫生组织的迅猛发展，不但促进了各县医疗工作的开展，对指导各县的公共卫生工作，如防疫、保健、妇幼卫生、宣传及初级卫生人员培训等工作亦大有助益，而且带动了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卫生组织的建设。在东北及其他地区的卫生实验县中，已有部分行政村建立了卫生分所或卫生站，华北地区普遍建有医药合作社组织。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已有改观，广大农民不仅能够看得上病，而且大部分疾病都可以就近治疗，已能享受到初等水平的医疗卫生保障。

　　城市基层卫生组织的建设也有大发展。工矿、机关、学校普遍建立了医院或者医务室。大中城市在街道都建立了街道医院、门诊部和居民委员会的群防站、红十字卫生站等。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分别承担了30%的病人门诊任务和50%的地段保健任务。

　　到1958年，全国基层门诊部、诊所达到132894个，是1949年（769个）的1728倍。专科防治院（站、所）达到667个，是1949年（11个）的606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1577个，而1949年这个数字为零。《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从上述数字不难看出，基层卫生组织的建设成就相当显著。

　　医院承担着医疗的主体任务，人民政府在1949年前后接收接管了一批原有医院，比如1949年4月，卫生部接管私立中和医院，改名为北京中央人民医院。1951年1月，卫生部正式接收了原接受美国津贴的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此外，根据服务对象和专业设置的不同，卫生部门组建了一批新的专科医院、教学医院、职工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主要有传染病医院、结核病医院、儿童医院、妇产医院、口腔医院、职业病医院、肿瘤医院、眼科医院、精神病医院、麻风病医院、整形医院等。教学医院一般以综合性医院为主要形式，除作为医学院学生的临床教学基地外，还担负医疗、科研、在职医务人员的培训和指导基层医院的医疗技术等工作。职工医院建在较大型工矿企业部门，主要为本企业职工和家属的医疗保健服务，同时还程度不同地担负起所在地区居民的疾病防治工作。中医医院则是贯彻中西医结合方针而新建立的。1958年，全国医院总数已达到4719个，是1949年（2600个）的18倍。卫生院达到43579个，1949年这个数字为零。《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此外，妇幼医疗机构得到快速发展。到1951年底，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所、妇产科医院、产院、儿童保健院、儿童医院等全国已有156处；分布在各大中城市的妇产科及儿科病床共7699张（此数字包括部分普通医院这两科的床位）。县、区、村及工矿区的妇幼保健站全国已建立744处，其中有294处在农村，58处在工矿区，361处在城市，4处在内蒙古自治区。接生站（组）全国已建立9464处。中央卫生部及山东、黑龙江、苏北、绥远、察哈尔等地区还组织了妇幼卫生工作队和妇幼卫生工作组，深入工厂与农村进行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朱琏：《新中国两年来的妇幼保健工作》，1951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1953年，中央卫生部系统所属公立医院共有床位154万余张，比1952年增加了18%。其中疗养院床位104万余张，比1952年增加了25%。中央六个工业部、铁道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所属医院共有床位383万余张，其中疗养院床位占43%。上述七个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尚有业余休养所床位8900余张。《中央人民政府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五三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1954年9月14日《人民日报》。此外，中医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已经参加到公立和联合性质卫生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中医师达到9万人，比1954年增加了27％。我国许多医药工作者已开始有组织地对祖国丰富的医学遗产进行研究，国家已成立了中医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55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1956年6月15日《人民日报》。1956年全国医院、卫生研究机构和疗养院的床位达到328万张，其中医院床位达到261万张，疗养院床位达到66万张。自愿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性质的联合诊所达到5万多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1957年8月2日《人民日报》。

　　1952年1月下旬开始，美国飞机在我国东北、青岛等地的34个县市投掷苍蝇、蚊虫、老鼠等带菌昆虫及媒介物，对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3月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周恩来总理任主任委员，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

　　3月15日，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给中央写了《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的报告，针对华北地区春季以来疫病的发病情况，建议中央开展大规模的清洁卫生运动，以保证人民健康和春耕抗旱工作的顺利开展。3月17日，毛泽东在报告中批道：“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一九五一年九月——一九七二年九月）》，《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及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都成立防疫委员会；并按照地理位置把全国划分为紧急防疫区、防疫监视区和防疫准备区；要求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为了加强各地的卫生防疫工作，1953年1月26日，政务院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各级卫生防疫站，防疫站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应用预防医学的理论和技术，进行疾病控制、监测、卫生监督、卫生宣传、科研和干部培训等项工作。

　　三、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体现了人民主体地位

　　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就是发动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动手改善自己的卫生状况，充分发挥人民在国家事务中主人翁的主体地位。

　　建国初期的群众性卫生运动以1952年底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运动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即开展卫生防疫工作，防疫的重点是预防急烈性传染病、肺结核病、寄生虫病和性病与开展改善环境卫生工作。后一阶段运动不再具有临时性突击性，而是成为常态化，各地也成立了经常性的卫生运动领导机构——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建国初期防疫工作的重点放在加强预防注射方面。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发生鼠疫并蔓延至张家口，由于鼠疫的死亡率很高且很难迅速治愈，因而加强预防接种就成为当务之急。刚刚成立的中央防疫总队迅速作出反应，扑灭了鼠疫疫情，到11月4日疫区即无新病例发生。通过预防接种疫苗，鼠疫得到有效控制。1951年1~6月全国鼠疫发病人数共447人，较去年同期发病人数降低了78%，各地对鼠疫的治愈率也较去年提高了20%。《全国防疫工作获重大成就两年来各地已无大的疫病流行》，1951年9月23日《人民日报》。

　　除鼠疫外，天花也是危害严重的传染病，被列入了重点防疫之列。1950年春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种痘工作，为了巩固天花防疫水平，在《政务院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今秋的种痘运动应加以重视……各级行政机关应从上加以领导、督促和检查，并于事后总结，于本年十二月底以前逐级呈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今春种痘较多的地方（如华北、东北）仍应进行补种，以达到普遍的目的。”“种痘应一律免费，不得向受种人收取任何费用。痘苗、人工、卫生材料等费，均应由各级政府负担”。《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396页。10月12日，中央卫生部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在出生6个月内即应种痘，届满6、12、18岁时再各复种一次，同时要求全国人民普遍种痘。1949~1952年间，卫生部门即种痘5亿多人次，到1952年，种痘工作的效果开始显现，全国1952年比1950年天花的发病率减少了90%。李德全：《三年来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1952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这一时期，除鼠疫、天花等19种危害严重的传染病防治方案外，对慢性传染病如黑热病、血吸虫病等的防治工作也收到很大效果，在山东、平原、苏北等黑热病流行地区，已治愈10余万人。为预防结核病，1951年1月29日，中央卫生部决定在各城市免费推广卡介苗接种，在北京、上海、沈阳、南京、西安等82个城市的儿童中，接种卡介苗85万人。《全国防疫工作获重大成就两年来各地已无大的疫病流行》，1951年9月23日《人民日报》。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的落实和各地各级医疗机构开展的预防接种工作，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免疫水平。在建国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两年来各地已无大的疫病流行。从而为根治急、慢性传染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广大城乡开展改善环境卫生运动是以清除垃圾、修建卫生工程为重点进行的。

　　1950年全国各城市共清除垃圾175万吨。《全国环境卫生和卫生工程工作两年来有很大发展》，1951年9月23日《人民日报》。沈阳市在1949年春秋两季及1950年春季共清除自伪满以来积存的垃圾55万多吨。孙雨生：《沈阳市的卫生工作》，1950年7月11日《人民日报》。上海市解放后五个月来，除了清理垃圾、修整地下水道外，还开始进行疏浚苏州河工程。《人民政府积极进行市政建设上海市容焕然一新》，1949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太原市经过三个月的修整清理工作，使市容大为改观，全市共清除垃圾6万多车，修复市内排水沟4700米。《经三个月修建太原市容改观第一阶段建设计划将完成》，1949年8月31日《人民日报》。西南区在全区各大中城市均进行了全市环境的清洁卫生运动，仅昆明一地，在六天内就清除垃圾1200多吨。《西南区夏季防疫工作有成绩今年未发生严重时疫及传染病》，1950年9月1日《人民日报》。

　　与此同时，广大城乡还开展了保护水源、改良水质的群众运动。在城市中逐步提高自来水普及率，据统计，到1952年底，共有65个城市用上了自来水，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32%。《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5、96页。与此同时，各地还注重整修城市水系、改扩建城市下水设施。到1951年9月，全国有44个城市有下水道设施，下水道总长达到4660公里。其中北京市两年来新建下水道105公里，修建污水池1330个，并修整了市内淤塞的河湖水系，改造了龙须沟，疏浚了护城河，使过去因秽水聚积，每年多发的肠胃道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全国环境卫生和卫生工程工作两年来有很大发展》，1951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同期，由于上海、沈阳、南昌、杭州、宁波等城市的环境卫生工作做得较好，这些城市的伤寒、疟疾病例显著减少。

　　1950～1952年，卫生部多次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农村水源保护和开展季节性饮水消毒工作。1951年，西北及华北地区打深水井22眼，使绥远、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少数民族人民的饮水困难得到了解决。《全国环境卫生和卫生工程工作两年来有很大发展》，1951年9月23日《人民日报》。1950~1952年，全国共改良水井461184口、新建浅井28877口、深井163口、改善河渠取水码头16736处。这些饮水设施的建设使农村37亿多人受益，其中15%左右的农村人口已开始饮用小型自来水。《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爱国卫生运动所造成的声势和效果，不仅振奋了我国人民的精神，而且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重视。1952年5月，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我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后指出，中国正在进行一个改进个人卫生和社会卫生的运动，这一运动受到5亿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大降低了。

　　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加强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会议建议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改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并建议在各地建立常设机构。政务院经研究后批准了这一建议。此后，各地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相继成立，成为经常性的卫生运动领导机构。

　　通过几年的工作，曾广泛流行的各种传染病大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血吸虫病的防治问题一直没有太大的改观。为此，毛泽东主席曾几次作出批示。在毛泽东的重视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疫区的各级人民委员会也均成立了防治委员会，并确定用大约七年时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1956年3月，毛泽东又三次督促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并提出：“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也“应该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和钩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参加，“会议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钩虫病及其他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一九五一年九月——一九七二年九月）》，《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血吸虫防治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各地利用冬春两季，结合兴修水利，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突击灭螺运动，仅安徽一省即组织150万人，用了2000多万个工作日。据不完全统计，江苏等九省市灭螺面积约有244平方公里。《卫生部长李德全的发言》，1956年6月19日《人民日报》。1956年，疫区各省市共训练防治人员84万多人，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等地已出现了完全消灭钉螺的乡和村庄。各地还治疗了40万左右的血吸虫病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会议确定明年工作要点一百二十万血吸虫病人将得到治疗》，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建国初期，卫生工作的开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54年，全国范围内仅有天花病例847人，且大都发生在偏远地区，全国各大中城市中均未出现天花流行。《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1956年，鼠疫已基本得到控制，我国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几个鼠疫频发地区也先后停止发生疫情。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9%，回归热下降了91%。1956年全国很多地区虽然发生了大水灾，但由于专业防疫机构的建立、卫生环境的改善和相关药品生产能力的提高，1956年疟疾的发病人数又比1955年下降了70%。此外，由于医药条件的不断提高，我国许多疾病的治愈率大大提高、病死率显著下降。婴儿死亡率已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703‰，一些大城市如北京、南京的产妇产褥热几乎已无死亡病例。到1956年底卫生部门已经治疗了60万黑热病患者，治愈率达到了97%左右。《我国去年防治为害严重的疾病有很大成绩四十多万血吸虫病患者得到了治疗基本上控制了人间鼠疫的发生疟疾、黑热病等的防治也有了成效》，1957年2月5日《人民日报》。麻疹死亡率由1951年的55%下降到1956年16%、猩红热病死亡率由85%下降到11%、痢疾死亡率由11%下降到045%、回归热死亡率从111%下降到19%。《五年来我国卫生事业大发展人民卫生状况和医疗条件有显著改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核心力量，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为宗旨的无产阶级政党。她历来关心人民的健康，把人民的安危冷暖记在心上。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的考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她才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才能不断地取得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