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0年里，全球发达国家的比例不到20%。而现代世界中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可能性约为5%。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转换的判断。转引自2011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样有限的机遇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赶超战略受到普遍关注。从1949年到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奋斗了60余年，将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初步工业化、现代化国家。既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概括党领导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一、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集中财力、物力，突破“贫困陷阱”和“瓶颈”制约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至195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但是由于能源、钢铁、机械、化学等基础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弱小的民营经济的能力难以建设，中国的工业未形成体系，导致已有的轻工企业设备不能充分运转，农业也难以大幅度增产。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防工业的需求。为了不再重演国家和民族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借鉴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中，进一步明确优先发展重工业。受西方国家严厉的“封锁、禁运”制约，建设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内部积累，为了集中物力、财力、人力实施这一方针，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一化三改”方针，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建设与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针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在工业化建设中，把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位，同时充分发挥已有工业企业的潜力；重点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发展轻工业、农业、运输业及其他行业；重点建设内地工业，同时注意发展沿海工业；重点建设大型工业，同时注意发展中小型工业；将工业高速增长和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兼顾；重视引进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设备、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二是通过农业互助合作，解决土地改革后部分农户生产资料不足、劳力、资金短缺的困难，采取互助合作办法，在保障农民生活水平有限提高、城乡社会稳定的同时实现以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为主的工业化早期的工农、城乡关系；采取合作化的办法，改造与发展个体手工业；实行赎买政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56年基本实现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通过“三大改造”，政府以较低成本获取农产品与劳动力，实现了初期积累，解决了工业化最困难的资本匮乏问题，跨越了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的“贫困陷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工业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了工业化方针。

　　中国的计划经济既学习了苏联东欧等国经验，也有其特殊性：计划没有苏联完善，也没有那样僵化和刚性。从一开始就针对不同对象提出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参考性计划；即使在计划体制内也有20%~30%的缺口，要由企业通过市场自筹；对于地方政府和农村，计划指令远远不能覆盖。这使改革开放以来迅速迸发的活力得到培养和锻炼。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在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幸福指数的同时，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以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为主要动力，以市场需求为依据，按照国家整体规划，调动中央、地方、民间等各方面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了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铁路公路交通建设、现代通讯传播建设、水电能源供应、物流通道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实施和重大项目的建设。基础设施的改善，为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潜力提供了条件。

　　如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薄弱，是我国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制约因素，投入不足是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根本原因。在国家实力不足的计划经济时期主要通过农村集体经济投入。国家实力提高后，2011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对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做出了重要部署：努力形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合力，以突破这个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瓶颈；财政支出重点应向农业农村倾斜，确保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量、增量均有提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应重点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总量和比重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应重点投向农业土地开发、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定额提取、定向使用，特别是落实好土地出让收益的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在信贷投入上，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和农民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如此形成政府、社会、农民三方共同投入的合力，解决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瓶颈。

　　二、重视农业基础作用，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

　　中国是农业大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是须臾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既是一个典型的落后的农业国，又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环境。要实现工业化，不能不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来获得资金，而国内积累相当大的部分是从农业中来。只有实现广泛的农村动员，才能获得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城乡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作为计划体制的一部分，它从多方面支撑着高积累、高投资、高速度推进工业化的计划，支撑了传统模式下的经济增长：(1)避免了从农村提取的积累资金又被大量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消费掉；(2)使国家长期实行低价定量供应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制度成为可能；(3)减轻了城市基本生活和服务设施建设的压力，增大了生产性投资的比重；(4)减轻了国家安排城镇就业的压力。同时，这种封闭性人口迁移制度，回避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谓“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失业、居住和交通拥挤、贫民窟等“城市病”。然而，这种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遗留下了许多结构性矛盾。参见肖冬连：《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20世纪60年代，在付出了昂贵的历史代价后，党中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战略思想。但是受内外环境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

　　1979年以来，农村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以土地归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为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制度保障；取消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全面放开搞活农产品购销，赋予农民自由交易权。农产品流通渠道多元化，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迅速发育，促进了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市场的兴起。这些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运行方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以有效发挥，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开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和混合型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农产品供给告别长期短缺，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大幅增加，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亿万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参见韩俊：《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理论动态》第1800期、1801期。

　　在2004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纵观世界上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初始阶段农业给工业、城市的发展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当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同样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2004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再一次指出，之所以要讲这“两个趋向”，来自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在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阶段的重要判断。我国从2004年3月份开始免农业税的试点，同时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扩大对稻谷的补贴力度、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这一年，农民从政策中直接得到的实惠为451亿元。转引自陈锡文：《实践“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一次全面部署——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宏观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2005年，中央和地方的农业税减免进一步提速。至2005年底，有28个省份已经全部免征农业税，另外3个省份也有210个县免征了农业税。2005年农业税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已经微乎其微。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决定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这一税种。这标志着我国迈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实质性步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正在成为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工业化、现代化的新的巨大推动力；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三、放活微观管理，改善宏观管理，探索非均衡经济的发展路径

　　我国相对于人口而言资源有限，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为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既要放活微观管理，又要改善宏观管理。中国工业化初期，政府投资与国有经济对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主观计划的建设规模和速度如何适应客观国力发展水平，经历了反复实践和曲折探索。计划经济使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改革开放与继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存在微观管得过死，宏观“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弊病。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我国依靠改革开放，撬动了工业化的全面高速发展。

　　在企业微观层面：国有企业改革围绕建立企业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这一核心目标，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的历程。同时，大力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鼓励外商对华投资取得突破性进展，促进了中国产业水平的提升。非国有经济部门成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

　　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于城乡协调与区域发展协调、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建立创新型国家、国家经济安全、控制庞大人口的增长、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谋划全球发展战略等宏观问题，必须加强与改善政府的宏观管理，促进政府的职能转换。我国通过改革价格管理体制，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为市场经济塑造了宏观条件；实施了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外贸五个方面的改革。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需要政府低成本地履行公共政府的职责，包括提供法治环境；通过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公平；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酌情使用经济、法治和行政手段加以弥补。政府相应推进以职能转换为重点的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改革审批体制；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宏观调控体制等。

　　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导向性作用结合得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在应对经济风险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以来，我国首创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避免了计划经济窒息活力的弊端，又减少了市场经济过度竞争的盲目性；既赋予各经济主体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又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出中国发展奇迹，大大提高了抵御风险能力。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袭，这一制度对经济高效运转发挥了关键作用。参见同言：《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三大制度因素》，2011年2月25日《红旗文稿》。

　　随着逐步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非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党中央对经济管理的探索更多着眼于长远发展。胡锦涛将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经验概括为：坚持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有机结合、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协调发展、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09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与此同时，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正式使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概念，并明确指出其内涵主要是“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2008年底胡锦涛在年底举办的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对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发展方式的联系和区别说：“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动，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在200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指出：“虽然我们面临着保增长的繁重任务，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方向不能动摇。必须坚持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2010年2月，党中央对如何扎实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形成了初步体系。胡锦涛概括为八方面重点工作：包括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指出每一方面工作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联系。转引自张宁：《科学发展观在十七大后的新进展述要》，《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8页。

　　四、从国情出发，科学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注重社会公平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决定继续解放区已经实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以便在最高纲领与现实约束之间取得平衡。但是，国际封锁禁运下中国工业化迅速启动的实践导致了50年代一场朝向全面公有化的激进的产权变革。这次产权变革可以说是一个“财政能力—治理能力”处于“低水平均衡”中的后发国家在遭遇外部危机时实施赶超战略不得不采用的理性反应。张威、吴能全：《财政交易、意识形态约束与激进公有化：中国19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资本与资本市场，是商品与市场经济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不可或缺、不能回避的经济范畴；也是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三大纲领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官僚买办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在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陈云等党的领导干部利用国内外资本和资本市场搞工业化、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为百姓摆脱经济困境作了艰辛探索和不断努力，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其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的几个特点：洞察资本的自私逐利本性；运作资本与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为国家谋利，为人民谋福祉；在发展国家资本的过程中，注意发挥市场与竞争机制的作用；将国有银行作为在资本和资本市场中体现国家意志的机构，充分发挥国有银行的主渠道作用等；体现了当代中国对待资本与资本市场的独创性。这些思想和实践不仅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其中许多方面也反映了我国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体制下具有的一些继承和延续的共同认识与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在20年中从无到有，发展到规模仅次于华尔街。参见董志凯：《陈云对待资本与资本市场的思想实践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刘伟：《陈云关注新中国的金融安全提出三大平衡理论》，2010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祁斌：《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国际金融变局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十二五规划》，2010年12月11日在上海的讲演。实践表明，中国必须有效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不仅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利用资本和资本市场。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将是一个依生产力标准自觉选择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结果。

　　在利用资本和资本市场的过程中，要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避免财富过渡向资本倾斜，关注公平和共同富裕，历史、全面地看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参见刘国光：《重新审视社会公平问题》，2005年4月25日《北京日报》；柏晶伟：《到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的时候了——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2005年7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我国改革之初，各阶层人民受改革之惠，生活改善，没有分化出明显的利益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同利益人群逐渐形成，有的在改革中受益较大，有的受益较小，有的甚至受损，对改革支持的积极性也有变化。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2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1993年，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将“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关系；也与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密切关联。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随之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平现象丛生，成为导致社会冲突的原因之一。形势要求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过渡，并采取一系列推动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

　　2007年，党的十七大闭幕后不久，胡锦涛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现代化过程中科学对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注重社会公平的问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说：“现代化客观上是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也容易出现机器排挤劳动、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现象。一些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没有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结果社会矛盾激化、现代化进程受阻，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值得汲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我们的现代化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归根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这毋庸置疑。但现代化进程有其自身规律。机器与人、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发生此消彼长的相互依存替代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一定意义上就会导致“机器排挤劳动、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现象”。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政党，在领导推进现代化时不可回避地面临着人或劳动者及其利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出现“为了发展丢了人民”的悖论。

　　这就将正确处理资本和劳动、社会公平的问题提高到科学发展观、在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的高度；即“在生产和分配两个环节都要正确把握资本、技术、劳动之间相互替代和储存的特点，妥善处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实现技术进步和扩大就业的有机统一，提高劳动参与分配能力，促进创造财富和公平分配的协调，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0页。。为了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正确把握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正确反映和统筹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共中央警觉并及时批评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以物为本”，“以GDP为本”倾向，采取措施纠正，以避免重蹈一些后发国家失误的覆辙。

　　五、在开放中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国是具有悠久的对外开放传统的国家。毛泽东于1949年6月15日新中国建立前夕郑重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20世纪50~60年代，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禁运、中苏交恶和“文革”冲击，导致中外经济关系总体上处于半封闭状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亚非拉国家在联合国作用的加强，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此后与西方国家广泛建立外交关系，为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从1980年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在对外开放中大规模“引进来”到对外承接劳务、直接投资“走出去”；从发展和利用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到利用国外自然资源、科技资源、改善中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位置。我国在开放中提高了国际竞争力，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我国兴建了一大批独资或合资的外向型加工工业企业，引进了大批资金、技术装备和管理模式。迅速提高了中国工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总体技术装备水平大约落后西方发达国家30~40年。到20世纪末，生产设备具有90年代技术水平的已占近40%。通过引进、吸收、创新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微电子工业、通信设备制造业、新兴材料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迅速发展，在航天、造船、纺织、电子等领域，有大批技术装备和产品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的工业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经济粗放型增长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工业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比重偏低。高层次创新人才严重短缺，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21世纪初，正值工业化处于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过渡的时期。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2002年中共16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战略任务。情况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往开来，再接再厉，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必将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