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是中共90年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承担了具体负责筹备中共八大的重任，在会议筹备期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前由于资料不足等原因，很少有文章专门考察邓小平与中共八大的筹备，多是在研究邓小平与中共八大的关系时，把该问题作为文章的一部分进行简要交代或概括论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9年编撰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年谱》），披露了许多这方面的原始资料，为学界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依据《年谱》及相关史料，着重考察邓小平在筹备中共八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展现他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的历史贡献。

　　一、具体负责筹备中共八大的整个组织工作，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1956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并要求1956年7月前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会议一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开始。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承担了具体负责筹备中共八大整个组织工作的重任，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确定八大报告起草人到处理各种文件，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提名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从审改大会发言稿到提出发言要求，其间大小事宜，邓小平几乎都参与决策和讨论。

　　（一）关于大会文件

　　筹备八大最要紧的工作是准备大会报告。1955年4月21日，邓小平将草拟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报送毛泽东。根据毛泽东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批示，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组成。《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9页。

　　在筹备过程中，邓小平承担了大量起草、审改和宣讲各种文件的工作。1956年8月15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说：①八次大会定于9月15日开幕。②现决定于9月1日到9月14日，举行八次大会的预备会议。③请你们通知各代表务于8月31日以前到达北京，向中央办公厅报到。④中央决定各地区和各单位所选出的候补代表，一律列席八次大会，请通知他们同时到达北京。《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作为八大的主要筹备人之一，邓小平担负着大会及会议文件的宣传解释工作。根据毛泽东“由邓小平同志报告第八次党代会问题决议的意义和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的提议，邓小平数次在中央全会上对八大相关文件作解释和说明。1956年8月22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对提交会议讨论的《八大日程草案》等6个文件作说明。8月3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6个文件向大会作说明。《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4、1306页。他的说明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完整准确地表达了中央的意图，深受与会人员的欢迎，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1955年9月18日在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召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稿上满意地批道：“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只改了几个字。”10月4日，邓小平在《说明》稿中着重对中共八大未能早开的原因及八大的酝酿过程等作了解释，收到很好效果。《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5、1258~1259页。

　　另外，邓小平还十分注重宣传的政策和策略。1956年8月23日，他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报道工作的通知》稿时加写：各国代表团到达和离开我国时，“一律不发个别的消息，只在代表团到齐的时候和他们大都离开的时候，发两次简要的综合消息”。同时就对外国代表团的宣传报道批示：“不能专对少数人扩大宣传，这样容易得罪多数人。而且这次来的头头很多，也很难突出某些个人。”《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4~1305页。上述繁重的文件工作保证了大会筹备的正常运转。

　　（二）关于大会选举

　　召开中共八大，首先要选举八大代表；八大的一项重要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因此在筹备阶段要产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这两项选举工作都是在邓小平的具体组织下进行的。

　　195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对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作了解释。《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9页。本段资料均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以下不再一一注出。1956年1月18日，邓小平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代表名额的安排等问题。3月23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代表选举问题。4月24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代表名单。5月11日、12日、18日，又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中央机关出席八大的代表候选人问题。5月13日，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八大代表候选人名单问题》给各地的电报时，加写“代表大会必须对所有候选人加以郑重的审查，对于不适当的候选人，应加以变动”，对代表资格审查提出了严格要求。

　　八大筹备最早的工作是提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据李雪峰回忆，这项工作“就是由小平同志和一些老同志负责，先从6个大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中选，大家可以随便提，提了约400人，比较全面。”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八大的选举是大会筹备的重要工作，中共中央高度重视。1956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中共八大的选举问题和中央机构的组成形式，并指定陈云和邓小平作为委员会的召集人。8月4日、6日、10日，邓小平召集专门委员会会议，讨论中共八大选举等问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0、1302页。在集思广益并深入探讨的基础上，邓小平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对中央委员选举工作的建议：第一步，由各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不先提名，大会主席团也不先提名单。第二步，各代表团提出名单后，由中央政治局和各代表团正副团长负责把各代表团提出的名单加以整理、研究，确定包括正式委员与候补委员在内的选举名额和预选名单，然后各代表团讨论酝酿，进行预选。第三步，各代表团预选的结果交政治局，由政治局和代表团正副团长共同研究，确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具体名额及其提名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邓小平的设想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随即付诸实施，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认同，也使整个会议充满民主精神。受此启发，9月28日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借鉴了此方式，表明中央对邓小平工作的充分肯定。

　　（三）关于大会发言

　　代表发言虽不是八大的主要议程，却是大会的重要内容。邓小平作为八大主要筹备人之一，精心组织代表准备大会发言，亲自审改代表发言稿，并对发言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据《年谱》记载，罗瑞卿、谭震林、徐向前、彭真、邓颖超、刘澜涛等人的发言稿曾经邓小平审阅或修改。1956年9月3日，在审阅罗瑞卿准备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稿《关于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执行党在肃反斗争中的正确路线的若干经验》时，批示：对反革命活动，帝国主义、国民党还不断派特务进来，须举一二例子（每个例一两句话）。并建议他把发言稿直接送毛泽东看看。9月12日，审改谭震林发言稿时，建议他最好对有关段落改写一下，并于16日再次审改谭震林修改后的发言稿。彭真准备在八大上的发言稿《关于革命胜利后的群众路线问题》，前半部分强调执政党需要高度注意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后半部分针对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晚年的错误问题，阐述了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9月17日，邓小平阅彭真发言稿时，在肯定“这是一个好的发言”的同时，指出后一部分“分寸是否恰当，就要多找几个人斟酌才行”。建议他先请陈伯达看，后送刘少奇审定，“可能的话，请主席看看”；并提出这一部分“可以概括一点说，文字上也可得到缩短”。《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6、1309、1314、1315页。这些意见对于提高他们发言稿的质量和水平，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上，对大会发言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八大大会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人讲一讲主观主义，有人讲一讲宗派主义。《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0页。关于发言内容，邓小平提出要表现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关于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关于发言人数，他提出要争取比较多的人发言，准备120篇以上的发言稿，选百把篇，准备讲80篇以上，在报上登一二十篇。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在邓小平的组织下，整个会议期间有68人作了大会发言，45人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中既有中央领导，也有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来自基层的党组织负责人或普通党员代表。发言人数之多、代表面之广，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是少见的，体现出代表们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会议空前的民主气氛。这些发言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问题非常广泛。在这样的民主气氛中，代表们畅所欲言，围绕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个重点，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二、主持中共八大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工作，提出在全国执政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主要方针，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基础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中共八大筹备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进行的。在此期间，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与党章起草委员会成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严谨务实，字斟句酌，为完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党章的修改工作，邓小平一直抓得很紧。据李雪峰回忆：“党章初稿于1955年10月20日完成后，小平同志就批示分发给我们再进行修改。1956年2月，他赴莫斯科参加苏共20大前夕，还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党章报告问题。4月初，他又多次主持会议，讨论修改党章问题。当各种意见讨论得差不多时，毛泽东同志于4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党章。”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闭幕会上，专门就修改党章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5月28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党章修改稿交各地方、各单位讨论的通知》，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通知》指出：“在党章修改稿中，有两个问题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修改稿中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采用常任制度，并且规定各级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请你们考虑这种制度是否适当。（二）关于中央机构问题，曾考虑到两种形式。一种是保持原来性质的书记处，增设一个副主席或者不设副主席；一种是不设原来性质的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并且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或者其他名义的组织。请你们考虑哪一种形式较好。”《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0~1291页。

　　两个多月后，党章起草小组在收集各省、市、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党委的意见后，形成新的党章修改稿。8月5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方案即党章第37条草案，该条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毛泽东审阅该条时，在“副主席若干人”后加写了“和总书记一人”6个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党章修改稿作了修改，准备提交中共八大讨论通过。

　　由上可知，为制定一部高质量的党章，给党在全国执政情况下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一件科学的党内法规，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邓小平主持的党章起草小组，的确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努力。尤其是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方案的改变，及县以上各级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行，更是在改革与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两件紧密相连的事是穿插进行的。邓小平在主持修改党章的同时，对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十分重视，并亲自作出重要修改。

　　1956年7月23日，胡乔木起草出《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初草）》前四部分，邓小平收到后作了不少修改，改动较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在这部分，邓小平加写了“现在国家的情况和党的组织情况都同七大的时候有了显著的不同”，“从七次大会到现在的十一年中，我们国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七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党员的数目比第七次大会的时候差不多增加了十倍，比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的时候也差不多增加了三倍，而且绝大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了一定的工作。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等内容。此外，对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部分，邓小平也做了不少修改。在这部分中加写了“我们党内时常出现这样的干部，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十分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等内容。《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9~1300页。

　　8月11日，胡乔木又起草出后两部分，续完全稿，共六部分。邓小平又在报告第一部分对党所处历史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党组织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党的建设的总任务等问题，补写了重要内容。这一部分基本上是邓小平对8月12日稿作修改时亲自加写的，虽然只有约1700字，但可以说是整个报告的纲。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在报告的第二部分，邓小平还列举了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3页。。这些针砭官僚主义的文字，也都是邓小平本人写的。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修改之后，8月27日，邓小平把修改党章报告（修改稿）提交起草委员会集体修改。当日，邓小平嘱杨尚昆将修改党章报告（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连夜对送审稿进行仔细的修改后，写下如下批语：“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第23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请考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毛泽东对报告修改稿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报告的第一部分第1段，“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之后，加写了“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14个字；另一处是在报告最后第4段分析党胜利的原因时，在“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前面，加写了“首先和最主要地”7个字。这两处修改意见，在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向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都采纳了。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第23页在论述党内民主并未因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影响的理由时，列举了一系列重要会议。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批了两条意见：一条是“1955年3月的全国代表会议应在此处提出”；另一条是“没有说1953年的财经会议和粮食统购统销会议，也没有说1949年的扩大的二中会议”。邓小平据此又加写了这4次会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188页。

　　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情况下面临的种种新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认为它必然会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报告指出：“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15页。

　　报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报告还要求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些重要思想提出了在全面执政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主要方针，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基础。

　　三、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提出报告要突出经济建设的重要意见，对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八大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起草政治报告。邓小平除主持中共八大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工作外，还参加了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195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中，邓小平同时参加上述两个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据李雪峰回忆：“由于大家的努力，修改党章报告完成得比较早，后来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又将精力集中到起草政治报告上去了。”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历经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前后各种修改稿达八十多份，经过5次大的修改。邓小平作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最早的稿子是1955年12月写出的，由起草委员会成员陈伯达起草。刘少奇于12月15日批示，印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等26人审阅修改。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这个稿子到下一个修改稿，中间经过了7个月时间。从1956年6月底开始，八大政治报告进入具体起草阶段。6月30日，刘少奇召集陈云、邓小平等开会，布置报告的起草工作。《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93页。7月初，八大政治报告第一个修改稿写出。刘少奇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发。发给名单请同小平同志确定。”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从7月初到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先后主持了19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少数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93页。邓小平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这些会议。

　　1956年7月6~14日，邓小平多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报告起草问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7页。本段所列邓小平参加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八大政治报告会议情况，凡不加注者均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15日和19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邓小平均参加。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从7月23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北戴河，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在北戴河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并对政治报告等文件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7月27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的修改问题。8月10日，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8月11日，毛泽东约刘少奇、邓小平等7人谈八大政治报告修改问题。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0页。8月12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初稿讨论会。8月21日，又和刘少奇等在毛泽东处开会，谈中共八大政报告稿问题。8月29日、31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委员和八大各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八大各项报告等。9月7日，又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等问题。

　　此外，邓小平还于1956年8月11日参加刘少奇召集的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初稿讨论会，并于8月13日在北戴河亲自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初稿。《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3页。

　　邓小平在参加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和修改工作中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比如在1956年8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他就强调要把国家经济建设作为八大讨论的主题。对此，毛泽东深表赞同，指出：“小平同志说得对，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还是在建设，占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讲建设。”《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13页；《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26页。八大政治报告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邓小平强调把国家经济建设作为八大讨论的主题，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对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起了积极作用。这对于保证会议的正确方向以及实现党的工作重点从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周密的筹备，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它在历史转折时期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宣告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时期的开始，为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会的成功无疑是与邓小平为会议所做的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