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曲折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之初，中国外交受“左”的因素影响，同时受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中国与非洲一些国家友好关系受到冲击。1966~1969年，中国陆续召回驻非洲各国使节，只留驻埃及大使一人。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10多个非洲建交国家中的大多数都发生了外交纠纷，甚至出现了中止外交关系的情况。这大都是由于中方外交人员“输出文革”或采取不符合外交惯例的做法引起的。

　　实现“世界革命”的观念干扰了中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使中国一度处于所谓“光荣孤立”的境地，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1968年起，中国外交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破坏随即迅速得到修复。发展这种友好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此时，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方面联合亚非拉国家，就成为60年代后中国外交的突出特点。加上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得到恢复等因素，中国又与20多个非洲国家新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中非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这期间，中国一方面继续支持非洲国家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给非洲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当几内亚在1970年、扎伊尔在1977年和1978年遭到外国雇佣军入侵时，中国除了及时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给予强大声援外，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援助。1970~1976年期间是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最多的时期，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5年中、非进出口贸易总额增至67126亿美元，比1965年增长27倍。石志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赞铁路也是在此时达成协议并建成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努力，中国才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联合国1971年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非洲国家投下了至关重要的26张赞成票，占76张赞成票的1/3。毛泽东主席曾生动地说：“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中，中国对亚非拉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即认为它们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三世界”，而且中国自己也是第三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主席把第三世界看作是世界范围内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根据这一战略思想，中国明确地把加强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