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上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表明我们党同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左”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了根本上的决裂。这就为文艺领域突破各种禁区，彻底解放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重新肯定了建国后社会主义文艺的重大成就。文艺界对《纪要》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至此“文艺黑线专政”论，被彻底推翻。另外，对1962年在周恩来领导下制定的、被林彪、“四人帮”诬陷压制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文艺八条》对于肃清“四人帮”余毒，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遭受过迫害、蒙受过各种不白之冤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作品，成为重放的鲜花。老作家焕发了创作的青春，新一代作家异军突起，成为文坛的主力。

　　三、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调整文艺政策，文艺领域拨乱反正向纵深发展

　　在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调整中，社会上出现异常复杂的情势，社会思潮纷繁驳杂。一方面，一些人由于不能摆脱长期束缚着人们头脑的“左”的思想，仍然沿用过去的思路看事情想问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抵触；另一方面，有人打着“拨乱反正”、“社会改革”的旗号，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把党和毛泽东的错误加以夸大，散布种种怀疑或反对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后一股思潮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反映在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上，呈现出良莠不齐，新旧交织的复杂情况。极“左”文艺思潮还远未彻底肃清，坚持思想解放与固守思想僵化、半僵化还在激烈争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在文艺领域蔓延。文学创作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思想倾向不好、审美情趣低下、社会效果不好的作品，理论批评中也出现了少数背离马克思主义、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文章。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首先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为彻底消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深入进行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调整文艺思想和政策，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联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举行的第一次盛会。也是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如果说，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伟大开端，那么，第四次文代会则预示着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文代会上的《祝词》，就是其主要标志。

　　《祝词》首先肯定文艺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提出“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责任”。讲话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等问题，作了透辟而独到的阐述。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至于“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强调在文艺界“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他还指出，实现四化，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实现四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包括文化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邓小平的《祝词》对调整文艺同各种领域的关系，对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大大地鼓舞了文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勇气和信心。

　　周扬在会上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全面回顾总结文艺工作３０年的历程和经验教训。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艺发展，给予肯定的评价。他说：“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开国后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报告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他说，因为我们的文艺肩负创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宏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来一个思想的大解放。“文艺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是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个新的实验。”

　　这次会议是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第一次重要的文艺政策调整变化的会议，是新时期文艺思想发展转折的重要标志。为文艺界拨乱反正向纵深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

　　根据《祝词》和会议精神，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明确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新的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后来简称为“二为”方向）。这种提法对于文艺界解放思想、彻底摆脱“左”的羁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四次文代会以后，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和人道主义”、“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四、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

　　要彻底地系统地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问题，全面地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就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加以深刻和系统的总结，清楚地回答在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在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提出来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问题、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全面回顾，并且表示，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接着，中央便开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邓小平对起草工作多次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回顾了中国共产党60年的战斗历程，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基本经验作了全面总结。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总结和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起了巨大的作用，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这一时期，文学艺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同时又给思想解放运动以极大的促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文艺理论、方针政策都有了新变化，如，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恢复、坚持和进一步完善“双百”方针，强调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等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给文艺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老一代文艺家精神焕发，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人才辈出，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间文艺等各个门类，作品数量之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农村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组成部分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其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果，也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江泽民：《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文艺事业》（在中国文联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恢复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与“文化大革命”前的现实主义相比，新时期现实主义真正做到了按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既有对历史和现实的光明的歌颂，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的揭露；而且是深化了的现实主义，不但深入到社会的底层，而且深入到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深层；同时，还融会吸收了其他非现实主义美学因素从而取得了自身的丰富和拓展，呈现出开放性状态的现实主义。但是不可否认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股泥沙混杂、沉渣泛起的暗流。它们背离生活，完全否定现实主义，要以现代主义取代它，认为生活的现代化必然导致艺术的现代派，主张超现实、非理性、潜意识等等，以致一个时期内这种五花八门、追新逐奇、令人莫名其妙谁也读不懂的作品充斥文坛，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因此，文艺界的拨乱反正还不能就此止步。要加强文艺队伍自身的建设，加强理论研究，增进团结，增强使命感和责任心，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