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负责人谈话，跟他打招呼，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了”。杨西光、曾涛等6人1979年1月19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的联合发言。见《理论务虚会工作简报》（第一组）。8月中旬，邓小平在毛编办同一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要鼓励破除框框，不要设禁区。尽管如此，有关领导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压制仍然存在，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非毛化”、是“丢刀子”、是“砍旗”。

　　1978年10月31日，《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座谈会，与会者通过讨论达到了共识，认为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正确总结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正反经验，促使我们的文艺事业大大向前发展。”许多人发言认为：检验文艺理论、方针、政策和文艺领导工作的方法正确与否，就是要看文艺创作是否真正繁荣。如果文艺理论不能解决创作中的实际问题，反而束缚作者的思想，那就谈不上理论的正确；如果文艺不繁荣，领导工作的正确也无从谈起；如果文艺政策不符合文艺界实际情形而又硬要贯彻，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只有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被“四人帮”歪曲、搞乱了境地，放到科学的位置上去认识。这是实现文艺思想真正解放的唯一途径。《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信息，对文艺界进一步消除“余悸”，解放思想，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同一天，《文艺报》第5期开辟了“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的专栏，刊登了茅盾、巴金、沙汀等人学习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在编者按语中说了10月上旬该报编辑部召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座谈会的情况：“大家认为，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现实的需要，历史的要求，我们文艺战线也要通过这场重大的讨论，来个思想大解放。我们要从解放以来29年文艺工作的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里透露出了要反思29年文艺工作发展的动向。茅盾在《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指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大法门，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也只有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不是一句空话。而要达到这境界，不能靠豪言壮志，要靠实践，再实践。”

　　如果说对“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三突出”“主题先行”论、“题材决定”论等的批判，从理论上批倒“四人帮”违反艺术规律的创作模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界讨论的全面展开则是从方法论的思想高度，为新时期文艺思想的转型进行了准备。1978年初，国内许多报刊登了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一封信，这封信主要涉及了“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作用问题。其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60年代，包括周扬在内的一些人，曾提出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的问题，后来受到批判，“文革”中则进一步强化理性，只承认抽象思维的作用，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泛滥成灾。形象思维便无人敢涉足了。此信的公开发表，立即在国内引起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讨论。毛泽东明确肯定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作用，大大解放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有人评论说，信的发表，“不仅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于肃清帮八股的流毒，对于各行各业探讨和掌握本部门业务的特殊规律，对于包括理论研究的学风的改造，都将产生巨大的作用”。王朝文：《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艺领域进入全面深入的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实现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理论基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作为大会的书面报告，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严肃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提出“凡是过去搞错了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一篇“主题报告”可以说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第3部分。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实现了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