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起来挑战“两个凡是”的是老一辈革命家。1976年10月16日，陈云在答复李先念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时，就明确提出“对天安门事件要重新审查”。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给中央写了一份清查报告，详说“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的阴谋活动，主管宣传口的耿飚看了报告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可是过了一年多，报告石沉大海，杳无音信。1977年3月，中央要召开工作会议。事先，陈云和王震、胡耀邦、耿飚、姚依林、王铮分别相约，要提出邓小平工作问题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重申“两个凡是”方针，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陈云等不顾高压，仍照会前的约定，在各自小组内发了言。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但是他们的发言竟然没有上《简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汪东兴、李鑫去邓小平家，邓小平就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4月10日，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有论者认为，其寓意就是后来邓小平所阐发的，“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的正确规道上来”，邓小平这种提法“为一年以后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可称得上是拨乱反正的真正起源”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5月24日，他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不行，马恩列斯和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科学体系来看。以后又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8页。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把平反冤假错案，作为冲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胡耀邦在1978年9月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1978年，思想理论界开始了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的讨论。1977年冬，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高中级干部学员班研究“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时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胡耀邦的讲话，在理论界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经过《光明日报》、中央党校有关同志的帮助、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胡耀邦审阅定稿，发表于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论证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强调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和理论”。文章尖锐地指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公开提出了对“两个凡是”的根本否定。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两天之内，全国35家省市大报有25家转载此文。引起理论界和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讲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重申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的观点，而思想是否正确，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考验，才能证明它正确与否，“此外，再无检验真理的办法”。他提出：“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117、119页。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又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这场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许多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领导和理论工作者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第一个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支持反对“两个凡是”的省委领导是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到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以及各军区负责人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据邢贲思：《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载2008年7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对拨乱反正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宣部召开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上宣布文联和五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等各项决议，并再三强调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紧迫性。但领导人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斗争中全面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黄镇：《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7期。这次会议似乎也不可能给文艺思想的更新发展带来转机。但是，会上许多同志指出，在当前新的历史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要注意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贯彻“双百”方针，使思想文化领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这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观念在文艺界已渐入人心。对于文艺界“左”的干扰和禁区的突破，已经由不自觉向自觉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