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领域伴随着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行拨乱反正，大约经历了如下几个历程。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拨乱反正，举步维艰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出现了分歧。“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对立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斗争的一个焦点。在“左”的思想长期影响和禁锢下，许多人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拨乱反正工作遇到严重障碍。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宣部门负责人谈话，重申当前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还提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众所周知，“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是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时期的政治焦点。而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和邓小平的处分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对当时的中央领导华国锋等人来说，揭批“四人帮”，将他们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是必要的，但是这个颠倒不能触及到毛泽东的晚年决策，不能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其中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后来被概括为“两个凡是”。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两个凡是”就意味着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7页。这既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根本愿望，也违背了粉碎“四人帮”后整个国家和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的根本趋势和发展方向。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未能真正从理论上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左”的错误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实际工作中继续发生着影响。就文艺界这两年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创作上、文艺理论上都还停留在“清算”和“愤怒声讨”的情感宣泄上，激愤有余而理论思维不足。

　　1977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国内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12月28日至31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也邀请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两会的中心议题是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主要根据就是所谓“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已被错误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又反复批判的“黑论”，是“四人帮”制造的大冤案，是强加在文艺界的精神枷锁。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中心任务。发言者指出：对“四人帮”制造的冤案、罪案、假案、错案，就是要翻，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文艺黑线专政论把文艺界压了十多年，只有彻底批判它，才能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但是，如何批判？如何翻？领导人对座谈会定的基本调子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要坚持毛主席制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同一切违反十一大路线，违反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倾向作斗争……”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这个文艺发展的基本调子，同“文革”时期的调子没有根本的区别，是紧紧围绕“两个凡是”来确立文艺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的。这就是否定“四人帮”而不否定“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就是揭批“四人帮”，而不反省建国以来“左”的文艺思想对“文革”的影响。因此，不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天安门事件便不能平反，邓小平不能复出，也不能真正彻底开展对“四人帮”的揭批查，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昭雪。可以说平反天安门事件是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突破口，而根子是“两个凡是”。于是，一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党心民心的大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