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会议在部署调整任务的同时，明确了要坚持的七项改革措施：（1）已经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6000多个企业，要继续搞好试点工作。（2）面上没有进行试点的企业，继续实行企业基金制度，或者实行财务包干办法。（3）少数企业和个别城市，已进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试点继续进行。（4）市场调节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继续搞好。（5）继续促进企业的改组和联合。（6）在少数单位试行企业内部领导体制的改革。（7）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这些改革搞好了，不仅不会妨碍调整，而且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调整的进行。”“调整搞好了，就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578、579页。

　　改革开放是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起步的，这是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重要历史特点，也是经济动因之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合理配置物力、财力、人力资源有着密切关系。只有革除体制上的弊端，才能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调整过程中达成的共识。

　　三

　　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经济体制改革并行，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特点之一。从经济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相互作用关系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战略的转变，对改革开放的起步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只是暂时解决了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危机；要想长久保持国民经济内部比例协调和综合平衡，必须从国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2页。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走的是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消费的道路。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生和存在，有特定的客观历史原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把建设速度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去认识，把速度看做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必须的；如果只从经济效益去考虑问题，是不符合当时现实情况的。随着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资源的日益积累和国际局势的缓和，应逐步调整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封闭的对外经济工作体制，但实践中根本性的变化始终没有发生。

　　陈云和李先念都曾谈到，在指标问题上过去有一种看法，“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在工业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关系上，多年来都普遍存在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的倾向。正因为这些错误思想根深蒂固，经济发展中冒进的错误始终得不到纠正。“四人帮”垮台后，大家都意识到国民经济已陷入困境，看到大力恢复经济的紧迫性，仍不肯面对现实，在发展战略上还是急于求成，继续提出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把已经超过国力的基本建设规模进一步搞大。投资一加再加，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已由1977年的1400多个增加到1979年春的1700多个，《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350页。直至国力无法承受，开始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时代的进步要以人的思想变革和理论创新为先导。邓小平为经济的战略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107页。这些思想对教育全党确立新的经济工作理念，逐步实现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的发展战略上来，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