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奇迹的历史与逻
History and Logics of Economic Miracl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武力（Wu Li） 李扬（Li Yang）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参加和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委托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研究》（独著）；《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演变背景研究》（独著）。
李扬，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8年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保证了国家安全，并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储备了要素；1978—2012年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时期，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功实现了经济腾飞；2012年至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在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下化解传统发展方式的积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政府和市场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新中国经济的成功还体现在，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能够与时俱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70年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只是瞬间，但中国人民却在过去的70年里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抚今追昔，回顾新中国7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对于坚定“四个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新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计划经济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时期；中共十八大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一脉相承，接续完成中国经济从起步到腾飞、再到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发展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进入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时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成立初期的新中国，通过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促成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然而，当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面临工业化道路选择时，有三大因素影响中国改变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第一，国家安全和统一要求重工业优先发展。近代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国对工业实力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并随后签订所谓“保护台湾”的条约。当时，中美工业实力悬殊。即使在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完成时，中国的钢、煤、原油、电力产量也分别只有135万吨、6600万吨、44万吨和73亿度；而同期美国的产量依次为8452万吨、46033万吨、30945万吨和4631亿度，分别是中国的62.6倍、7.0倍、703.3倍和63.4倍。巨大的落差使中国被迫中断了统一大业。朝鲜停战之后又爆发了越南战争，二战后的两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国防工业。因此，1953年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就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第二，国民经济体系迫切要求解决重工业瓶颈问题。落后的重工业不仅有损国防安全，而且拖累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毛泽东在1955年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谈及重工业落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陈云说：“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定增加的纱锭还得减少，原因就是缺少原料。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比如棉、丝、毛、烟叶、甘蔗等等以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比如化学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等。”
第三，资本严重短缺、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制约了工业发展。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当时5.4亿人口中有4.8亿是农民，农业剩余是工业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然而，当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09公斤。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农户从事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而根据1952年才建立起来的完整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中国的GDP仅为679.1亿元人民币，人均119元；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民币，人均1.5元；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可见，中国当时确实处于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依靠市场机制无法为工业化提供积累。
由于上述原因，为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中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为了确保低收入下实现高积累政策和社会稳定，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确保了有限的资源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支援工业化建设，使中国在短短20多年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尖端武器，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15.9倍，年均增长11.5%，三大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0.5%、20.8%、28.7%变为27.7%、47.7%、24.6%，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
这一时期还为日后的改革与发展储备了诸多要素。在基础设施方面，新中国自成立伊始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据统计，截至1978年，全国各地共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4585座，建成万亩以上的灌溉区5249处，实现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805.3万公顷，较1949年增加3212.5万公顷；1953—1977年，交通运输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840亿元，先后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长江大桥、京沪铁路等重大项目，改变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80年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铁路建设投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少的，明显得益于过去的较多投入。国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条件。
二、改革开放开启致富之门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保障国防安全、储备发展要素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实现。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不多，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整体上还处于贫困状态。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605元，比1957年的637元不升反降，1978年也仅为644元。从消费来看，1957—1978年，人均粮食消费量由406.12斤降至390.92斤、食用植物油由4.84斤降至3.19斤、猪肉由10.15斤增至15.34斤、食糖由3.02斤增至6.84斤、布由20.47尺增至24.11尺、煤炭由170.19斤增至210.31斤，生活水平提高有限。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城市居民消费处于温饱阶段，农村居民则处于贫困阶段。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了。从1977年下半年起，国务院安排各部委派团出国访问考察，考察结果令国人警醒。法国马赛钢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千人；而当时武钢年产230万吨钢，职工6.7万人。丰田汽车厂，职工4.3万人，加上直接协作的工厂不过15万人，年产汽车270万辆；而长春汽车制造厂，4.3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4.3万辆；全国汽车行业70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总共也只有13万辆。在质量方面，中国的汽车跑10万公里就要大修，而日本的能跑40万公里。中国的电视显像管按规定标准可用1000—2000小时，实际上有些只能用700小时，而日本的能用1.3万小时。1978年9月，邓小平谈及这些出访带来的思想震撼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邓小平率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创新发展的最重大命题，中国迎来了活力迸发、财富涌流的时代。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内“搞活”，通过“放权让利”和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不仅形成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不见的手”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招商引资、制度创新等方面积极作为，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同作用，将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普遍调动起来。中国还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这种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国外资源市场“统筹兼顾”的方针政策，使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高歌猛进，年均增速接近10%。1978年，中国的GDP为3678.7亿元，居世界第11位；1986年突破1万亿元，居世界第9位；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2010年突破40万亿元，居世界第2位。对外贸易飞速发展。1977年中国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148亿美元，甚至低于同期香港的196亿美元；而到2012年，中国大陆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8671亿美元，增长260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持续升级。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中国的城市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
三、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传统发展方式也存在问题。中国一直在实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产业结构主要满足于投资和出口需求，最终消费比重长期偏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出口骤降，2000万打工者于10月提前返乡；2009年，约2500万人找工作困难，加之610万应届毕业生，中国面临30年来最严峻的就业形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在逆境中保持增长，国内基础设施面貌天翻地覆，民生持续改善，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
然而，需求刺激政策也使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更加凸显。首先，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与预算软约束下，基建、开采、冶炼、机械等行业迅速扩张，出现普遍性产能过剩，由此引发的利润率下滑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加大债务融资，甚至沦为依赖举债为生的“僵尸企业”。其次，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而货币充裕的大环境下，房屋土地作为投资品的功能凸显，大量资金涌入刺激了房地产行业膨胀与房价暴涨。不断上升的房价抬高了实体经济成本，加剧了社会投机心理，使得资金脱实向虚，瓦解了制造业和科技研发根基。高企的房价也令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导致库存积压。最后，因不同企业和居民获得信贷的能力不同，信贷资源分配有失均衡，拉大了财富占有差距。而强刺激政策导致的投资激增，也加剧了国内资源消耗与生态恶化趋势。总的来看，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维持了增长势头，但也遇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攀升的问题。如果放任旧增长模式延续，终将导致行业亏损加剧，引发债务违约、破产失业的经济硬着陆。
面对上述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共中央决定不搞大水漫灌的强需求刺激政策，而是要在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的基本前提下，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型，这无异于一次难度极大的“空中加油”。为此，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首先，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完成“三去”任务。
在去产能方面，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同时，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务院于2016年发布关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目标要求，并安排1000亿元财政专项奖补资金用于职工分流安置。截至2018年底，“十三五”煤钢去产能的主要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减少，市场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效益回升。
在去库存方面，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三四线城市商品住宅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热点城市房价涨势得到控制，既扭转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极大地消除了投机炒房的冲动，又避免了房价泡沫骤然破碎及其可能引发的债务风险。
在去杠杆工作中，一方面，通过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加强金融监管，堵住了信贷无序扩张的“邪路”；另一方面，试办民营银行、开设科创板，提供更多规范融资的“正路”。同时，针对存量债务，积极稳妥推动市场化兼并重组，实施地方债务置换，强化企业和地方政府自我约束，企业杠杆率持续降低，宏观杠杆率涨幅明显收窄、总体趋于稳定。
其次，重塑政府与市场边界，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与过去一般性的“多予少取”政策不同，这次降成本伴随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与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重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改革成为降成本的最大红利，以制度性、长效性变革来降成本成为新时代经济治理的重要特色。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实行以减税降费为主基调的税费改革、推进国家机构改革、打造“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等举措，构建法治型、服务型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方面的作用，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新时代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加快自贸区、自贸港试验，并将国内区域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对过去混乱无序的城市发展格局进行了重构。此外，针对中国即将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下降等新情况，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来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拓宽农村市场、改善村容村风，为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长治久安开拓新空间。
最后，发挥制度优势，补齐发展短板。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进行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在民生领域，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从2012年到201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至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1.7%，中国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在生态领域，中国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实施了大气、水、土壤等三个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修订实施“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实行河湖长制、领导干部生态审计、垃圾分类等制度。污染蔓延势头得到遏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了生态之基。此外，为促进长远发展，政府还加大了科研和教育投入。中国自2013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2018年研发经费投入达19657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18%，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自2012年起，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4%，并连续6年保持在4%以上。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守住不爆发风险的底线前提下，实现了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2012—2018年，全国就业人员由76704万人持续增至77586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从4.1%稳步降至3.8%；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311元增至28228元，年均增长9%，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年均增速分别为8.2%和9.2%。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效也开始显现，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升。2018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9%，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7%，分别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2.7和5.5个百分点。2018年全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为14536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6.1%，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为12.2%，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5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在这场旧动能衰落与新动能崛起的转换过程中，中国经济正在企稳向好。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包含三大转变：一是推进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增长方式创新；二是推进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推进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转型尚未完成，未来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失衡，传统中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供给不足并存；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关系失衡，“脱实向虚”仍然严重，金融风险隐患尤在；三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有效需求不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失衡；四是资源和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扩张受到约束；五是国际经济竞争趋于激烈，中国经济和科技正从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竞争对手主要转向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给中国造成更为沉重的外部压力。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大大超过了不利因素和困难：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经济始终向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向坚定前行；二是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体制优势，有助于避免双重失灵，继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三是中国经济规模大，创新空间大，回旋余地大；四是中国人力资本雄厚，重视教育，并可以充分利用海外教育资源；五是中国人民具有勤劳的品质和文化传统，尤其是高储蓄率传统有助于规避债务陷阱，并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扩大投资生产，最终跻身全球产业链的高端。
四、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作出贡献
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自身面貌，也如旭日东升，照耀着世界，集聚了越来越强的影响力，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抱有信心。
第一，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今非昔比。从1952年到201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实际GDP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工业生产能力迅猛增长。当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自2010年起，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连续多年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7%，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微观层面，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29家来自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家）。即使不计算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企业）也达到119家，与美国数量旗鼓相当。
第二，中国正由世界经济的参与者向着组织者转变。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西方经济滞胀，中国以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要素向世界敞开国门，为全球过剩资本和产业转移打开了出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以辛勤劳动与聪明才智，为世界贡献了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成为支撑全球经济运转的“世界工厂”。2008年之后，主要发达国家深陷金融危机，需求萎靡不振。而中国此时正在加速进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全球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有效需求，使世界经济免于严重衰退。自2007年开始，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始终位列第一。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为扭转产业“空心化”趋势而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向各国高筑商品和要素流动壁垒，扰乱了全球供求关系，也丢掉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组织者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一方面提出高水平开放，举办人类历史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加速国内改革进程，将拥有14亿多人口的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市场向世界开放；另一方面，中国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强大的生产能力动员全球资源，并将其用于沿线落后国家的投资建设，在缓解全球产能过剩、弥补落后地区发展短板方面作出积极贡献，从而在事实上承担起新一轮全球经济组织者的责任。
第三，中国的成功经验为世界提供了更多制度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城市型国家或地区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要么如拉美等国半途而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要么如原苏联成员国改旗易帜后经济长期徘徊，要么如日韩等国以部分主权为代价换取经济援助。唯有中国，在不丧失完整主权的情况下将工业化推到了后期阶段，使人民收入达到了中等偏上国家水平。这一成功经验引起了后发国家的强烈关注。而当今发达国家也普遍面临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政府在调整利益格局、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乃至激发民粹主义回潮。相比之下，中国始终能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化解风险矛盾，调整利益格局，不断凝聚人心与国力，向着产业升级坚定迈进，并在发展中不断提高人民福祉。中国的发展不仅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也为发达国家治国理政提供了启示，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所说：
“65年来，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变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成功道路和制度体系。这不仅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而且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选择。”
五、结语
历史需要沉淀，历史也需要比较和反思。回首70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乃至上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和《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新中国70年创造的经济成就都堪称人间奇迹，它至少留给我们三点值得铭记和发扬的经验。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就在于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业化建设，既不盲从于“苏联模式”或“华盛顿共识”等理论教条，也不畏惧外部势力的干扰破坏或极限施压，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民族复兴而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不断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与时俱进，不断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体制障碍，并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检验改革成效，从而探索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灵活性、包容性，调动起包括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在内的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第三，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道路。中国直面资源短缺、科技落后的现实，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市场，利用国际资源，学习先进技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更加自觉地践行合作共赢的开放理念，提倡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防灾减贫、维和反恐、发展援助等领域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从而激发起国际社会日益普遍的情感认同与行动参与，汇聚起携手共进的全球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