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

　　——《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质点的成功运用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马克思200周年诞辰。在这个重要而又有意义的时间节点，重新审视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把握《形态》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出发点，理解共产主义的两个前提条件的质性规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逻辑，为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作充分的理论铺垫。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出发点与改革开放

　　《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构建“新唯物主义”理论时期所撰写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判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当时德国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系统阐述了他们共同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出发点，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及从物质实践出发。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与从物质实践出发是一致的，前者是就活动的主体而言，后者是就主体的活动而言。这个理论出发点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及一系列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从现实的个人出发

　　什么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指的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经验可以把握到的活生生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实践的角度考察了每个“现实的个人”都具备的四个要素：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生活的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这四个要素在每个“现实的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并且一直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正是有了这个坚实的理论地基，以“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实践活动为出发点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区别了以往以人的精神、意识为出发点的错误历史观，使得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理论上驳不倒、现实中易把握的科学的历史观。

　　“现实的个人”既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主体，又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关心人的发展、人的能力、人的命运，以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论核心和现实追求，成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观的重要理论来源，同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来的，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2]重新审视《形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关心“现实的个人”、发展“现实的个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着力点。

　　（二）从物质生产出发

　　人类的诞生和人类历史的起源就在于物质生产活动的发生，没有物质生产活动就不会有“现实的个人”出现，也不会有人类历史的产生。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的揭示，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对于历史认识的意义，论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赖以建立的经验基础。从物质生产出发，就是从关注人改造自然的力量——生产力出发，正是生产力的提升才有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明确地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从人类社会诸多矛盾中划分出来，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提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

　　物质实践活动作为人改造自然同时改造自己的客观活动，一方面要求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另一方面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目的办事，只有两个方面协调统一才能达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换句话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总结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来发展生产力，同时，要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在已有的条件和基础上，创新实践形式，促进实践内容的新发展。既要脚踏实地，又要勇于创新，脚踏实地是勇于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勇于创新是在脚踏实地基础之上的主动作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由于希望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国家实力，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试图通过人为急促调整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提升，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大饥荒和大量的浪费，经济上的不正常状态也导致了政治上的不正常状态，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直至后来十年“文革”的一片混乱。可以说，教训十分惨痛，损失十分严重，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没有遵循客观规律，没有从实际出发，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在生产力发展这个问题上，不能过于急躁，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在真正了解实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条件的基础上，按照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发展规划和任务指标。从现实出发是基础性要求，不可忽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吸取了主观主义的教训，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目标，从我国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出发，作出了客观可行的战略安排。十九大报告中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两个阶段安排，也是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作出的合理可行的战略安排。

　　二、共产主义的两个前提条件与改革开放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两个前提条件：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4]也就是说，一个前提条件是生产力水平要达到足够高，达到物质产品的极大化；另一个条件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达到普遍的世界交往，也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从地域性的个人变成世界历史的个人。

　　（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5]。什么叫作“具有经济的性质”呢？他们指的是生产力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即共产主义需要“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他们明确地提出，如果不以这一点作为前提条件，那么“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6]以及无法形成人们“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满足生产力巨大增长的条件，这一条件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前提条件——“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的前提条件。

　　生产力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中，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构成了一个新旧交替的相互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马克思一方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但是，在这对矛盾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起主要作用的。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曲折时期，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我们就是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极端化、夸大化，忽视了对客观规律的遵循，非但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制约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吸取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教训，邓小平同志提出：“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7]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党的中心工作重新回到正轨，着力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使老百姓真正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奠定了如今向着强起来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的基础和条件。

　　（二）人类的普遍交往与“世界历史”理论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实际上就是今天被称为“全球化”的理论，准确地说，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哲学表述。他们认为，现代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是由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赖以形成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

　　那么什么是“世界历史”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8]如果地域的生产力只在地域内独立地发展，那么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或意外事件影响，遭遇灭顶之灾，导致生产力倒退或者彻底消失。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9]这种生产力的地域式发展，影响了生产力的传播和提升，甚至影响了人类进步的速度。与此相反，通过人们之间广泛的交往，使不同地域间的生产力得到交流和传播，就会有利于生产力的保存和提升，同时，广泛的交往也提升了人的能力，使主体的活动和活动的主体都得到提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0]

　　“世界历史”既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也为个人的解放创造前提。一方面，共产主义的建立“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1]，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实现世界历史，使生产力从地域性转变为世界历史性（全球性或国际性）。换言之，需要把地域性的生产力变成国际性的生产力，这样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之取长补短，在竞争中进步，在传播和交流中发展，这是就主体的活动方面而言；另一方面，“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2]，人的解放与地域性的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个人这一进程密切相关，地域性生产力变成国际性生产力，意味着从事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主体——“现实的个人”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从具有局限性的地域性生产力变成了自由全面发展的国际性生产力，而这种国际性（世界历史性）的生产力，是就活动的主体方面而言。

　　三、改革开放与共产主义的两个前提

　　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主要包含两个方向的战略安排：一方面是改革，另一方面是开放。详细说来，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其目的是通过改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放是对外开放，打开国门、放眼世界，吸收外国资金的投资，充分学习和利用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我国的生产力得到发展，同时使我国的产品质量得到提升，走向世界，既引进来，也走出去。改革开放的这两个方面的战略安排，其理论基础来源于《形态》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的两个前提条件。正如图1所示，改革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直到达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开放是使地域生产力变成国际生产力，既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促进人们之间的世界交往，使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的个人，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以及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的个人。

　　（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改革来源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改革的实质就是通过改变社会体制，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的必由之路和根本方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通过发展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来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是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的改善，还是政治文明的提高，思想文化的进步，最终都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换句话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重视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关注人，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因为生产力本身就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人的解放是一致的，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一致的。在马克思来看，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动力，而且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还是迈向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有西方学者诟病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只见物不见人，只能说明他们根本没有读懂马克思，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是他所有理论的理论基础，庞大的理论大厦正是由“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实践活动所支撑起来的，生产力是“现实的个人”的物质实践活动能力的体现。实际上，无论是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也好，还是社会革命理论也好，从来都没有“现实的个人”的离场，反而一直关注着“现实的个人”的现状和未来。我国的改革也是如此，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为了人的发展、人的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进行的改革。

　　我国的改革绝不是改向，绝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高度，从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高度来认识改革。“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也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也就是说，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既涉及资源配置方式、企业管理方式，又涉及生产组织方式、社会分配方式。”[13]我国的改革不仅是全面性的，而且是持久性的。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化改革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和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可谓任重而道远。

　　（二）持之以恒扩大开放

　　改革开放的另一方面就是扩大开放，而扩大开放的理论根据就来源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我国古代，唐、宋两朝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商贸繁荣，人才往来和交流络绎不绝，甚至大量外族在朝廷做官任职，聚焦了当时世界最先进、最优秀的制造人才和管理人才，成为当时世界各国争相学习的对象。到清朝之后，由于昏庸的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原本生产力水平世界第一的我们，没有赶上欧洲工业革命的顺风车，迅速地成为生产力落后的国家。直到被英国的大炮打醒，中华民族的先进知识分子才意识到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救亡图存与启蒙革命运动才轰轰烈烈地发展了起来。历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不会有好结果，只有与世界保持高度的交往，才能保存和发展我们自身的生产力，使人才得到交流和相互学习，使地域生产力变成国际生产力，使地域性的个人变成世界历史的个人。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我国曾经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和孤立，导致我国的对外交流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采取逐渐对外开放的政策，打开国门、望眼世界，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看到了由于封闭僵化导致的不良后果，更加坚定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

　　扩大开放，可以大量吸收国外资金对内进行投资，随着资金的进入，技术与人才也随之而来，可以借助开放带来的广泛交流，大力提升国内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在各行各业培养一大批优秀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踏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14]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一直有人担心，引入西方资本会不会导致我国社会主义的变色或者垮台。其实，这种顾虑也是因为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的科学态度。我们应该明确：“马克思反对的不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是‘资本主义’。”[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历史贡献，也在于科学对待“资本”的态度，共产党人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不能拒绝利用资本为中国的发展、为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服务。那么“资本主义”与“资本”的区别在哪里？马克思在《形态》中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16]，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一样，都成了被异化了的存在。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使资本无法发挥它积极面的作用，反而使它沦为疯狂逐利和增殖的工具。马克思看到了资本本身的积极性，所以并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我国的对外开放，要科学地利用资本的力量，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使虚拟经济反哺实体经济，做大做实实体经济。

　　扩大开放，也使我们得以派出大量人才出国深造，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同时，高薪聘请大量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尤其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用优厚的条件待遇吸引高端人才来华就业。利用扩大开放的契机，使国企和民企走出去，收购海外重要领域的集团和公司，比如IBM的计算机业务和沃尔沃集团，使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得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扩大开放不仅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的交往，还使得文化交往、社会交往、政治交往更加频繁，让中国了解世界，使世界了解中国，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交融和沟通，从而使地域性的个人逐渐地向世界历史的个人转变。

　　总结

　　重新审视《形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改革开放的理论来源。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两个前提的论述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这两个前提又是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前提——“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实践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正如图1所示，共产主义的两个前提——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以及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的个人，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来源。回顾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正是依据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困难和曲折中不断前进，把党的中心工作恢复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以这一目标作为解放人、发展人的现实路径，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经过40年勤劳勇敢的奋斗，使中国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成为世界人民羡慕的榜样，使中国向着新的历史目标阔步前进。

　　（作者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0/c_128972667_2.htm。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56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页。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

　　[14]　习近平：《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0/c_128972667.htm。

　　[15]　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