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质量与管理体制、发展速度的辩证关系

　　——从陈云经管历程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看，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能否建成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经济体系，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重视产品与工程的质量是我国长期提倡的，但是在强调数量与速度时或者管理换挡松弛时，质量与成本就往往被漠视，造成质量下降、成本上升、浪费巨大等问题。对此陈云曾多次谈及，并不懈探索质量与速度、管理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提高质量的路径与措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回顾共和国历史上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或有裨益。

　　一、正视三个领域中的质量问题

　　（一）制造领域要让人民用上质量好的东西，要保证出口产品的质量

　　1. 质量不好对购买者不公平

　　新中国建立之初，1950年9月15日，陈云出席政务院第五十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关于全国橡胶工业会议、火柴工业会议的总结报告时指出：橡胶、火柴的销售量超过了以前的估计，上海的棉纱销量也增加了，证明人民购买力已走向好转。在全面兼顾的情况下，要鼓励竞争，提高质量，让人民用上质量好的东西。假如老是生产三分之一都划不着的火柴，对购买者是不公平的。[1]此后，1952年6月13日，在政务院讨论轻工业部1951年工作总结和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时他又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状况所必须的，但对轻工业也不可忽视。轻工业部门要注意质量问题，老百姓对名牌货有好感，应该奖励好的，淘汰差的。1970年4月，化工厂食堂“蹲点”期间，陈云在与炊事员座谈时说：烹饪是一门很高深的技术活，要好好学。要搞好经济核算，把价格降低，质量提高。[2]这些讲话指出产品质量与民生的关系，指出了生产目的与市场、品牌、就业的一致性。

　　为了克服公私合营期间出现的生产困难，商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问题，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会上，陈云再次要求对这个问题引起严重注意。他指出：不能保持好的品种、好的质量的情况，在统购包销以后就发生了。因为没有竞争，统统是国家收购，结果大家愿意生产大路货，不愿意生产数量比较少和质量比较高的东西。公私合营以后，这种情况很可能进一步发展，对此要引起严重注意。无论工业商业，公私合营后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好的品种和质量。企业的资方经理或副经理应有一人专门负责品种质量，发现问题及时向企业直至中央政府提出。2月8日，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陈云要求对通过的文件上加一条，即：在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都必须保持产品质量和经营品种，对已降低了质量的产品和已减少经营的品种，必须迅速恢复。所有合营工厂、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组织，都必须指定经理或一位副经理专管产品质量和经营品种的工作。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3]3月30日，陈云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再次指出：合营后，有些企业出现比合营前质量降低、品种减少、管理马虎的情况，其原因：一是想生产得多、快，只顾生产大路货，不顾消费者需要；二是没有了利润刺激。解决的办法是：（一）对一部分商品，国家不再统购包销；（二）对商品的设计人员建立奖励制度；（三）优质优价；（四）工厂、商店的经理、副经理中要有专人负责质量。[4]

　　2. 出口产品要讲信用，质量要好

　　陈云针对出口产品质量问题，严厉批评“官商”作风。1961年5月，他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的外贸专业会议华东区会议上指出：对外国做生意不能出门不认货，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只有这样，出口贸易才能巩固和发展。做经济工作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不能只想做大生意，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无论外贸内贸，都要像个做买卖的样子，我们国营商店好像“阎王老子开酒店”，谁敢进来？这种“官商”习气非去掉不可！[5]

　　1973年，陈云看到包装公司拿来的产品中外货品比较差距很大。当他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的汇报时指出：必须强调保证和提高质量，但新产区提高质量有个过程。要准备有些产品一时赔钱销售。有些外销不行，内销就是了。[6]之后，关于服装出口的质量问题，外贸部提出纺织部要达到的最必需的要求，纺织部则提出国家计委和外贸部需要协助解决的问题。陈云指出，提高出口服装质量是外贸部和纺织部需要协作的问题。双方要求都不要太高。外贸部门要有全局观点，努力扶助生产部门，即使暂时赔本也要干，要逐步做到工业赚钱，外贸也赚钱或者不赔钱。[7]

　　（二）基本建设领域要保证工程质量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基本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作用举足轻重。陈云对建设质量予以高度重视。1954年11月，他在主持中共中央讨论五年计划草案的会议上指出：铁路建设的质量问题很重要，要建就要有长期打算。搞不好，子孙都会骂的。[8]

　　基本建设的质量与成本息息相关，既要保证质量又要降低成本，需要有一系列科学的标准。为此，陈云于1957年3月9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基本建设要削减一些项目，停建一般的民用建筑，在设计上克服安全系数过大、标准过高、技术定额过宽的缺点，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建筑成本百分之五。[9]

　　然而到1958年“大跃进”时，追求高速度与低成本叠加导致工程质量问题更加突出，事故频发。为了解决工程质量问题，1958年2月22—26日，陈云主持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他在会上指出：1958年基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突出表现在工程质量事故和工伤事故大幅度增加，其原因是：注意了“多、快、省”，忽略了“好”；注意了数量，忽略了质量；在反对保守思想以后，出现了片面节约材料和不适当地使用代用材料的倾向；在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中，把必要的科学的规章制度也打掉了；在开展群众运动中，业务机关放松了必要的管理，特别是技术管理工作；不少地方施工力量同担负的基建任务不相适应。为改变工业企业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严重的局面，他对建筑结构、设计、施工、验收、安全作业分别提出要求，特别指出：地方党委要加强对基本建设工作的领导，对“土洋结合”要有正确理解，并不是“愈土愈好”，“以土为主”。[10]12月31日，在送交邓小平有关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的材料时，陈云指出：目前在基本建设中，总的趋向是不适当地片面地强调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11]1959年1月6日，他在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详述基本建设存在的问题，强调基本建设宁可停工待料也不能马虎。1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两个讲话的纪要，要求对1958年开工的各项工程的质量，首先是重大工程的质量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查。对于质量不好有危险性的建筑物，必须制定合理的补救方案。[12]之后陈云在《红旗》杂志发表《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文章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工业生产力，是基本建设中具有长远性质和全面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带战略意义的问题。工业布局必须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使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基本建设有关国家长远利益，在质量上不能有任何疏忽。在设计和施工的各个环节，都要贯彻“两参一改三结合”[13]的制度。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绝不是要否定一切规章制度，凡是合理的，都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被实践证明不合理的，要经过领导批准加以修改。

　　（三）文教领域要提高教育、艺术创作质量

　　陈云不仅强调经济领域的质量问题，而且要求在文教领域提高质量。他曾多次就评弹等艺术创作的质量提出建议，特别是对教育质量十分重视。1984年9月4日，陈云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山东益都二中刘沂生写的《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了解到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第一志愿的情况，嘱秘书转告邓力群[14]：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15]

　　二、提高质量要从管理体制改进入手

　　陈云认为，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提高质量要从改进管理体制入手。

　　（一）靠市场与竞争提高质量

　　1956年，陈云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明确提高质量要从管理机制入手。7月21日，他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指出：过去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很有成绩，但回过头看，也带来一些问题。如产品质量普遍下降、品种规格减少、货不对路、市场卡得太死。要根据我们过去7年的经验，同时参考旧商人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找出一套新的办法。[16]同年8月18日，他在出席全国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会议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是大不合理；但每个资本家在管理生产上却有合理的地方，因此是小合理。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大合理，小不合理。如有人说“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社会主义就是质量下降”，“社会主义就是往下派购”。我们应当改变这种情况，使社会主义大合理，小也合理。苏联的生产无论大小一律纳入计划，我们可否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在主要产品方面有计划，对次要产品搞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17]8月23日，他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对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有一定影响，但它所起的作用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同，没有破坏性。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用它来刺激增加更多的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适应人民需要。[18]

　　改革开放以后，利用市场与竞争提高质量的思想进一步明晰。1982年12月，陈云在会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时，指出在企业改造、创新竞争中搞活市场的意义在于：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比建新厂效益高。现在一些轻纺企业在上海开花，在外地结果，反过来进入上海市场，挤上海产品。这是好事，不要用行政措施阻挡，要接受挑战，进行竞争。办法是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另外，要有若干大企业搞小批量生产，增加花色品种。[19]

　　（二）靠管理提高质量

　　为了提高质量，需要加强管理。1956年4月底至5月初，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苏浙闽沪三省一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汇报会。他提出提高产品质量的五个办法：1. 逐步规定产品品种的规格及操作规程；2. 好产品要供应好原料，如无好原料，宁缺毋滥；3. 优质优价，劣质低价；4. 新产品的试制费用，由国家补贴；5. 建立对于产品发明的奖励制度；6. 纠正重产量不重质量的偏向。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要对电池、香皂、牙膏等产品试行选购办法。不合质量规定的产品，要允许包退包换。[20]这些办法从市场和宏观管理角度对产品质量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关于企业内部管理，陈云主张建立维护设备的责任制；要经济核算，精简会议，改进分配机制。1961年10月，他归纳煤炭会议上本溪同志的发言指出，用户有了责任制，实行包干以后，好的奖，坏的罚，设备的维护就好多了。维护好，就能延长使用期限。假使没有责任制，乱糟糟的，东西再好也不行。他以家中挂钟为例说：钟的年龄比我还大，但是维护得好，还很好用，假如在机关早就报销了，维护好是个大问题。[21]他在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说：工厂的班组会，一年要占450个小时，相当于五六十个工作日，而且质量不高，作用不大。[22]现在奖金已成为附加工资了，要控制，能升能降，真正做到按劳分配。工业与农业相比要复杂得多，实行经济责任制是一个大问题，要做一些调查研究，花上一年时间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再全面推行。[23]

　　改革开放以后，企业面向市场有了活力，针对国营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陈云于20世纪80年代强调工业体制改革要搞平均先进定额，质量不能下降，成本不能提高。[24]

　　（三）协调速度、成本与质量的关系

　　从检查执行“一五”计划到调整“二五”计划指标，质量与速度、成本之间的矛盾反复出现，一直是萦绕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1958年宣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追求了“快”和“多”，忽略了“好”和“省”。当年《人民日报》社论中曾明确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25]。速度与质量不协调，钢铁生产指标是典型例子。

　　1956年6月1日陈云同周恩来一起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本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精神，再次研究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通过了《关于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几项规定》。其中指出：检查“一五”计划执行情况，极需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检查标准和检查方法，以进一步防止和及时纠正可能发生的只注意数量而忽略质量、品种、规格，只能一时突击而不能均衡完成计划，以及作假报告、虚报成绩、骗取奖金或荣誉等现象。[26]

　　但是“大跃进”期间，只追求数量，钢和钢材的质量下降，品种也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1959年5月1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改进铁的质量，要求缺乏煤铁资源和运输条件困难地区的小高炉停止生产。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只要炼出1300万吨好钢，就能轧出900万吨钢材；退到可靠的阵地才能站稳，站稳了才能更踏实地前进。1960年6月14—18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问题时，毛泽东指出：1958年、1959年，我们曾经讲数量，今后要把产品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查，真正的大跃进是留有余地的。6月18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结合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压力，不肯改。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27]1963年调整工作中通过专门调查，针对特殊性能的材料，专门作了科学研究攻关规划和工厂技术革新、技术改造规划，分门别类限期攻克工艺、技术关和批量生产关。在短短的几年内，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常规武器和国防尖端所需要的各种钢材，绝大部分立足于国内。民用产品，如长春解放牌汽车，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制造大化肥设备和南京长江大桥需用的金属材料，也基本上攻下来了，效益明显提升。（见表1）

　　表1 钢铁工业历年投入与创利比率的统计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即将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文件，其中《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从1978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五个重点港口。[28]面对庞大的投资规划，陈云在东北组会上发言指出：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今年钢将达到年产3000万吨，如果质量好，是很顶用的。其他工业也是如此。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29]在此，陈云重申质量的重要性，并将质量的价值提到新的高度。1979年3月14日陈云同李先念联名起草致中共中央的信，其中指出，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3月21—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修改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汇报[30]，陈云在21日讲话中指出：钢产量1985年搞到6000万吨根本做不到，2000年搞到8000万吨有点根据。如果将来超过或者超过很多，阿弥陀佛！如果达不到，稍微少一点我也满意。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质量、品种、规格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防止环境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31]。

　　我国粗钢与钢材产量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突破1亿吨，2013年钢材产量突破10亿吨，2016年达到11.38亿吨的最高产量，2017年钢铁生产数量进入限产能阶段，质量仍需通过调结构进一步提高。回顾钢铁发展史上数量与质量关系的变迁，陈云的见解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四）通过引进提高质量

　　对于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是提高质量最快捷有效的办法。陈云多次强调并努力实施引进技术设备。不仅在“一五”时期如此，特别在中苏关系交恶后，多次从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

　　三、新时代提高质量的联想与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各行业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变化。但是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中，质量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问题尤为突出。

　　（一）制造业质量总体不高

　　一是产品质量整体上与消费者期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在产品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环境适应性、使用寿命等方面，总体质量水平不高。少数高附加值、高功能特性的产品仍依赖进口；部分食品、药品、婴童用品等涉及人身安全的产品尚未建立完善的全生命周期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制造”成了便宜、低端、质量差的代名词。170万个自主制造品牌，大都存在市场认可度低、品牌附加值低、顾客美誉度低和忠诚度有待提高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装备制造业中90%的知名商标所有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中国出口的商品中90%以上是贴牌产品。全球品牌资讯公司Interbrand发布的“2014年全球企业品牌价值排行榜”中，中国仅有华为跻身其中，排名第94位。据估算，中国制造业每年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损失达1700多亿元，间接损失超过1万亿元。[32]

　　制造业质量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可从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多层面探究。

　　（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严重

　　如1998年曾三次溃堤的江西九江，在肆虐的洪水过后，发现这个“钢筋水泥防洪大堤”不过是一堆“豆腐渣”。堤墙断面的一头，两片各有一个拳头厚的混凝土夹一片橡胶，中间是木头，另一头断面则是露出了少许筷子粗的细钢筋。2016年11月24日7时40分左右，江西省宜春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D标段冷却塔平桥吊轰然倒塌，事故现场74人死亡，2人受伤。施工方河北亿能丰城项目部工作人员认为事故“可能是混凝土强度没达标造成的”。

　　（三）学习历史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做出的重要判断。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相关政策、体制的调整、改革和完善，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问题，也涉及消费理念、社会文化等深层次的更新和转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消费者等各界的共同努力。

　　1. 重视质量问题，形成崇尚质量的氛围

　　要将建设质量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坚持“质量为先”，推动全社会树立“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效益”的理念，形成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氛围。此外在学术层面，重视与崇尚质量还关系经济理论。[33]

　　2. 加快建设统一开放、价格公道、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市场、价格与竞争是重视与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要形成有利于质量发展的市场机制。加快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企业质量信用档案和产品质量信用记录平台。探索建立企业质量信用分类管理制度，将质量诚信建设与注册登记、行政许可、融资信贷等结合，针对不同的信用等级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3. 应对主要矛盾转化，让消费与服务业发挥更重要的拉动作用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发生变化，重要的表现是消费结构升级，公共消费需求、服务型消费需求、新型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为了以人民为中心，使人民在市场交易中得到公平的质量可靠的产品，消费与服务业必将成为产品提高质量的主要推动力。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供需错配相比，新时代供需错配的最大不同点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焦点已经从“如何生存”转移到了“如何高质量地生活”上。破解“供需错配”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34]

　　4. 在质量管理中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

　　完善政府质量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质量监管责任体系。构建政府监管、市场调节、企业主体、行业自律、社会参与的质量管理格局。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遵循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政策等需要付出的成本，把着力点放在塑造良好的政商关系上，放在推进权力的良性运作上，放在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上。

　　5. 在国际交往中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与竞争力

　　当前，无论是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还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全球新竞争格局中形成新优势，都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口，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赢得转型发展的主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所强调的：“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2]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175页。

　　[3]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9页。

　　[4]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7页。

　　[5]　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做好外贸工作》。

　　[6]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7]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208页。

　　[8]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

　　[9]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3页。

　　[10]　这两个讲话都收入了《陈云文选》，前者题为《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后者题为《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0—616页。

　　[11]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2页。

　　[12]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13]　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领导干部、技术或管理人员和工人相结合。

　　[14]　邓力群，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15]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页。

　　[16]　这个讲话收入《陈云文选》，题为《要使用资方人员》。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页。

　　[17]　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在全国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会议上的讲话》。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18]　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要把市场搞活，以适应人民需要》。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8页。

　　[19]　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的若干问题》。（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361页。）这次谈话是针对国企谈的，同时谈到搞活不能摆脱国家计划，要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就像鸟和笼的关系一样。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环境与认识。

　　[20]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448页。

　　[21]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22]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

　　[23]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页。

　　[24]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8页。

　　[25]　《力争高速度》，《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

　　[26]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0页。

　　[27]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28]　120个大型项目最初是1977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有关第六个五年计划任务中提出的，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29]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

　　[30]　国家计委的汇报分析和阐述了为什么要对1979年计划作较大修改及如何修改，为什么要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整顿和改革及调整的要求，1978年引进中的教训，三年调整时期必须为城镇中3000万劳动力安排出路，执行调整方针可能遇到各种阻力及解决办法等问题。根据调整方针，拟将197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240亿元，增长速度由12%降为8%；财政收入由1269亿元修改为1120亿元，减少149亿元；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457亿元修改为360亿元，减少97亿元；借用外资和动用银行外汇存款由100亿美元修改为50亿美元，减少一半。

　　[31]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276页。

　　[32]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财经数据解读》2017年第39期。

　　[33]　根据金锫研究：自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理论高峰后，经济学知难而退，关于商品二重性的理论路线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向一元化方向并轨，即走向了将商品使用价值并入交换价值的路线，而且倾向于以供求关系分析完全取代价值理论，例如，认定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其价值，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其价格，以此作为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这样，经济学发展和逻辑体系演进就可以走向易于用数学方法进行刻画和分析的方向。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方法尽可能避开了具有很强具象性特征的质量问题。（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34]　何怡瑶、潘士远、施康、徐隽翊：《破解“供需错配”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