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此外，在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深刻阐明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再一次郑重地告诫我们：无论是要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还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温1979年至1989年间邓小平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做好当前和今后的意识形态工作将大有裨益。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1979年至1989年间，他领导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领导拨乱反正，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洞察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面临的复杂形势，领导肃清“文革”思想遗毒，在思想领域进行拨乱反正。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邓小平认为，肃清“文革”思想遗毒，在思想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主要任务在于党的领导思想，而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被提出来了。邓小平在驳斥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潮，在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起草过程中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过程中，明确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此进行了评价，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及社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进行了批驳，并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区分，指出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一些人借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也乘机散布怀疑、削弱以至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邓小平驳斥了这个错误思潮，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评了有些同志的“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错误的东西“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而且“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并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在此，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他“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力地回击了错误思潮。

　　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再次明确了他对“如何评价和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的观点，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伟大的，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在国庆30周年讲话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提出意见。1979年9月4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进行相关谈话，指出：“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2]即在肯定毛泽东有伟大功绩同时，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要完事、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再次明确了他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的观点——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及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都明确了党中央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并没有结束，来自“左”和右两方面“非毛化”的舆论持续不断。鉴于此，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就《决议》的撰写进行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三条要求，第一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4月1日，邓小平再次与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进行相关谈话。在本次谈话中，邓小平说：“总的说来，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但对毛泽东的评价，要坚持一个重要原则，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总之，“决议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3]。此后，邓小平就决议起草进行的谈话和讲话有十余次，每次邓小平都强调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二、反对错误思潮，正确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审时度势，反对各种错误思潮，领导在意识形态领域正确开展斗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主张肃清封建思想遗毒，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批判，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

　　主张肃清封建思想遗毒。1980年4月，“兴无灭资”口号被重新提出，这引起了极大争议。李维汉当面向邓小平提出：不赞成现在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而是应该强调反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并指出，封建主义的问题，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流毒还这样深远，影响这样严重，……要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对封建遗毒进行彻底清算。[4]邓小平接受了李维汉肃清封建主义遗毒影响的意见，于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问题》的讲话，其中鲜明地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社会关系、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及对外关系中等方面都有封建残

　　余的影响。……我们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5]在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要肃清封建思想遗毒的影响。

　　适时提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1980年夏秋，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爆发，此事对中国发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在1980年，彭宁将他与白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拍成电影，并将其更名为《太阳与人》。电影并未公演，只是内部观摩。许多老同志看过电影之后，纷纷给中央写信，认为《太阳与人》丑化了共产党，丑化了社会主义祖国。邓小平看过《太阳和人》后，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6]鉴于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的影响及电影《太阳与人》的影响，邓小平提出要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批判。7月17日，邓小平就思想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上的问题进行谈话时，再次讲到了《苦恋》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指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总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7]在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批判，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明确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道主义思想复活并很快形成了一股思潮。有关人道主义的讨论，一开始就是和异化问题联系起来的。鉴于人道主义与异化思潮带来的影响，邓小平指出要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8月，邓小平在问了胡乔木关于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以后，决定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作一个关于思想领域问题的讲话。9月7日，邓小平跟邓力群等人谈关于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稿的起草情况时，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他说，关于讲话的内容，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指出：搞精神污染，“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的领导丧失信心的表现”，认为“现在说社会主义异化，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没有希望。既然这样，还搞什么社会主义？”[8]之后，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做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指出：“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9]，“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10]，“无论是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但是“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11]。在此，邓小平指出了要清除精神污染，并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三、科学总结经验，领导制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

　　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后，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在领导思想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主张肃清封建思想遗毒、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过程中，邓小平领导制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个必须”指导方针确立之前，邓小平已多次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在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祝词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中用的方针。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不会改变的。[12]之后，邓小平又强调指出：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13]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要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同时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并不是说党的方针变了，还是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4]即，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双百”方针。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三个必须”指导方针。《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一文件，是在邓小平支持下，由胡耀邦直接领导起草形成的，而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性质、现实意义等的论述，为决议的制定和形成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基本内容的论述，为《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框架结构提供了指南；邓小平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为贯彻落实《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指明了方向。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使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进入新阶段[15]，可以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个必须”基本指导方针的最终形成与确立，与邓小平密切相关。

　　1979—1989年，邓小平领导的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领导制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首先，必须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1979—1989年，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实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重新泛起的一种表现。“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是作为同‘全盘西化’论相响应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16]1979年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再次在中国泛起。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张包括颠覆对历史人物，包括毛泽东等人的评价，质疑中国革命的必要性等，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政治化特征，其在中国的出现及传播，必然会离间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间，邓小平始终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领导完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主张“肃清”封建遗毒，适时提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批判，主张清除精神污染；领导制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这对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有效维护了这一时期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改革开放40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但从未止息和退落。近来，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借助新媒体快速传播，成为一股空前活跃的思潮。在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报的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7种错误思潮中，历史虚无主义赫然在列。而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0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已明确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空前活跃的今天，我们要吸取邓小平的经验，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自觉地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作斗争。

　　其次，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不断提高党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全局的能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它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看不见硝烟，但同样是你死我活。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这个领域，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乘虚而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因此，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不断提高党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全局的能力，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邓小平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1979—1989年，他亲自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完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旗帜鲜明的批判，提出清除精神污染，领导制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本指导方针，统一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今天，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越加复杂和严峻，一些人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等论调，境外敌对势力也从未放弃对我国进行渗透，因此，我们要吸取邓小平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党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全局的能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最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长期存在而且复杂的，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主动出击，把握好斗争的方法，牢牢把握住话语权这个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着力点。受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在社会主义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时间存在。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从1979年到1989年，邓小平不仅亲自领导正面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而且对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想和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思潮，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运用正确的斗争方法，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今天，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期、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这使得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趋势。国际敌对势力也从未放弃对我国进行渗透，这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显得越发严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出了问题，就会前功尽弃，甚至会造成失败。因此，我们要吸取邓小平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主动出击，旗帜要鲜明，要敢于亮剑，要讲究斗争的方法，牢牢把握住话语权这个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着力点，主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拿捏好分寸，做到以理服人，切忌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上纲上线，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搞成群众运动。

　　（作者为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171—172页。

　　[2]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下），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4—295、296页。

　　[4]　石光树：《李维汉建议邓小平肃清封建遗毒》，《百年潮》1999年第5期。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335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页。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392页。

　　[8]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下），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15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392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7页。

　　[15]　刘仓：《邓小平与〈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邓小平研究》2016年第2期。

　　[16]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