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文化市场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认识和实践进展

　　正确认识处理政府和市场在推动文化改革发展中的作用，这是文化体制改革中始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文化市场的关系，发挥了文化市场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文化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也表明，我们对于政府和文化市场关系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深化。

　　能否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能否激发全社会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关系能否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关系到文化改革发展能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关系到能否始终坚持党对文化改革发展的领导权。可以说，政府和文化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文化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从企业化经营到事业化管理：前30年对文化市场的利用和限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没收国民党官办的和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经营的报刊、书局、学校、广播电台、电影制片厂、影剧院、游艺场等文化企业，使之转变为国有的文化企业或文化事业；同时还取缔了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赌场、跑马场、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对于民族资本经营的文化企业（包括工艺厂、书画店、文物店、照相馆等中小企业），则采取了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政策。[1]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文化市场上主要存在着公营和私营两类文化单位。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减轻财政压力，针对公营和私营文化单位，曾一度实行了较为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比如，新闻总署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决定报纸要实行“企业化”经营方针。会议指出，由于生产交通和教育还在恢复过程中，物价（特别是纸价，一般占报纸总成本百分之七十）上涨，读者的购买力和读者范围都受到了限制，以致全国公营与私营报纸的发行都还不够广，而且发生了严重的赔耗现象。而部分报纸分工不甚合理，和多数报纸经营不善，则加重了这种赔耗。为改善报纸经营中的不合理现象，决定“全国一切公私营报纸的经营，必须采取与贯彻企业化的方针。即公营报纸必须把报社真正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私营报纸亦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经营方法。条件较好的公营报纸应争取全部或大部自给，条件较差者亦应在政府定期定额的补贴下，争取最大可能的自给程度”。会议还认为，“广告在目前的城市报纸上是必要的。城市报纸应当以适当地位主动地刊登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广告”。[2]报纸企业化经营方针的推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纸经营呈现蓬勃气象，有些报纸的亏损现象有了根本改变。“半年来，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就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报纸经营，是完全可以做到少赔钱、不赔钱而自给自足的。去年十二月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决定的‘全国一切公私营报纸的经营，必须采取与贯彻企业化’的方针是正确的，完全可以做到的。”[3]1952年12月，文化部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也要求国营剧团采取企业经营的方针，使其能逐步达到自给。[4]文化领域企业化经营方针的实行，对于克服财政紧张压力，发展文化事业，活跃文化市场，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企业化经营方针的实行，也引起了一些消极现象，主要是有些文化工作人员受单纯营利思想支配，传播内容有害的文化内容。比如，1950年，上海某些报纸出现滥登诲淫广告的现象，引起读者不满。[5]这些现象也很快引起政府部门重视，1952年，《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就强调：“国营剧团应该反对单纯依靠政府供给的思想，也应该防止单纯营利的错误观点。”1954年3月，文化部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也强调：“必须一方面正确执行某些文化事业的企业经营的原则，另一方面必须反对和克服某些文化工作人员中忽视为工人服务的思想和单纯营利的观点。”[6]

　　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之后，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于民族资本经营的出版业、广播业、电影业、娱乐业和教育业，主要采取以国家投入部分资金，派入干部、加强领导、联合经营等方式，改造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然后以赎买（给付资方定息）的方式过渡为国营企业或事业，并纳入国家新闻、出版、文化、教育事业体系。[7]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领域逐步建立起由国家统包统管，文化生产由政府统一安排，产品销售由国家统购包销，产品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经营分配由政府统一核算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文化领域经历了从实行企业化经营方针到全面实行事业化管理体制的转变。其间，党和政府对文化市场的态度，也经历了由利用到限制以及十年“文革”期间几乎完全取缔的转变。这种转变，从观念上看是由党和政府的文化观念所引领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基本上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突出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不主张发挥文化的经济属性和功能。但是，在面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党和政府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作为权宜之计，借用文化市场来恢复和发展文化事业。一旦财政经济状况好转，便对文化市场采取了抑制和限制的方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并非不了解文化的经济属性和功能，并非不懂得利用文化市场。我们毋宁认为，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不但懂得文化市场的积极作用，他们对文化市场的消极作用同样是十分清楚的，这才是他们对文化市场采取限制态度和方针的真正原因。从企业化经营到事业化管理的转变，也反映着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于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环境的一种依存作用。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度被忽视，文化商品生产和文化市场当然也难以获得发展。政治领域的各种批判运动，也对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市场发展造成冲击和压制。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文化经济和文化市场就显示出了其积极和消极作用天然并存的重要特征：推行文化经济政策，刺激文化市场，几乎必然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忽视文化经济，抑制文化市场，则影响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如何认识文化市场的双重作用，政府应该对文化市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政策？这成为贯穿改革开放后文化改革发展的最重大的问题。

　　二、从激烈争论到活跃文化市场和加强管理：80年代对文化市场的探索

　　陶铸主政广东期间，60年代曾主张在经营管理上要放宽放活，在饮食服务业提倡“雅俗共赏”，搞了“花鸟乐园”“流花茶座”“鹅潭酒舫”“珠江夜游”等音乐茶座，名扬省港澳。这是改革开放前国内少有的开展文化经营的案例。到了“文革”期间，陶铸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受到批判。《人民日报》有文章批评陶铸说：把旧社会的“江湖卖唱”“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之类的曲艺，搬到茶楼、酒馆大加演唱；把披衣递帽、点头哈腰、衣帽取人、鉴貌辨色的资产阶级经营作风，搬到社会主义企业中来。这就是刘少奇一伙鼓吹的“恢复优良传统”、发扬“经营特色”的丑恶面目。他们借“恢复优良传统”、发扬“经营特色”之名，行贩卖封、资、修黑货之实。[8]

　　比较巧合的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文化市场最早也是从广州市的音乐茶座发端的。1979年底，广州东方宾馆的大厅内开设了一个音乐茶座，台上有轻音乐演奏，歌手演唱，台下观众品茗饮酒，洽谈生意，客人大多是港澳台同胞或外国人，一律买票入场。这一现象的出现，对当时早已习惯在剧场观赏文化演出的人们来说，无疑犹如一石击浪，引起轩然大波。文化能否像商品一样进入市场，成为人们纷纷谈论的话题，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上的市民访谈，使之波及全国。赞成者、反对者、怀疑者、观望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想说服谁都很难做到。面对这一新生事物，当时的广东省文化厅内部也是反应不一，厅长连续几天自己掏钱买票入场做实地考察，结论是冷静观察。[9]虽然存在争论，但全国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学习广东省的做法开设音乐茶座，只是各地相关政府部门最初对待文化经营活动的态度则有所不同。比如，上海一些涉外饭店为了增加收入，准备增设音乐茶座，报告送上，遭到公安局、市外办、文化局和外事办公室的反对，理由是“不利治安保卫”。[10]深圳市兴建了许多高级宾馆、旅游点和度假村，相继开办了音乐茶座和舞厅。相关政府部门既允许文化市场发展，又进行了审慎的疏导和管理，在实践中努力处理好“有所吸收”和“有所抵制”的关系、“放”与“管”的关系、“宽”与“严”的关系、“堵”与“导”的关系。一些香港资本家曾提出，如果深圳允许开赌馆或赛马场，一定会财源广进，很快繁荣起来。对此类建议，深圳市领导的态度很明确：深圳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绝不允许赌博等邪门歪道存在，对这些东西就是要坚决抵制。深圳政府制定了《深圳市社会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在开放的同时加强管理，对音乐厅和舞厅的批准手续、节目内容审查、参加人员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经常进行检查，对违反规定的进行批评和处理。中方人员禁止到对外开放的舞厅活动。[11]虽然各地政府对文化市场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是文化市场一旦发端，就迅速蔓延，其扩展速度之快，辐射面之广，超出人们的预料，文化娱乐、音像、文物、旅游等市场快速在全国各地发育起来。与此同时，文化体制改革也开始起步，各个国有文化事业领域都逐渐出现了市场化的因素。80年代初，国有文艺表演团体实行承包责任制，80年代末实行“双轨制”，越来越多地从事经营性演出。出版社允许从事经营业务，报纸由国家批准可以从事广告活动，电视台开始播出国内外商业电视广告。国家对文化事业单位采取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经济措施，推动着文化事业单位进入市场。

　　伴随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1985年之前，文艺表演团体的承包责任制多数都是单项承包，只强调演出场次和经济指标，艺术指标没有什么约束和衡量标准，因而出现了拼人拼设备、个人多捞钱的现象。为此，有人指责“承包没有一个团是成功的”[12]。1980年下半年开始，一些出版社相继刮起了抢出旧小说之风。其中，最突出的是“《三侠五义》热”，有10个省市出版社争相出版，印数达446万册，这样的印数，几乎达到了十多年来印古今中外名著及现代文艺作品的高峰。除了《三侠五义》，不少出版社还争相出版《杨家将演义》《侠女奇缘》《侠女风月传》《济公传》《龙图耳录》《施公案》《呼延庆打擂》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批评说，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有价值的书籍，因为利润低，出版部门不出版，书店也不积极经销。上海那么大个城市，长期买不到一部《史记》，可是《三侠五义》一印就是几百万册。[13]1985年，新武侠小说以及据此改编的连环画大批出版，各种学生复习资料滥编滥印，使出版界经受了一次痛苦劫难，导致1986年图书库存猛增、印数急剧萎缩、印刷厂“食不果腹”等连锁反应，一时间“出版危机”呼声四起。非法出版和“制黄”“贩黄”活动猖獗。音像市场盗版和走私贩私贩黄猖獗，成为文化公害。电影市场萎缩，一些影院为争夺观众，公然放映所谓“资料片”“三级片”，造成恶劣影响。

　　针对这些消极现象，一些人否认文化的商品属性，进而否认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否认市场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文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被提了出来。针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邓小平1985年讲话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14]根据邓小平同志相关讲话精神，文化行政部门着手研究加强文化管理工作。1988年2月8日，文化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肯定文化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繁荣我国文化事业、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有积极的作用。要求在坚持改革开放，促进文化市场活跃繁荣的同时，加强管理，促其健康发展。文化市场上的经营者，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精神产品和文化服务陶冶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情操，要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做到文明经营。1989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设立文化市场管理局，归口管理全国文化市场，文化市场得到承认，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前景。

　　三、把矛盾统一起来：90年代对文化市场的认识趋于成熟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政府部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这一时期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各级地方文化管理部门逐步建立起来，至1994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都设置了文化市场管理机构，基本形成中央、省、地、县、乡五级管理网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确立以及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得一些人不加分析地运用到文化领域中来，认为发展文化产业就是搞文化产业化，就可以不要社会效益。报纸上曾有人刊登杂文，调侃说社会效益好比公鸡打鸣，经济效益好比母鸡下蛋，要一只鸡又打鸣又下蛋是不可能的。[15]将两者直接对立起来。

　　1996年1月24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我们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对那些毒害群众、毒化社会空气的精神垃圾，要坚决取缔，决不能手软。要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发展。精神产品的生产，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市场的本质区别，就是把握社会效益。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市场上，从各个方面都要考虑社会效益，不能以盈利为唯一目标。还必须重视对文化工作者的教育和引导，要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指导。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成为这一时期关于文化市场发展的指导原则。

　　在这一时期，我们最重要的成果是在观念上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观念的束缚，接受和承认了文化市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认识到在我国现有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文化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应进入市场以商品形式满足消费者需求，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对艺术生产的调节作用；同时它们又具有作为精神产品的特殊性，要遵循精神产品生产的特殊规律。文化产品要进入市场就不能不讲经济效益，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的艺术生产和经营，又必须加强精神产品的价值导向，力求在创造最佳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最佳的社会效益。这些新的发展理念，集中体现在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该《建议》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是：“继续实行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增加对重要新闻媒体和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改革与发展，这是20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化市场的发展推动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旧的观念束缚被突破，新的文化改革发展思路形成，预示着新世纪的文化体制改革将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文化发展方式将实现实质性转变。

　　四、重塑文化市场：新世纪的巨大发展

　　到中共十六大之前，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市场发展已经进行了20年。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探索，也取得一定成效，但释放的能量有限。根本的问题是要触及体制，仅在机制层面上是不够的，要创新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的体制和机制。[16]就文化市场发展来说，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多数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虽然从事了一些经营性文化活动，但是从体制上依然游离在市场之外，我国市场上缺少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实力的文化企业主体，面对入世后外来文化资本、产品、服务和技术的竞争，我国文化市场的未来状况堪忧。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从2003年起，启动了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其中心环节就是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脱离原有事业体制，进入市场当中去竞争和发展。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完善文化市场体系、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改革文化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放和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时期，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转向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重塑阶段。到2012年，全面完成了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广电传输等单位的转企改制，基本完成一般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等单位的转企改制，重点新闻网站的转企改制取得重大突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9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法人6950家、核销事业编制近29.4万个。[17]被注销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多数都转制为文化企业，极大地壮大了文化市场的力量。此外，伴随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在媒体领域的应用，催生了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新媒体、动漫、网游等新兴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形成。在市场流通环节，文化市场进一步融入国际文化大舞台，市场流通方式逐步走向连锁化、规范化、集团化，全产业链经营体系逐渐成形。演出院线开启了演出场所规模化经营之路，传统的演出团体、经纪机构、票务公司、演出场所逐渐融合集约发展，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实现全覆盖。跨界融合打开市场新空间，单一的上网服务向以上网为基础的多元化运用平台方向发展，旅游演出成为演出业与旅游业跨界融合的亮点，网络演出拓展了传统文化传播渠道，移动网络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使网络文化市场进一步细分。在这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综合试点地区逐步建立起了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和综合文化行政责任主体，理顺了文化市场管理体制，促进了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

　　这一时期，文化产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媒体和社会也不断热炒文化产业。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文章或演讲中有人提到所谓“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问题。上述观念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突出了文化的商品属性，淹没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审美属性，也没有综合考虑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营性文化产业的统筹兼顾。与此相联系，文化市场上出现了大家普遍诟病的“空心化”“空洞化”现象，甚至“三俗文化”一度流行。针对这一问题，时任文化部部长蔡武出席在天津举行的第四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命名授牌大会时表示：“要不断重申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要把文化‘市场化’‘产业化’这样的命题。这个命题本身是片面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他强调，要正确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不同性质和任务。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责任，不存在“市场化”的问题。只有在经营性文化产业领域，才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8]但是，在对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认知与实践中，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界，均不同程度上存在误读。鉴于上述情况，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而不提“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纠正一些人对于市场作用的偏颇理解。

　　五、“双效统一”：新时代对政府和文化市场关系的再认识

　　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于政府和文化市场的关系问题经历了再认识的深化过程，实践上在促进文化市场发展和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方面都有新的探索。总体来说，新时代认识和处理政府和文化市场关系坚持了“两点论”：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化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激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了国有文化资产管理、舆论导向管理和文化市场监管，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但是，我们感觉到，各方面对于政府和文化市场关系的认识还不太一致，这种不一致主要表现在对于文化市场作用的具体表述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概括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9]此后，“使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说法在学术界、媒体以及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流行起来。比如，2015年出版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丛书提出：“政府从‘办’文化到‘管’文化，如何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今后亟须解决的问题。”[20]《光明日报》2016年1月的一篇报道说：“开展以简政放权为最大特点的新一轮改革，加快转变文化行政部门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1]杭州市2017年8月15日发布的《杭州市创建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实施意见》，在“基本原则”部分，也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2]。安徽省霍邱县2016年3月21日发布的《“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使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3]在中央层面，对于政府和文化市场关系的说法则继续坚持了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说法。中办、国办2017年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说：“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24]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都强调发挥市场对文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25]这样，在关乎文化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一些主流媒体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表述就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这说明在政府和文化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此外，当前从事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市场或文化产业研究的最有影响力的几位学者，也都主张使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的明确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没有例外”，“不存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特殊规律”。

　　历史地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文化生产要素和文化产品及服务要进入文化市场进行配置和调节。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中就已形成共识，是不应该有疑义的。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思路和实践中，围绕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挥文化市场积极作用，政府简政放权力度空前加大。在未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中，也必须推动文化市场在文化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广泛、更深入的作用。但是，在当前条件下，恐怕还不宜把文化市场作用表述为“决定性作用”。首先，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文化市场的自我规制意识、体制机制还非常薄弱，文化领域存在的诸多乱象原因就在于此。最近被揭露出的明星和影视公司偷税漏税、电视剧收视率造假、电视台购片部门引导“小鲜肉”霸屏等现象，为全社会所诟病，引起人们对当前文化市场诚信水平和自我规制能力的深刻质疑。其次，从我国文化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实际效果来说，还没有形成确保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统一的市场机制，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效益的文化商品或服务却比较容易地取得很好经济效益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再次，我国文化领域的立法还相对滞后，文化市场健康运行所依赖的法治标准和手段还很不完善。最后，“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市场越来越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场域和思想的交锋地。”[26]依据国际经验看，文化竞争力比较弱的国家往往通过强调“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以保护本国文化市场、民族文化特质和社会舆论场。我国整体文化竞争力还不强，社会资本和外来资本的文化影响力、价值观塑造力、媒体舆论控制力也已经不容小觑。因此，当前还需要援引“文化例外”来保护我国文化安全。正因为如此，《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依然写入了“体现文化例外要求”[27]。总体看，让一个诚信严重缺失、自我规制能力薄弱、健康运行机制尚未形成、法治标准和手段不足、整体竞争力偏弱的文化市场来决定文化资源配置，党、政府和多数人民群众恐怕都不放心，这种情况下提出“让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很难形成共识。

　　当前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文化市场的关系，指导思想上还是要统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讲话精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用了六个“紧紧围绕”作了部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分别是这样表述的：“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8]两个“紧紧围绕”强调的重点是明显不同的，不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紧紧围绕”代替文化体制改革的“紧紧围绕”。即便是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29]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我只强调一点，就是要在大胆推进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丢，阵地不能丢。”[30]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强调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紧紧围绕”。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在2018年8月21—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九个坚持”[31]总结新时代党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提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3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实际上为我们当前认识和处理政府与文化市场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称作“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33]。由于文化生产的特殊规律，使政府和文化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为难题中的难题。在文化市场快速发展、媒体融合、文化市场与宣传思想阵地日益交融的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新时代新形势下政府和文化市场的关系问题，既发挥好市场积极作用，又发挥好政府作用，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统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1]　赵玉忠：《文化市场概论》，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2]　《全国报纸经理会议通过关于报社经营的决议》，《人民日报》1950年1月1日。

　　[3]　马健民：《怎样贯彻报纸经营企业化方针？》，《人民日报》1950年9月27日。

　　[4]　关保英主编：《教育行政法典汇编1949—1965》，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5]　《关于广告的健康性与严肃性答杨宏諴建议》，《人民日报》1950年4月29日。

　　[6]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召开第四次全国文化工作会议 确定了当前文化工作方针任务和今年文化工作计划》，《人民日报》1954年4月12日。

　　[7]　赵玉忠：《文化市场概论》，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8]　广茂文：《社会主义商业的阶级性——批判刘少奇一伙的“全民服务论”》，《人民日报》1971年10月9日。

　　[9]　刘玉珠：《发展中的我国文化市场》，《中国软科学》1997年第7期。

　　[10]　刘霄：《框框不破“建国”难学》，《人民日报》1984年6月4日。

　　[11]　蔡清河：《推动经济改革　促进对外开放》，《人民日报》1984年6月16日。

　　[12]　康式昭：《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1978—1991）》，大连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13]　《上海买不到史记》，《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0日。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15]　刘忠德：《关于文化工作面临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人民日报》1993年7月22日。

　　[16]　李长春：《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17]　李长春：《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页。

　　[18]　《文化部长：从未提出要将文化市场化产业化》，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0-12-10/185921617889.shtml。

　　[19]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20]　来有为：《文化产业发展新常态——改革实践·案例研究·政策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21]　《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综述》，《光明日报》2016年1月5日。

　　[22]　《杭州市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杭州市创建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实施意见〉的通知》，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17/10/31/art_1256341_30458375.html。

　　[23]　《霍邱县“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

　　[24]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7年5月8日。

　　[25]　雒树刚：《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13年12月3日；雒树刚：《“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的重点》，《人民论坛》2016年第12期；雒树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8年第1期。

　　[26]　范玉刚：《在提升监管资本的能力中引导社会舆论》，《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5期。

　　[27]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7年5月8日。

　　[2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2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5月28日。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31]　九个坚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32]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光明日报》2018年8月23日。

　　[3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