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高度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巨大作用。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回顾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社会整体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关键的就是靠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纵观世界，变革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潮流，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与此同时，我国现今面临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十三五”时期面临的复杂社会矛盾激荡，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市场经济与党群关系风险仍然存在，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认清形势、居安思危、奋起直追，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思想僵化、故步自封，必将被时代所淘汰。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将开启五大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排在首位。[2]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推进新一轮改革大潮涌起。总结即将过去的一轮改革历程，各领域改革不断提速，改革举措出台的数量之多、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急步稳、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战略步入新的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其中，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措施共举，矛盾越大，问题越多，越要攻坚克难、勇往直前。必须一鼓作气、坚定不移，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勇气，勇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坚决打好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4]《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的出台旨在激励广大干部在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解决少数干部存在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针对庸政懒政怠政乱象、面临改革勇气锐气弱化困境，重申并警惕“改革疲劳症”对于凝聚干部干劲，激发干部担当至关重要。

　　一、“改革疲劳症”内涵界定

　　疲劳症是医学上的概念，一般指疲劳综合征，临床表现为心情抑郁、焦虑不安、全身疲惫、食欲减退等，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一种“第三状态”，国内常称其为“亚健康”状态。而“改革疲劳症”的提出也有很长的时间了，国内外学者也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和看法。Lora E.等人指出国外对改革疲劳的一个常见解释是，改革决策者担心改革缺乏成效将失去选民的支持，因此决策者将被免职[5]，决策者怕出错、怕免职的政治担忧正是改革疲劳甚至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疲劳症”与金融改革一样，似乎都表现出一种政治循环[6]，因此在改革进程的关键节点，一直伴随着重申与警惕“改革疲劳综合征”的声音。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走过迷惘——析“改革疲劳综合症”》[7]一文记述邓小平同志对改革迈不开步子的状况的看法，鼓励经济特区建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在改革推进过程中，随着改革阻力的加大，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困难，改革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一些改革甚至流于口号、趋于形式化，不少官员对改革抱有“敬而远之”的畏难情绪，改革出现“综合疲劳征”。[8]这种“症状”看似仅是个体心理活动的外化表现，但其危害甚重，若不及时治疗，很可能工作状态从当初风风火火、豪情万丈转变为畏畏缩缩、保守不前，同时思想上可能自甘堕落，直至滑向犯罪深渊。[9]事实上，这种“改革疲劳症”的初露端倪正是为深化改革程度敲响的警钟，改革触及的矛盾越复杂、遇到的困难越大，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越刻不容缓[10]。总的来说，“改革疲劳症”即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疲劳懈怠现象，是一种思想的外化体现，以对社会现象的认知方式或价值取向而存在，但这种思想往往衍化成不当的工作作风和不良的社会风气，对于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来说无疑是一种“亚健康”症状。

　　（一）表现形式

　　“改革疲劳症”可以看作一种由主观精神层面上的懈怠而外显出的对改革的抵触情绪，往往表现为部分人对改革方向、进度、广度、深度等的疑虑。具体来说，可以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1. 改革质疑的增加

　　改革就是改变旧事物、旧制度，一般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领域，对于根基“雄厚”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改革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改革初期，就会存在一些对改革可行性的质疑，抵触改革，顽固保守；在改革进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相继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资源环境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部分学者认为这些都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必须纠正和停止这种改革，“改革疲劳”的现象也就应运而生。

　　2. 改革动力的减弱

　　改革开放初期，往往改革积极性较高，出于对摆脱当前贫穷落后面貌的渴望及自身选择路径的贫乏，自上到下对改革的共识较多，改革的动力很足。但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部分人猜测并判断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进入一个“自动前行”的阶段，改革惯性会推动社会向前迈进，改不改革无所谓，改革愿望已远不如以前那么迫切了。这种对改革重要性和迫切性的淡化，也就是“改革疲劳症”的一种表现。

　　3. 改革畏难情绪的增加

　　过去40年的改革，我国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循序渐进”的策略。这种“渐进式改革”策略较好地协调和平衡了各种利益关系和经济关系，避免了社会矛盾和经济运行中矛盾的激化，维持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从而降低了改革成本，提高了改革收益。但另一方面改革将容易改的改了，将较难的“硬骨头”留了下来。改革后期也就进入“深水区”，不能再“舍难就易”了，必须啃“硬骨头”了。在这种新形势下，有的人开始出现畏难情绪，开始躲避改革，总想“再等一等”，这是“改革疲劳症”的典型表现。

　　（二）原因剖析

　　从主观心理上来看，“改革疲劳”的生发机理可以根据改革意愿强弱程度分为五种情况；从客观现实上来看，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当下大事件的冲击。

　　1. 渐进式改革困境，改革险滩尖锐化——“太难改”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既不可能在马列主义本本上找到现成答案，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实践经验可以照搬照抄”，因而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11]渐进式改革最大程度上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避免社会矛盾和经济运行中矛盾的激化，维持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从而降低了改革成本，提高了改革收益。现如今，能立竿见影的、皆大欢喜的改革都已完成了，剩下的都是会触及一些人利益的“硬骨头”，改革深水区日益明晰化。改革的领域不同，难度也有所不同，一开始进行“简单”的改革，后期更加艰难的改革难以实施[12]，改革顶层设计结构化问题陷入困境，改革压力却被现实改革成果掩盖，攻坚克难的勇气明显不足，主客矛盾突出使改革难度加大。

　　2. 过分关注“面子工程”，改革流于形式化——“表面改”

　　长期形成的竞争性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也促成了各级政府重增长轻改革、重“面子”轻“里子”、重治标轻治本趋向，在真正实施过程中缺少实质性措施，政策执行者往往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要么表面响应、暗中抵制，要么碌碌无为，唯恐担责的假改革、伪改革增生。一些地方领导班子对于短期没有回报或入不敷出的改革，或置之不理或能拖则拖，改革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主要抓手的方针反而滋生出“在任期间打造卓越政绩”等一系列走样思想，地方政府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政府“公司化”倾向没有彻底扭转，部分改革流于形式化，久攻不下。[13]

　　3. 半途效应加强，改革心态“老龄化”——“懒得改”

　　半途效应是指在激励过程中达到半途时，由于心理因素及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导致的对于目标行为的一种负面影响。导致半途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个人意志力的薄弱。改革开放口号喊了几十年，激励一代代党政干部奋力前行的同时，也有部分领导改革心态逐渐掉队，改革心态“老龄化”，进而滋生懒政怠政现象，尽管上级疾呼要全面深化改革，但部分改革在具体落实中仍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

　　4. 社会群体层次差异，改革需求两极化——“不忍改”

　　“穷则变，变则通”，改革往往产生于贫穷积聚的关键节点，是社会变革的根源。40年前的中国，在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后，民困国贫，百废待兴，但是对于该走哪条路以及怎么走的思考都缺乏选择路径，因而改革愿望高涨，改革认同感极强。而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国家经济恢复并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社会群体发展层次差异拉大，既得利益群体满足当前现状，利益博弈影响行为选择，堕于甚至阻拦改革进一步推进，致使一些政策扭曲变形，特别是当政府部门成为既得利益群体时，甚至面临下达文件沦为僵尸政策的风险。

　　5. 改革理论脱离实际，改革信心弱化——“不能改”

　　改革开放40年的长跑中，质疑、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未曾间断。初期就有姓“资”姓“社”问题困扰，“左”的思想使改革迈不开步子；在改革进程中，一些人将贫富差距、腐败等矛盾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过头了”，试图把中国拉回僵化的苏联体制；部分人认为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取得成功，没有继续改革的余地，再进行下去会带来物极必反的效果，坚持“改革成功论”“历史终结论”；更有国际投资资本大鳄索罗斯认为中国奉行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将中国列为专制国家，企图让中国放弃经济主权，以便其攫取更多利益……种种指责本质上都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对中国国情的误解与妄自揣度。

　　6. 大事件分散注意力，改革被迫放缓——客观现实

　　改革与发展相伴而生，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整体提升，我国国际地位逐渐提升，更是有实力承办各项国际国内会议及赛事，客观上来看，当年国内大事件影响巨大，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改革注意力，改革政策被迫居于从属地位；自然灾害、突发性事件的爆发也使改革被迫放缓，譬如2003年“非典”（SARS）、2008年汶川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在突发事件面前控制事态、挽救生命为当务之急，改革毫无疑义地被暂缓搁置。

　　二、“改革疲劳症”的提出

　　“改革疲劳症”一词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拖延懒散、过于求稳、畏难逃避现象的思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总结起来，就是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推进了制度建设和创新，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扩大了对外交往与合作，推动了发展方式的战略调整，开启了当代中国历史新时期。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往往会呈现一种周期性的发展现象。在改革开放取得有效成果的同时，也会遇到多重现实问题，问题背后牵引出人们对是否继续坚持改革的审视，对改革开放重要性、科学性的疑虑，留恋过去、往后倒退的情况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一定程度的“改革疲劳症”逐渐蔓延开来，形成一股不良风气。精神层面的改革往往是深层次的，也是最难触动的。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强调：“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的整个发展过程。”

　　（一）坚定不移地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全党全国各项工作重回正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过程中，也面临着国内外的种种质疑与猜测。中国的对外开放能否持续、稳定，中国的方针政策会不会变，怀疑之声不绝于耳。邓小平反复阐明回答：“不能变，也不会变。没有理由变。如果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所谓变与不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我们的很多方针政策必然会进行相应调整，思想理论也要与时俱进，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变，也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能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不能变。变了，就意味着动摇，意味着倒退，就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危险，就不能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来看，邓小平对政策的分析与判断是正确的，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伟大进步得益于及时调整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二）坚定不移地深化全面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于1984年2月9日在厦门考察时，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一词。同样面对国内外紧张舆论氛围时，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的整个发展过程。任何一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整，都不是简单的单向度的线性过程，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与保守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凸显，对此，邓小平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处理方法，正确的予以肯定认可，不正确的则予以及时纠正。比如，一些人针对在某一段时间内改革节奏的紧与松问题，质疑中国到底是坚持改革还是放弃改革。有人妄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会变”“要变”，甚至已经“变了”“后退了”，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这是对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误解。再如，针对当时派性斗争愈演愈烈，一些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状况，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时多次强调要“敢字当头”，克服“改革疲劳症”，“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4]

　　（三）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

　　邓小平尖锐批评种种思想僵化的现象，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5]他大声疾呼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针对领导班子内的顾虑过多、怕“犯错误”的现象，他提倡要“敢字当头”，有敢想敢说敢干敢闯的精神状态，提倡要用“明白人”，对于坚决闹派性的要坚决调离，对于软弱涣散的，要整顿加强，只有各级领导班子对各种问题态度鲜明，群众才有主心骨；只有敢于动真碰硬，派性分子才会有所顾忌。针对改革模式缺失、改革经验贫乏的现状，他提出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特别指出：“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在他看来，不能期望改革会一步到位、一劳永逸，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辟道路。针对重大战略决策拖延不决、人民切实相关事务议而不决的现象，他反对拖延作风，强调要“紧张快干”，不能容忍“改革疲劳症”，拖拉懒散的作风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不相适应的。

　　三、“改革疲劳症”的重申与警惕的当代价值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绝不亚于40年前。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被提到了更高层面，赋予了更多内涵，注入了更大动能。新时代下，还是否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是否仍要警惕“改革疲劳症”蔓延？答案是肯定的。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在实践中认识和检验真理，也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真理。任何阶段都不可能穷尽发现和发展真理的过程，我们既需要依据实际经验不断探索新的规律，也需要随着时代进步不断更新过时的观念。从实践上来看，过去40年，我国政治、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更应清醒地注意到现实的不足与未来的挑战。重申“改革疲劳症”，警惕改革动力不足、改革流于形式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理论价值

　　1. 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最基本方法就是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真理即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具有客观性，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才是真理。同时，真理又是绝对和相对的辩证统一，对待任何问题都要一分为二，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有是非观，保持警觉意识，保持正确的方向和趋势。马克思曾论述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6]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毋庸置疑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对现实问题，不能左顾右盼，更不能拖拖拉拉，只有明确方向，不断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2.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要求

　　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精髓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一贯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旨在揭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获得真理性认识，是个真理观的问题。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了一些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的错误想法，认为这是一种保守路线。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也曾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7]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指导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都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改革疲劳症”是与实事求是要求不相一致的。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与创新。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掀起一场以“实事求是”为精神实质的思想解放运动，旨在打破精神桎梏，开创性地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旨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邓小平告诫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提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改革开放初期，在没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设经济特区时“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和作风在当代仍具有参考价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正如胡锦涛所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18]时至今日，我们积40年深化改革之功业，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创造了领跑世界的经济奇迹。由此可见，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僵化停滞、松散缓慢是没有出路的。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破解发展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19]

　　（二）现实意义

　　1. 改革开放成就来之不易

　　回首过去，十年动乱后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随后的40个春秋里，党带领亿万人民坚持不懈、砥砺前行，改革开放事业使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过去贫穷落后到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从过去科技落后、人才断层到如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果丰硕，从过去法制体系极不完善到如今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从过去思想混沌到如今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幅度提升……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条件下，更应珍惜现阶段发展成果，警惕阻碍甚至破坏改革有益成果的行为与思想，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新时代新矛盾新征程新问题，防止“改革疲劳”抬头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新时代、新矛盾、新征程，除了摆在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还会有许多新问题、新情况相继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绝不能有丝毫动摇”，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破除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式，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警惕“改革疲劳症”萌芽，促进改革事业健康发展。《意见》的制定与实施，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支撑下，更加要求干部敢作为、敢担当、大胆干、放手做，防止“改革疲劳”现象抬头。

　　3. 根除现实问题背后顽疾的要求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产生的，过去40年的改革之路中不断出现新问题，不断调整改革对策，站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反思。实际上，许多问题的出现并不是莫名其妙产生的，许多“病症”都可以追溯到一种顽疾——“改革疲劳症”上来，这恰恰是改革不深入、不全面、不彻底造成的，因此更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改革范围、提升改革层次，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在丰富、具体的改革实践中逐步解决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庸政懒政、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如果停止、取消改革，走回头路，那就可能前功尽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便无从实现。“改革疲劳症”的现象恰恰表明，改革触及的矛盾越复杂，遇到的困难越大，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越刻不容缓。基于此，应当重申“改革疲劳症”的危害，警惕思想偏差，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4. 社会环境复杂，理论界鱼龙混杂

　　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思想文化鱼龙混杂，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社会思潮多种多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尖锐，尽管“历史终结论”“改革成功论”的声音难以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主观精神的宏观掌握依然十分困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对“改革疲劳症”最好的方法即在其出现甚至加重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要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如利用改革周年总结和纪念的机会，发起新一轮改革攻坚，消除改革质疑，克服改革畏难情绪，重新凝聚改革人气，增强改革动力，推进改革的纵深挺进。

　　（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

　　[2]　习近平：《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1日。

　　[3]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7日。

　　[5]　Lora E., Panizza U., Quispe-Agnoli， M. Reform Fatigue: Symptoms, Reasons and Implications，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Research Department, 2003.

　　[6]　T. Renee Bowen, Jackie. M L Chan, Oeindrila Dube, Nicolas Lambert， Reform Fatigue， Preliminary and Incomplete, 2016.

　　[7]　该文章于1996年刊登于《半月谈》。

　　[8]　张占斌：《以改革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9]　《警惕“任职疲劳”成为“为官不为”》，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12/c_1116540267.htm。

　　[10]　卢伟：《鼓足闯过改革深水区的勇气》，《大众日报》2012年11月14日。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12]　Dewatripont M., Roland G，“The Design of Reform Packages under Uncertainty,” American Economic, 1995, 85(5)， pp.1207—1223. Dewatripont, M.,Roland, G. R.， “Economic Reform and Dynamic Political Constrain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2, 59， pp.703—730.

　　[13]　张占斌：《以改革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