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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钧:十八大以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进程及成就
发布时间: 2019-12-18    作者:崔钧    来源:第十八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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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迈入中高国家行列。当一个拥有13多亿人的大国跨过温饱阶段、逐渐走向富裕时,保障和促进人民健康成为党治国理政的新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福祉,在指导思想、制度框架、人口政策、能力建设、中医药以及全球健康治理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书写了一幅气势磅礴的卫生事业发展画卷。同2010年相比,2016年人均预期寿命从74.84提高到76.5岁,婴儿死亡率从13.1‰降至7.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6.4‰降至10.2‰,孕产妇死亡率从30/10万降至19.9/10万。[1]在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我国居民的健康指标总体优于平均水平,取得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一、确立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卫生健康工作新方针,制定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积极探索卫生领域的改革开放。根据国际国内卫生事业发展状况,1983年,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提出“继续坚持预防为主、城乡兼顾、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9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着力解决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滞后、活力不强等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我国面临各种传染病、慢性病、精神病与地方病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部署各项政策措施,有效应对健康形势迅速变化带来的风险。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镇江市考察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健康是群众的基本需求,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打造健康中国。”“健康中国”四个字,为卫生健康工作提出更高目标,标志着未来更加注重急性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防控,以及人民健康的质量与水平。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提出推进建设“健康中国”的新目标,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层面。

  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2016年10月25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的健康领域中长期战略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总结我国健康领域改革发展的成就的基础上,《纲要》分析了未来15年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健康中国”2020年、2030年和2050年“三步走”的目标,并在总体健康水平、健康影响因素、健康服务与保障、健康产业、促进健康的制度体系等方面设置了可操作、可考核的量化指标。《纲要》紧紧围绕健康影响因素(包括遗传和心理等生活因素、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医疗卫生服务因素、生活与行为方式因素),确定了医疗卫生工作的五大战略任务,即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确保任务完成和目标实现,《纲要》从体制机制改革、人力资源建设、医学科技创新、信息化服务、法治建设和国际交流六个方面提出务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同时,通过“十三五”医改规划和“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实施,落实《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此外,各省份均制定和出台卫生与健康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使“健康中国”建设落到实处。

  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党的行动指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将卫生健康战线延展至更广泛领域,并指向多个部门的职责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树立“大健康”“大卫生”理念,推动卫生健康工作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同卫生健康工作实际相结合所迸发出的智慧火花,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执政本色,为新时代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等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制度框架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事业的重要一环,与保障民生改善、增进人民健康息息相关。自1985年国家全面启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医改经历了放权让利和市场化深入的阶段,公立医院逐渐演变为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主体,“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不断弱化。2003年突发的SARS疫情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制的严重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对于医改导向的热切关注。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报告称:“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2006年,国务院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开始研究制定新的医改政策。

  经过大量调研、反复商讨和10次征求意见,国务院常委会于2009年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开启新一轮医改进程。新医改明确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目标,而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建设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保障四大体系,以及医药卫生管理体制、医药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多元卫生投入机制、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医药卫生监管体制、医药卫生科技创新机制和人才保障机制、医药卫生信息系统以及医药卫生法律制度八大支柱,简称“一个目标,四梁八柱”。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对医改的总体规划,是一个几乎涉及医疗卫生领域方方面面的庞大体系。

  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昭示,用发展的思维和改革的办法来破除卫生工作领域体制机制矛盾,是推动健康事业不断向前进步的最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免费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选择循序渐进和突出重点为改革路径,不断推动医改事业向纵深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即“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据统计,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的5年间,国家层面推动出台近60个关于医改的重大政策文件,涉及推进分级诊疗、建设医疗联合体、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强医疗卫生行业监管等方面,并明确牵头部门,以强化责任落实。现在看来,医改的星星之火已形成燎原之势,日益显现出成效。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形成,2017年上半年,全国县域内就诊率已达82.5%,较2016年末增长2.1个百分点[2]。全国80%的城市和50%的县开展了分级诊疗试点,除西藏以外的31个省级单位均出台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意见或工作方案。

  公立医院改革稳步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快形成,财政投入责任得以强化,医疗费用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了28.8%,比2009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3]。

  2016年,国家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我国医保制度迈向人人公平享有医保的关键一步,同时推进全国医保联网工作,异地就医住院费用实现直接结算。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织起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保网,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堪称世界医保史上的奇迹。

  2017年,我国全部公立医院取消了实行60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使“以药养医”的顽瘴痼疾得以破除。公立医院药品采购中全面推行“两票制”(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进而减少药品流通环节和降低药品虚高价格。

  三、及时制定“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推动计划生育政策重大调整

  人口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关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我国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鉴于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沉重负担和严重影响,我国自1973年推行计划生育措施,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80年代中期对独生子女政策进行必要调整,从而形成了“国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多样化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经执行了三十多年来,其利弊得失可谓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肯定论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有效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否定论者认为,计划生育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一系列人口安全隐患和经济社会问题,如男女出生性别比例失衡、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力成本上升、数百万个“失独”家庭等。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量)为1.22,远低于世界公认的总和生育率2.1。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18,说明这10年间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极为缓慢。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进程急速加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7765万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1883万人,占总人口的8.9%。[4]按照联合国一个地区65岁人口占总人口7%即可视该地区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外,计划生育政策下人们对男孩的偏爱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某一时期内出生男婴和女婴的数量比)长期偏离正常值范围,据预测,2020年我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要比女性人数多出2400万。上海市是中国最早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的城市,而早在2004年,上海市就已调整了部分计划生育政策,有计划地安排部分夫妇生育第二胎。为应对人口过缓增长带给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与挑战,党的十八大启动计划生育机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两年之后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实现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历史性转变。

  连续两次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意义重大。2013年以前,二孩出生比重在全年出生人口占比始终保持在30%左右。2014年、2015年提升幅度就比较明显了,到2016年,二孩及以上超过了45%,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5]2017年,全国住院分娩新生儿1760万左右,二孩占比达52%。[6]此外,政府加大依法整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力度,深入开展关爱女孩健康成长行动。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性比例降到113.51,完成了“十二五”期末下降到115以下的目标,实现了自2009年以来的连续7年下降,女孩生活环境不断改善,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从目前的形势看,确保“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达到预期效果,让生育率保持在稳定合理的水平范围,还必须不断推出补充和配套措施加以跟进。建立健全生育与养育成本的补偿机制,减轻生育子女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如给予预产妇更长的假期、创办更多的幼儿园和托儿所等。

  四、以强基层为推手,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促进优质资源下沉,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为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医疗安全与质量直接关乎每一位患者的切身利益,是医疗管理的永恒主题,也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服务能力随之实现快速提高。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医疗供给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薄弱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以此为抓手,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针对卫生资源分配不均、城乡差距较大的问题,习近平在2013年1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与城市相比而言,发展较为滞后,要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落实好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规定。”[7]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这是首次国家层面制定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年,国务院医改办联合六部委出台《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全面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分级诊疗试点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扩大到85%以上的城市”。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年活动实施方案》,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水平,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在公共卫生领域,国家制定实施艾滋病、结核病、精神卫生等一大批重大疾病防治规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补助经费由2013年25元增长至2018年50元,服务项目由11类43项增长至12类45项。

  2017年5月,国际知名期刊《柳叶刀》发表了医疗质量和可及性全球排名。研究显示,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医疗质量排名中,我国的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指数排名从1990年第110位提高到第60位,进步幅度位居全球第3位。医疗卫生机构数由2013年96万个增长至2017年99.5万个,卫生技术人员数由2013年721万人增长至2017年891万人[8],而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增长15%[9]。截至201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数达324.1万人,较2010年增加119.1万人,增幅和年均增速均为历史新高;每千人口护士数从2010年的1.52提高到2015年的2.36;基层护士人数由2010年的46.7万人增长至2015年的64.4万人;全国医护比由2010年的1∶0.85上升至2015年的1∶1.07,长期以来医护比例倒置问题得到根本性扭转[10]。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如火如荼地开展,截至2017年11月底,全国签约人数达5亿人,人群签约率超过35%,重点人群签约率达65%以上。[11]健康产业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2015年底,我国民营医院数量达到1.45万个,占全国医院总数的52.7%,这个数据比2010年增加了106%。[12]构建覆盖全国、海陆空一体化的医学救援体系,建立4类38支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其中2支经过世界卫生组织认证,成为国际应急医疗队。主要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5岁儿童乙肝感染率降至1%以下,彻底甩掉乙肝大国的帽子,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典范”。2017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以表彰我国爱国卫生运动在保障人民健康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

  五、弘扬国粹精髓,把中医药上升为“国家战略”,助推新时期中医药振兴发展

  作为中国三大国粹之一的中医药,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医学实践和健康理念,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生生不息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充分肯定中医药的历史地位和科学价值,明确中医药在我国卫生事业中的突出作用。1950年8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并作了“团结新老中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13]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中医药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功效被世界各国认可,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将中医药定位为“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1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15]2016年是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出台,首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中医药的重要地位、发展方向和保障措施;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正式将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确定中医药发展的主体框架,使医疗、保健、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活力竞相迸发;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从国家层面加强对中医药发展的统筹管理。

  全国中医类诊疗量与总诊疗量的占比由2011年的15.1%上升为2015年的15.7%,这小小的0.6个百分点的上升意味着这4年间的诊疗量增加了23380.6万人次;中医类出院人数与总出院人数的占比由2011年的11%上升为2015年的12.9%;村卫生室中医诊疗量与村卫生室诊疗量的占比由2011年的30.9%上升为2015年的40.4%。[16]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中医药在健康服务供给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在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为数百万患者解除疾患疾苦”而获诺贝尔奖,中药砷剂治疗白血病,活血化瘀治疗心脑血管病等,所有这些基于继承传统的自主知识产权,被贴上了闪闪发光的“中国创造”品牌。同时,发展中医药也被纳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之中。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疗保险、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督五项目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中,处处体现中医药元素,为解决医改这一国际性的难题贡献“中国方案”。此外,国家也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让更多的国家了解和认识中医药。截至2018年,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32个海外中医药中心、32个国内中医药对外合作基地;同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地区签署了86个中医药合作协议;上述国家和地区各类中医药从业人员约30万人,中医医疗(含针灸)机构8万多家。[17]

  中医药自成一体,有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治未病”“天人合一”“大医精诚”“仁心仁术”等理念,体现了防患于未然的医学思想以及尊重生命的人文精神,非常契合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当今世界,东学西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其特有的、与西医互补的养生理念和保健方式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按照中医药特有的发展规律,将信息技术、色谱技术、生物学、光谱学等高科技要素融入中医药发展之中,中医药事业定会在本世纪迎来新面貌和新气象。

  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全球健康治理领域影响力显著提高

  长期以来,中国在全球健康治理领域扮演了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健康”也一直是中国与非洲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交往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自1963年应邀派往阿尔及利亚第一支医疗队以来,我国政府已向世界6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过援外医疗队,截至2013年,累计派出2.4万人次,诊治患者2.7亿人次。作为我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形式,医疗援外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赞誉和高度好评,充分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精神。“计利当计天下利”,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政府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为增进人类健康福祉作出新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应对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引领全球治理的新发展,我国开始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国际合作领域,我国始终致力于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积极开展对外医疗救援和应急处理,勇于承担国际人道主义责任。

  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后,我国率先扛起抗击埃博拉大旗,迅速组织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卫生援外行动,派遣由1200多名公共卫生专家、实验室检测人员、医护人员、工程人员和后勤人员组成的综合医疗队赶赴疫区;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我国先后协调安排4支共193人的医疗防疫队伍赴灾区开展全方位、全天候的救援,累计救治伤员2600多人次;2017年,马达加斯加暴发鼠疫疫情,我国成立专家组远赴马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连续多年开展“光明行”援外工作,选派国内眼科专家赴非洲免费开展白内障病人手术复明项目,并对当地医务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中国帮助落后国家抗击各种疫情肆虐的行为,在国际社会上赢得了高度认可和赞誉。同时,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深度合作。2016年,在北京发布《中国——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合作战略(2016—2020)》,确定卫生政策、规划、技术、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合作;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历史性地访问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与总干事陈冯富珍共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医疗援外经历了由“援助”“合作”到“共融”的历史变迁。从第一时间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中国反应”和“中国速度”来分析,一方面源于传统友谊与大国道义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疫区防控体系脆弱、经济交往高度密切等原因。2013年,中国与埃博拉疫情最为严重的三个国家(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贸易额高达51亿美元,大约是美国与该地区贸易额的10倍。而随着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每年有超过100万的人往返于中非之间。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全球健康治理理念发生重大改变,与世界逐步实现全面“共融”。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中国正与世界各国紧密相依、风雨同行,携手共创一个更加美好的健康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也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不适应的矛盾还相当突出。集中体现在:公共卫生体系还不健全,急性传染病和慢性严重疾病的防控任务艰巨;医疗服务体系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卫生资源城乡配置不合理,医疗保障水平较低;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不完善,卫生行政部门对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展卫生健康事业探索不够、认识不清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三步走”战略,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在每一个阶段都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紧密衔接,即到2020年建立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制度,到2035年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50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健康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从增进全体人民健康素质和实现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出发,科学把握卫生健康事业的战略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指导地位,把党和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落实到健康中国建设的全过程;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用发展的思维和改革的办法来破除机制矛盾,让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史系博士研究生)

  [1]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2017年9月29日发表的《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

  [2] 《擘画13亿人健康中国的时代坐标——开启健康中国建设新局面》,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7-12/29/c_129778866.htm。

  [3]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贺胜答记者问”,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7601/37997/index.htm。

  [4]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1104/t20110428_30327.html。

  [5] “2017年1月全面二孩政策工作进展专题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http://www.moh.gov.cn/xcs/s3574/201701/7ea4318bf0f7450aaf91d184e02e5dcf.shtml。

  [6]  《国家卫生计生委工作2017年进展及2018年重点任务》,http://www.sohu.com/a/218665937_99909763。

  [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0—681页。

  [8]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9] 《“强基层”到底怎么“强”——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答〈瞭望东方周刊〉问》,http://wemedia.ifeng.com/51411960/wemedia.shtml。

  [10] “‘十二五’时期我国护理事业发展成效显著”,http://www.moh.gov.cn/yzygj/s3594/201605/5455fba5677340ebbb822dba029f1c42.shtml。

  [11] 刘利群:《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强分期诊疗制度建设》,《中国全科医学》2018年第1期。

  [12] 《“十三五”期间社会办医限制逐步放宽》,人民网,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6/0812/c399510-28631921.html。

  [13] 《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1950年8月)》,《山东医药》1978年第12期。

  [14] 《刘延东:加快中医药发展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10/30/content_2773206.htm。

  [15]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中国青年报》2015年12月23日,第1版。

  [16] 《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nhfpc.gov.cn/guihuaxxs/s10748/201607/da7575d64fa04670b5f375c87b6229b0.shtml。

  [17] 《中医药服务贸易如何实现突破?》,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article/lingyu/zhongyy/201801/537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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