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治水事业起步，尤其是1949年的长江大水将长江治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伴随着长江治理的起步，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也由此发端。50年代，以林一山、李锐为代表的奔走在治水前线的专家学者针对治江工程的建设和长江流域规划的编制情况进行研究，探讨根治长江的方法，为当代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文献资料。此后的20多年，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关于当代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较少。1978年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治江方略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一、1978—1997年：针对长江治理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当代中国治江方略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

　　到1978年，当代中国长江治理已历经20多年，学者们对治江历史进行了一些总结性的梳理。如果说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和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水利史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编著的《长江水利史略》、姚汉源的《中国水利史纲要》等多偏重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治江经验和治江方针的梳理的话，那么，水利电力部办公室厅宣传处编的《现代中国水利建设》、曹应旺的《周恩来与治水》、林一山和杨马林的《功盖大禹》等，则对当代中国治理长江的重大实践活动设专门章节进行叙述。王秀成也系统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0多年来长江水利建设的发展过程。[1]

　　此外，伴随着对“长江有没有成为第二黄河的危险”的讨论，水利研究者开始探讨解除这一危机的治江方略：何廼维用具体的数字说明了长江上中游森林破坏后，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包括水文条件在内产生恶化的影响，为了不使长江变成第二黄河，不仅要制止破坏长江上游的森林植被，还要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特别是水土保持工作上，真正地把生物措施放在重要地位，真正地把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结合起来。[2]1980年10月，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问题座谈会上也指出，应立即大力加强长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鉴于水土保持工作的综合性，不宜单打一进行，必须坚决贯彻生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为辅的治理方针，这就需要水利同林业、农业、农垦等部门携手协同作战。全体代表一致建议：在国家农委领导下，成立长江流域水土保持委员会，联合各部门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分工协作，综合治理，努力扭转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3]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国家针对长江治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于1983年确定对1959年编制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进行修订补充。由此引起新一轮对长江流域规划、三峡水库建设和长江开发战略的讨论。孙越崎指出，长江防洪工作中存在着“舍南救北”“蓄洪垦殖”和“舍上保下”等三次错误，其中正在酝酿中的兴建三峡工程“舍上保下”的片面指导思想，可能比前两次错误铸成更大的错误。提出了加快完成平原防洪工程、依法清除河障、认真消除荆江大堤隐患、坚决改革“蓄洪垦殖”错误方针、积极治理洞庭湖以及抓紧兴建支流水库等八条综合规划。[4]张思平认为，长江开发利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以除害为主、以“兴利”为主、“除害兴利”并重的三个基本时期。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发展，长江开发治理的重点和长江水利建设的阶段，应该逐步实现从“除害”为主向“兴利”为主转变。[5]文伏波阐述了自解放以来长江流域规划编制工作的全貌，扼要地概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党及政府对流域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方针，国民经济发展对规划工作提出的要求，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等问题。[6]对于三峡工程的争论，中国科学院成都图书馆与中国科学院三峡工程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了《长江三峡工程争鸣集》，分“总论”和“专论”两册，汇集了关于三峡工程的各种综合性意见以及一些包括泥沙与航运、防洪、移民、库水位方案、环境影响等的专题性研究。张广钦主编的《论开发长江上游》汇集了对三峡工程的研讨和长江上游综合开发的问题，总的观点是三峡工程“缓上”，并着力论述了开发长江上游水能资源的问题。关于长江流域的开发战略，罗祖德指出，长江的开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首先要树立开发长江的战略观点，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三峡水利枢纽的兴建上应顾及上游和河口，特别要研究它对上海地区的影响；长江的开发还要和长江大流域经济的发展保持协调。[7]冯永钦认为，对长江流域的开发利用应以航运为主；1949年以来，综合开发利用长江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就整个长江而言，长江流域的开发利用工作还仅仅是个开始，综合利用规划工作的重点，应该转移到上游来；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真正做到“统一规划，全面发展，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8]宋家泰等指出，长江流域应坚持大流域经济开发战略：扬水之长，发挥水资源优势；以通搞活，组成各级经济网络；以点带面，东西结合南北扩展。[9]魏延琤回顾了1949年以来长江的治理开发工作，认为长江在治理与开发中，既要统一规划，全面发展，又要把握重点，解决关键问题，长江流域规划的重点是中下游防洪问题，而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的关键在于修建长江三峡工程，进行综合利用，将治理与开发结为一体。[10]

　　总体来看，此一时期关于当代治江方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针对长江治理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而进行的方针探讨，同时这一时期也开始关注治江思想的变化，应当认识到这些研究对于探求当代中国治江方略的演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1998—2010年：基于对“98洪灾”与水环境恶化的反思，当代中国治江方略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进入90年代后，长江大洪水高频率出现，尤其是1998年的长江和松花江大洪水，使得长江的治理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长江治理提出新的实践课题，水灾害、水环境恶化等影响着长江的可持续发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入手，探讨治江新方略。从人水和谐出发，维护长江健康，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走可持续发展的治江之路，成为长江治理研究的重点。何方、宋醒秋指出，“98洪灾”反映出长江治理存在战略思想上的失误，缺乏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观，因此，治江策略首先要具有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系统思想，其次是用“留”“蓄”“导”的策略根除长江水患。[11]谭培伦认为，长江流域存在严重的洪涝旱灾害及水环境恶化等问题，研究如何加强治理与开发，以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为我国北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优越的条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2]郑守仁等指出，21世纪长江治理仍以防洪减灾为重点，全面实施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优化配置，保护水资源，防止水环境恶化，以保障长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这是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13]索丽生指出，长江治理需进一步完善防洪体系、着力加强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保护、重视上游与河口生态环境问题，把水资源优化配置提上议事日程。[14]蔡其华认为“实现人水和谐是新时期治江事业的努力方向”[15]，并阐述了“维护健康长江，促进人水和谐”治江思路的基本内涵与任务[16]，这对于当代中国治江方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流域水管理问题也得到关注：蔡其华认为必须认真研究长江治理开发中的管理体制问题，以确保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作出正确决策。[17]沈泰、陈进认为，要解决好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最关键是实行水资源的统一管理。[18]

　　这一时期，长江治理已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学者们纷纷梳理治江思路，总结治江经验，加强了对治江历史的回顾。一方面，他们继续研究历史上的治江实践和治江人物的治江方略。赵春明、周魁一主编的《中国治水方略的回顾与前瞻》论述了中国历代治水方略演进与启示、国外防洪方略演变和经验教训等。《中国河湖大典·长江卷》（上、下）在客观描述长江流域河湖自然概况的基础上，也真实记录了长江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历史。此外，学者们还研究了赵仁基、林则徐、孙中山、李仪祉等人的治江思想及实践。[19]这些论著虽然不是针对当代治江方略的研究，但可以为当前的长江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当代治江实践和治江人物治江方略的研究，而且成果颇丰。洪庆余主编的《中国江河防洪丛书·长江卷》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来长江流域防洪方针、防洪工作的成就、经验和问题。魏明生等指出，中国共产党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思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理论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20]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编著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研究》，较完整地反映了长江开发治理规划工作基本内容和科学内涵。Alan Sutton回顾了三峡工程的规划过程及期间的一些争论，并从正反两个方面概述了工程的积极作用与带来的负面影响。[21]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编著的《长江志8·规划》，概述了历代治江方略，并重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长江流域规划、干支流规划、跨流域调水规划、区域水利规划、专业水利规划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与研究，较全面地呈现了当代中国治理长江的历史。王新才、荣凤聪简要回顾总结了长江委成立60年以来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编制三个阶段的理念、内容和方法，阐述了新时期流域综合规划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要求，以及调整思路、更新规划理念的重要性。[22]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的《长江治理开发保护60年》论述了1949年以来在不同时期流域综合规划的的指导下，长江治理开发保护的历程及成效。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第一篇的第二章中分四个阶段，扼要概述了60年来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的发展历程，为治江方略的研究提供了线索。有关治江人物的治江思想。魏明生梳理了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思想。[23]《林一山回忆录》记录了林一山的治江历程。《林一山纵论治水兴国》《河流辩证法与冲积平原河流治理》反映了林的治江思路及治理措施。此外，《水利辉煌50年》回顾了当代中国50年水利建设的历程，勾勒了治水思路和方略的演变轨迹，对于了解长江治理的历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客观地说，这一时期学界对于长江治理方略的探索已相当深入，尤其是学者们针对“98洪灾”与水环境恶化而进行的一系列反思性研究中，对于治理长江的关键问题已有相当的把握，但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当代治江方略的整体把握。同时，这一时期学界对当代治理长江的实践过程也有了深入的研究，虽然成就展示型或概述型的论述较多，但对于当代治江方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2011年至今：面对长江治理的新思路，当代中国治江方略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明确了新形势下水利的战略地位，水利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并指出要全面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2011年7月，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利可持续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可以说，2011年是中国水利建设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此后在水利建设上更加注重治理与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的精神，长江委对修订中的规划报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新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贯穿了“维护健康长江，促进人水和谐”这一治江思路。之后的长江治理围绕这一思路开展。2016年，习近平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基于长江治理的新思路，目前学界在治江方略的研究中对生态保护和治江经验的梳理两个方面着墨较多。周琴等回顾了长江上游干流河段规划工作的沿革，并对新形势下长江上游干流规划方案作了分析和研究，指出调整后的规划方案符合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及流域总体规划布局，兼顾了各河段治理开发与保护的目标和任务。[24]刘亚平论述了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依靠科技、坚持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认为其对于重建长江上游天然绿色屏障，改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与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25]Desiree D. Tullos等分析了怒江水电开发中暴露的生态系统、社会和地缘政治系统上的脆弱性，为流域的开发管理提供了重要借鉴。[26]魏山忠提出了新时期长江防洪减灾的理念和方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维，遵循人水和谐的理念，按照“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总体要求，建立标准适度的防洪工程体系，着力强化防洪非工程措施，统筹抗旱和生态环境保护，建成全面的防洪减灾体系，实现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的转变，全面提升防洪减灾能力，支撑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27]

　　在长江治理经验的梳理上，李海静、石云里阐述了国民政府时期钱塘江防治理念由“防”到“治”的演变发展过程，探析不同时期防治理念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28]《中国水利史典》（长江卷1）收录了《蜀水经（前三卷）》《灌江四种》《平滩纪略》《洞庭湖志》《李渠志》《练湖志》等典籍，以多种形式呈现了长江河段的治河思路和历史经验，对了解长江历史、感悟治江理念、掌握治江精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水利史典》（长江卷2）收录了《导江三议》《湖北汉水图说》《楚北江汉宣防备览》《荆楚修疏指要》《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荆州万城堤志》《荆州万城堤续志》等反映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历史大开发的进程、面貌和有关工程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典籍，囊括了长江流域治理的方针政策、水利开发的各种工程纪实，以及各种水利文化的著述，为长江治理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而就当代治江经验来说，成果也相当丰硕。《林一山治水文集（上、下）》《林一山治水生涯漫忆》《林一山治水十二策》，系统反映了林一山的治江方略，同时对研究我国水利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邹萍萍的《林一山的辩证治江思想研究》论述了林一山的治江实践，探寻其治江思想，特别是林一山如何运用辩证法的思想解决治江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分析林一山治江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及相关的经验和教训。[29]蔡其华的《长江的嘱托》收录其在长江水利工程方面的论文24篇，主要包括：长江水利发展战略、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修编重点、治江60年回顾与展望、“十一五”治江成就“十二五”治江任务、长江控制性水利枢纽与维护健康长江、三峡水库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等内容。陈进的《长江演变与水资源利用》设专章论述了长江的治理、开发和利用，涉及历史上的开发利用活动，长江、荆江和洞庭湖的开发和影响，鄱阳湖和长江口的开发与治理，尤其是重点从荆江和洞庭湖的治理策略入手，分析了长江中下游治理方略之争。此外，这一时期钱正英的《中国水利》、高峻的《中国当代治水史论探》、王瑞芳的《当代中国水利史》（1949—2011）等在系统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水利建设历程中对长江的治理也做了研究。《潘家铮全集·第11卷·工程技术决策与实践》收录了潘家铮院士与我国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相关的讲话、发言、建议和总结。

　　可以说，这一时期，在长江治理的新思路下，学界对长江治理的发展方向和长江治理历程中的经验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江方略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演变和利弊得失，学界仍然缺乏一个系统性的研究，这也正是此后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领域。

　　四、反思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一，通过对治江规划、治江工程以及治江过程中的新问题等的探索，为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积累了相当的资料；第二，通过对治江历程的回顾，有助于在具体的治江实践中探索治理长江方略的实施及成效；第三，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根据长江治理的新形势和面临的新问题，在治江方略的研究上呈现出明显的针对性，可以说这一历程既反映了长江治理方略的变化，也反映了治江方略研究的拓展。毫无疑问，上述成果为学者们了解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现状和进行深入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依然是相当薄弱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长江的某个问题或某一阶段的开发任务在治江方略上所作的对策性研究，侧重于对点的分析，而缺乏对治江方略的整体性回顾，这就使得研究过于碎片化，广度不够，因此需要加强宏观上对当代中国治江方略的把握。同时，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中，研究的深度不够。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针对长江具体规划的论述或一些治江实践的回顾，多属于对具体历史事实的描述，侧重于叙述过程、展示成就、分析经验等方面，缺乏深度解释。需要指出的是，当代长江的治理开发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长江治理的思路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理应放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去分析，进而探索历史进程中当代治江方略的变化过程、实施成效及其利弊得失。但总体上看，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成果中，缺乏将当代中国治江方略研究置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综合考察。

　　（二）从研究方法上看，缺乏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

　　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多以长江的具体规划或治江过程中的某个问题为研究对象，从经验、教训及对策方面展开研究，缺乏纵向的比较研究。治江方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特点，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厘清治江方略的变化脉络、每个时期治江方略的着力点、前后各个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进而探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变化，有怎样的成效和不足。同时，横向比较研究也需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要与同时段的黄河、淮河等治理方略作对比，以凸显治江方略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对比治理长江方略的制定与执行中的差异，也就是将方针政策层面的治江方略与具体操作中的治江实践及治江效果作比较，从而深层次把握治理长江方略的利弊得失。所以，今后要弥补这一方面研究的不足，着力加强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三）从学科构成上看，史学研究的缺位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从历史学角度对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探索并不多。原因可能是研究人员在构成上并不均衡，很大一部分系水利管理机构部门的工作者，而高等院校中从史学维度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员还远远不够。这就造成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由水利系统的专家学者所作，工程性较强，历史性不足。当然，也有一些历史性较强的研究，但大多为历史上的治江方略研究，即使涉及当代，也多是从当代治水人物的治江思想层面进行的回顾，所反映出的当代中国治江方略也并不系统。因此，要加强水利学界与历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注意从史学视角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

　　（四）从资料运用上看，史料挖掘不足

　　1949年的长江大水将长江治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0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成立后，即着手对长江进行规划研究，经历将近70年的治理历程，已然形成了一大批治理长江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馆藏档案为核心，辅以长江流域内各省、市、县馆藏档案，为当代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看，大部分依靠文献和统计资料为支撑，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利用并不多。当然，这与档案资料的琐碎和不易得有关，但基于档案资料的重要性，研究者今后仍需要在琐碎的档案中不断挖掘有用的一手资料，来推动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推进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把当代中国治江方略的研究放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和探讨，从历史的角度长时段地把握当代治江方略的演进，对比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与利弊得失，从而不断增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注意加强学术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历史学科要积极融入，加强综合研究，当然也要借鉴西方环境史、社会史等的研究方法，结合对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从而不断推动当代中国治理长江方略的研究走向深入。

　　（作者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中国水利史稿》分上、中、下三卷，分别于1979年、1987年、1989年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

　　2.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版。

　　3. 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4. 水利电力部办公室厅宣传处编：《现代中国水利建设》，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版。

　　5.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6. 林一山、杨马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7.中国科学院成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三峡工程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长江三峡工程争鸣集》，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张广钦主编：《论开发长江上游》第1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张广钦主编：《论开发长江上游》第2、3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9.赵春明、周魁一主编：《中国治水方略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版。

　　10.《中国河湖大典》编纂委员会编著：《中国河湖大典·长江卷》（上、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年版。

　　11.洪庆余主编：《中国江河防洪丛书·长江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

　　12.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编：《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年版。

　　13.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编著：《长江志8·规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

　　14.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治理开发保护60年》，长江出版社2010年版。

　　15.林一山：《林一山回忆录》，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1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编：《林一山纵论治水兴国》，长江出版社2007版；林一山主编：《河流辩证法与冲积平原河流治理》，长江出版社2007年版。

　　17.《水利辉煌50年》编纂委员会编：《水利辉煌50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

　　18.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长江卷1、2）》，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版。

　　19.林一山：《林一山治水文集》（上、下），长江出版社2011版；林一山治江思想研究会编：《林一山治水生涯漫忆》，长江出版社2011年版；黄宣伟：《林一山治水十二策》，长江出版社2012年版。

　　20.蔡其华：《长江的嘱托》，长江出版社2011年版。

　　21.陈进：《长江演变与水资源利用》，长江出版社2012年版。

　　22.钱正英：《中国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2012年版。

　　23.高峻：《中国当代治水史论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4.王瑞芳：《当代中国水利史》（1949—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5.潘家铮：《潘家铮全集·第11卷·工程技术决策与实践》，中国电力出版社2016年版。

注释：

　　[1]　王秀成：《治江历史回顾与展望》，《长江水利教育》1996年第4期。

　　[2]　何廼维：《长江的输沙量是没有增加吗？——再谈长江有变成第二黄河的危险》，《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第12期。

　　[3]　《长江能否变成第二黄河？——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问题座谈会纪要》，《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3期。

　　[4]　 孙越崎：《搞好水土保持工作是治理长江的根本大计》，《水土保持通报》1988年第2期；孙越崎：《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群言》1988年第3期、第4期。

　　[5]　张思平：《论长江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江汉论坛》1988年第5期。

　　[6]　文伏波：《长江流域规划编制概要》，《人民长江》1988年第10期。

　　[7]　罗祖德：《关于长江开发战略问题的探讨》，《科学学研究》1985年第3期。

　　[8]　冯永钦：《对长江流域开发利用的点滴看法》，《计划经济研究》1985年第Z3期。

　　[9]　宋家泰、顾朝林、顾新华、蔡建辉：《长江大流域经济开发战略》，《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87年第4期。

　　[10]　魏延琤：《长江治理开发与三峡工程》，《上海综合经济》1996年第8期。

　　[11]　何方、宋醒秋：《山·水·林——“98洪灾”后的反思》，《经济林研究》1999年第1期。

　　[12]　谭培伦：《21世纪长江流域水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学习与实践》2000年第3期。

　　[13]　郑守仁、刘宁：《21世纪长江流域治理开发方略探讨》，《中国水利》2000年第9期；郑守仁：《21世纪长江治理开发与流域可持续发展》，《三峡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4]　索丽生：《长江的若干水问题及治理思路》，《中国水利》2003年第7期。

　　[15]　蔡其华：《人水和谐：长江治理开发和管理的新境界》，《中国水利》2004年第7期。

　　[16]　蔡其华：《维护健康长江 促进人水和谐》，《求是》2005年第13期。

　　[17]　蔡其华：《关于长江治理开发若干战略问题的思考》，《中国水利》2003年第3期。

　　[18]　沈泰、陈进：《对长江流域水资源问题的几点认识》，《长江科学院院报》2002年第2期。

　　[19]　谭徐明：《清代治江——治灾论及其减灾自然观——读〈论江水十二篇〉》，《中国水利》1999年第5期；贾孔会：《林则徐治理长江的主张与实践》，《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李可可：《明清时期荆江洪水出路与“舍南救北”》，《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罗海超：《孙中山治江方略述评》，《长江志季刊》2003年第1期；胡惠芳：《孙中山对长江治理的构想》，《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尹北直、王思明：《李仪祉与江淮水利》，《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09年第4期。

　　[20]　魏明生：《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就》，《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卢耸岗、魏明生：《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历史进程、主要思想和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1期。

　　[21]　Alan Sutton,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on the Yangtze River in China,” Geography, Vol.89, No.2， 2004, pp.111—126.

　　[22]　王新才、荣凤聪：《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与可持续发展》，《人民长江》2010年第4期。

　　[23]　魏明生：《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天府新论》1998年第S1期。

　　[24]　周琴、肖昌虎、李庆航：《长江上游干流治理开发与保护方案研究》，《人民长江》2013年第10期。

　　[25]　刘亚平：《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长江上游地区生态治理的启示》，《重庆与世界（学术版）》2015年第8期。

　　[26]　Desiree D. Tullos, Eric Foster-Moore, Darrin Magee, Bryan Tilt, Aaron T. Wolf, Edwin Schmitt, Francis Gassert & Kelly Kibler，“Biophysical, Socio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Vulnerabilities to Hydropower Development on the Nu River, China.”Ecology and Society, 2013, Vol.18, No.3.

　　[27]　魏山忠：《新时期长江防洪减灾方略》，《人民长江》2017年第4期。

　　[28]　李海静、石云里：《从“防”到“治”——国民政府时期钱塘江防治理念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9]　邹萍萍：《林一山的辩证治江思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