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探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王毅

　　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关于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知识、理论、方法是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治史亦离不开与之相对应的三要素——史料、理论、方法。史料提供事实依据，理论提供解释框架，方法提供研究路径。无理论则史料散漫无归，无史料则理论流于空疏，无方法则不能驾驭材料、贯通古今。

　　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史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在史料整理、专题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仍处于持续完善阶段，在理论阐释、方法创新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唯物史观基础上形成的大历史观，主张将具体历史事件放到长时段历史进程与宏阔时空格局中审视，在历史连续性中把握发展阶段性，从整体脉络理解局部史实，可为推进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当前学界围绕其学科建设、叙事体系等问题探讨了大历史观对新中国史研究的价值，也对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作了相关探索，但将大历史观与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拟从研究视野、理论建构、史料运用三个维度，探析大历史观视域下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一、以整体和贯通的眼光，打通党史、新中国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连续性，旗帜鲜明提出树立大历史观这一具有标识性的重要论断。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思政课教师的历史视野中，要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要有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要有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斗争史，要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发展史，要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史，要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些重要论述接续并升华了贯通式治史传统，为打通党史、新中国史的时序壁垒，开展长时段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遵循。

　　大历史观不仅意味着视域的广袤，更在于立意的宏远。钱穆曾言：“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贯通古今、汇通源流的治史传统绵延数千年影响至今。司马迁著《史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均为此治史传统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而推陈出新。1924年5月，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由此可见，贯通连续、整体统一是中国史学一脉相承的核心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

　　反观当下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党史与新中国史的深度融合。尽管学界承认二者融合很有必要，但在研究中难免划分畛域。过去一段时间内，史学研究中存在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两大关键节点机械切分历史的倾向，人为割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整体性。此外，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各有叙事逻辑，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存在差异，这些都强化了历史阶段的区隔。受此影响，相关研究陷入时段窠臼，不是“连续看”，而是“对着讲”，片面强调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甚至对立，由此导致完整连贯的历史叙事无从构建，历史发展的传承脉络亦被忽视，片面化、绝对化的评价时有出现。

　　党史与新中国史有着不同的学科边界，学界对此亦有充分的讨论。新中国史研究起步阶段，对其与党史进行区分有正本清源之效，可以防止其沦为党史的简单附庸，也可以回击西方语境中故意混同党与国的谬论。然而，随着研究深入，却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即过于强调党史与新中国史的不同，反而忽视历史本体的有机统一。历史从来不是简单按照学科分类来展开的，学科边界的划定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但这种需要不应凌驾于历史本身的逻辑之上，甚至导致双方陷入各自领域，直至越行越远、自说自话。例如，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党史研究侧重于政策制定过程，新中国史研究侧重于农村社会变迁。两者“泾渭分明”，难以形成统一的历史图景。因此，打通党史与新中国史研究，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当研究者秉持贯通思维去考察新中国某一政策时，既从党史视角去理解政策的制定过程，又从新中国史视角去梳理政策在基层社会的落实效果，往往能获得远比单一视角更为丰富的认识。又如，研究土地改革，既需要梳理土地改革政策的发展演进，也需要考察农村社会的实际变迁。只有将政策意图与基层实践紧密结合、对照分析，才能更加深刻理解这场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

　　事实上，国内权威史书编纂已在贯通思维上作出了示范。例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有整体史编纂的意涵。在这之前，大多党史著作都只写到1949年，少数写到1956年，个别写到改革开放。因此，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早就有意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该书跳出1949年的历史分界，把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探索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度创设连贯书写。这一编写思路后来被2012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吸收采纳。

　　贯通思维不仅体现于史书体例与叙事框架的搭建，更贯穿于历史评价中。针对割裂看待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错误倾向，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重要论断从政治高度正确定位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为破除分期割裂、片面评价历史提供了基本遵循。循着这一逻辑延伸审视，新时代伟大变革同样也是接续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实践的持续探索。

　　贯通党史与新中国史，关键是构建互为表里的叙事逻辑。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党史与新中国史在主体与内容上虽有区别，但二者之间联系密切。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发展的前提与保证，新中国发展是党的领导在方方面面的体现。党的领导是贯穿新中国的内在主线，新中国史的展开离不开党的领导。离开对新中国历史进程与成就的考察，党史容易流于空泛；脱离党史去谈论新中国历史的发展，新中国史难以探明本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不单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产物，也充分体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安排与运作过程。只有坚持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的贯通理解，才能赋予新中国史更完整的骨架与更深层的解释。

　　此外，党史与新中国史研究的深度融合还需要研究范式的更新。有研究者指出，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构建了“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为超越传统“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对立提供了新思路。以大历史观审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正是从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进程来理解百年党史的。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开研究，党史与新中国史的贯通获得了理论依据，二者不再是割裂的叙事板块，而是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连续谱系。

　　具体来说，以整体贯通思维推进党史与新中国史的深入融合：一是在时间维度上，坚持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二是在空间维度上，将二者置于世界历史的宏阔坐标中考察。新中国历史的展开，既有国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也有国际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冷战格局、全球化浪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起伏密切交织。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新中国史研究更需要具备世界眼光。坚持大历史观，在时空贯通中加快构建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新中国史研究才能摆脱既有知识的局限，获得普遍性的解释力。

二、立足本国实践，打造本土化研究理论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这一重要论述意味着要立足本国历史实际探寻规律、提炼理论，摒弃套用外来理论框定中国历史的错误路径。这回答了新中国史研究必须解决的原点问题，即“理论从哪里来？”

　　以我为主的理论自觉其实早有萌芽。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明确提出“古今中外法”，主张“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美国学者柯文也曾呼吁“在中国发现历史”，认为要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历史，反对过度依赖西方叙事模式与理论。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奋斗与自身建设，淬炼形成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品格。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践历程与伟大成就，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具体到新中国史研究，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已逐渐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加强对外交流的同时，也加大对现代化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学习与引进。这些学说理念的引入，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学习借鉴在特定阶段有其特殊的积极意义，起到开阔研究视野、催生研究新成果的作用。但若长此以往，便可能造成研究者的路径依赖，习惯于用外来理论剪裁中国实践，用中国经验佐证西方理论。中国历史最终可能被写成西方理论的注脚，遑论产生独立的理论认知。为此，学界呼吁，提升建构新中国史研究自主话语体系的学术自觉与理论自信。如何构建？依然是立足中国历史本身。有学者提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应当“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三重定位层层递进：以中国为中心确立研究对象，以中国为立场明确价值取向，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分析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破除非此即彼的认识，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不是画地为牢。学术自觉与理论自信，一个重要的体现是有能力与不同话语体系进行平等对话，在对话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在充分理解他人后实现超越。

　　以现代化理论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土理论生长的脉络。罗荣渠从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一元多线”发展观，打破了现代化理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将现代化从“资本主义化”“西方化”的理解中剥离出来。当然，现代化理论的探索仍有空间，可以进一步推进理论本土化的完善，真正实现从“照着讲”到“自己讲”的转变。这些以我为主、从本土历史发现理论的研究，可以为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提供更圆融的分析框架。若进一步追溯，1933年《申报月刊》发起“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比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早约30年。这一事实说明，现代化思考蕴于中国本土历史中。从借鉴到超越，本土化理论根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际，更深植于近代乃至更长时段以前的中国思想土壤之中。

　　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即从中国实践中提炼概念、构建命题，形成独具特色的学科话语。“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新中国史研究打开了新的问题空间：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互相激荡？“大同”理想如何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产生共鸣？依托“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框架，可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对接新中国发展实践与理论创新，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提炼出生长于中国本土历史上的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为加快构建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筑牢学理根基。进一步说，本土化理论的构建具有跨学科的特质，需要历史学的实证，也离不开其他学科的研究。话语体系建设需久久为功、多方发力，未来的任务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更加系统、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三、加强史料整理，完善新中国史实证研究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是一切史学阐释与理论建构的本源。脱离扎实的史料整理与实证研究，再宏大的视野、再精妙的理论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加强史料整理、完善新中国史实证研究，便成为加快构建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又一关键环节。然而，史料不等于史学。史料蕴含的内涵及意义需要研究者解读才能显现。只有深度解读史料，才能将零散的史料整理成有条理的史实，发现并建构其中的因果联系。解读离不开研究者的主体性参与。如何选择史料、如何解读史料、如何建构新知，都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素养密切相关。在大历史观指导下，研究者解读史料时可以超越表象、把握本质，在长时段与整体性的历史框架中为各类史料找到合理的坐标，实现具体考证与宏大叙事的有机统一，最终构建起真实、立体、科学的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随着新中国历史不断展开，相关史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这给研究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新问题：海量史料带来筛选困局，筛选有时比搜集更为紧要；史料阐释复杂，同一事件的不同类型史料往往呈现不同面相。例如，档案文献呈现制度设计和政策意图，而民间文献和口述史料则反映基层社会的实际运作。当二者出现矛盾时，研究者不应简单地作出判断，而是要充分理解制度与实践之间的落差，把握宏观政策与个体经验的差异。这些正是历史的一部分。换言之，新中国的发展变化，既体现为国家制度的迭代与战略政策的推进，更根植于亿万民众的生产生活与民间社会。由此出发，处理史料时不能偏于一端而忽视另一端。若限于局部个案，可能过度放大微观经验而消解历史的主流本质；若固守宏大叙事，则可能忽视历史细节，使历史叙事空洞化、概念化、抽象化。

　　实现“大”“小”兼顾，可以依托大历史观。从大历史观出发，既能坚持宏观视野，厘清个体记忆、局部事件在新中国整体进程中的位置与价值，避免对微观史料解读的片面化与主观化；又能以微观史料印证、丰富宏大叙事，体现历史的真实与立体。此外，大历史观为史料的筛选、考证与阐释提供了评判标准。面对海量繁杂、真伪交织、充满张力的史料体系，在大历史观指导下，研究者可以正确区分历史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对于各类存在偏差甚至矛盾的史料，不再孤立地评判其对错优劣，而是结合时代背景、历史大势、社会变迁进行整体性研判。这样一来，不管是带有政策宣传属性的报刊史料，还是存在记忆偏差的口述史料，抑或是反映个体悲欢的基层档案，都能在长时段、整体性的历史框架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以三线建设研究为例，其史料丰富但相对分散。其中三线企业档案呈现了国家战略决策与资源配置的逻辑，近年来大量涌现的职工口述史料和民间文献则从微观视角反映了政策落地中广大职工的生存状态与情感体验。两类史料既各有所长，也各有局限。依托大历史观，将微观个体记忆置于国家战略与时代变迁的整体脉络中加以审视，才能实现两类史料的互证互补，完整呈现出国家战略落地、社会基层变迁与个体人生选择相互交织的立体历史图景，构建起既有宏观骨架又有血肉肌理的三线建设史叙事。简言之，史料整理绝非单纯的技术性工作，而是与研究者的史观密切相关，大历史观为处理复杂多元的史料体系提供了根本性的方法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大历史观对数字化时代史料学的发展也大有裨益。伴随着数字化手段的迅猛发展，许多史料从生成之日便呈数字化形态，对其原始面貌的辨别难度加大。此外，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处理、解读史料，是否会出现模式化、同质化的倾向，尚需进一步观察。大历史观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提前破题，即依托整体历史脉络搭建数据解释框架，使技术手段服务于探寻历史规律的目的，实现宏观历史逻辑与微观数据实证的有机统一，避免陷入“为数据而数据”的困境。

　　从贯通党史与新中国史到打造本土化理论，再到完善实证研究，三者之间相互支撑、层层递进：没有贯通的眼光，就无法识别哪些理论问题是真正属于中国的；没有本土化的理论自觉，史料整理就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困境；没有扎实的实证体系，理论创新则缺乏可靠的根基。以大历史观为引领，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将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迈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