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关于历史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赵庆云 

　　历史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创新创造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当今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深刻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创新注入强劲动能、开辟广阔空间。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以及关于历史科学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指引下，全国史学界不断加强理论武装、校正理论导向，激浊扬清、固本培元，大力提振历史理论研究风气，理论自觉与现实关怀交织，学术面貌焕然一新，历史正声不断彰显，历史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重要命题，极具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切中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要害。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内在理性觉醒，因而得到全国历史学界的广泛共鸣和响应，极大激发了中国学者推进历史理论研究的学术自觉。立足中国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命题，是中国历史理论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智慧的必然要求。 

一、为何要重视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历史研究从来离不开科学理论的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两个大局相互激荡，在时代发展的重要关头，必然会产生无比深广而迫切的历史理论需求。 

　　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来就有重视历史理论研究的深厚传统。从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生于20世纪初年民族觉醒、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而是一个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探索中实现内在生成与创新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其科学性与真理性、逻辑严密性以及指导社会变革的实践伟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动力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仅是我们考察历史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也是解释中国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的根本理论工具。唯物史观廓清了笼罩在历史上空的迷雾，观察历史鞭辟入里，其科学性与深刻性是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不可同日而语的。通过对社会形态的演进与历史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历史发展动力、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进程作出了与以往史学不同的解释，构建了一套崭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其影响远远超出史学领域，覆盖整个哲学社会科学。 

　　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时间内，学界少数人沉迷于欧美各种“新奇”的历史理论，有意淡漠甚至贬损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些学者将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为“完全政治化”的产物而不屑一顾。学界一度弥漫重实证轻理论的风气，一些学者热衷于撰写饾饤琐碎的考据文章，失却了对宏观历史进程、重大历史变迁的观照，缺乏理论思维，甚至轻视理论、拒斥理论。在西方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冲击下，宏大历史理论受到质疑，一些攸关历史进程本身的宏大理论被刻意忽视。但实证与理论本为史学之两翼，不可偏废，由于我们弱于理论建构，就只能盲目追随欧美国家学者提出的理论，诸如“区域经济”“士绅社会”“市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文化资本”“大分流”等理论轮番登台，各种历史思潮众论喧哗，一些学者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对本国历史的话语权不能操诸己手，而一定程度上随他人起舞，甚至出现离开西方概念和理论则无以表述中国历史的窘况。 

　　事实证明，源自西方的历史理论体系在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时愈益显现捉襟见肘的窘迫。摆脱近代以来西方历史理论的羁绊，从中国历史深处出发加快构建宏大历史理论，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从整体上探究历史演进的发展逻辑、内在规律、根本动力及深层结构，是新时代史学发展的迫切需求，是新时代赋予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正式创建，其主旨在于克服历史研究碎片化、条块分割、重视考证忽视理论的偏向，着力打通古今中外，注重大历史、长时段研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积极回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把握历史大势、总结历史规律、辨明理论是非、纠治错误思潮，提振学界历史理论研究风气，在中外史学思潮激荡中清晰、响亮地发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正声。 

　　我国历史理论研究有着深厚学术积淀和优良学术传统，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和当代实践，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二、新时代关于历史理论研究的突出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论述，高屋建瓴、体系宏大、思想深邃，为新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奠定了根本基石。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深刻论述“第二个结合”的时代命题，深刻揭示了中华历史文化对凝聚民族力量、筑牢精神根基的重要作用，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打开了广阔空间。倡导大历史观，主张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根本扭转了历史研究虚无化、碎片化、娱乐化、猎奇化的偏弊，重塑历史理论研究的根本导向。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引领相关研究从简单比较中西发展模式，转向深入探究文明传承发展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为中华文明史研究开辟了广阔天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经验，系统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脉络、基本内涵、突出特征，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 

　　新时代以来，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坚持和发展社会形态学说。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之源，这一理论以宏大的学术视野、科学的理论价值，为从中西比较的宏大视野来考察中国历史进程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理论工具。新时代以来，学界对社会形态的探讨，着力弱化二元对立思维，更加注重将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道路深入结合，科学揭示中国历史道路、演进逻辑及其内在规律，深刻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回应历史问题与时代关切的过程中，社会形态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其二，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提炼标识性理论概念，强化理论研究的主体性。例如，提出“天下体系”“复合制国家结构”以解释早期国家形态，提出“宋型国家”“农商社会”以描述封建王朝特点，提出“自主限关”以定位古代对外关系，提出“现代化转型的本土路径”以考察中国的发展进程。学者们还着力激活传统话语的内在生命力，从“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民本”的思想渊源等多个维度，对“天下”“大一统”“民本”“德治”“革故鼎新”等传统概念作出现代诠释，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政治智慧。 

　　其三，形成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构建中华文明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新时代以来，学者们着力回归历史现场，以考古发现为坚实根基，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资源，从恩格斯提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将生产力、阶级分化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作为判断文明产生的依据，提出更加完善、更具普遍性的文明起源标准，摆脱了西方学界“文明三要素”（即文字、冶金术和城市）标准，打破了中国学界对西方文明话语的路径依赖，为世界贡献了文明定义的中国方案，为中华文明史书写奠定了基础。 

　　其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史研究的范式革命。我国民族史研究以往侧重研究55个少数民族的“族群”层面，而相对忽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历史逻辑。这不仅是学科的困境，更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隐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原创性重大命题，引领学术界深入开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推动相关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切入，打通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与中国通史，运用跨学科、多视角的方法论推动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突破“中心—边缘”叙事模式，形成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强调边疆与祖国内地互动融合的整体史观，研究重心转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实还原与理论阐发。 

三、新时代关于历史理论研究的展望 

　　历史理论发展的生命力，从来都来自对时代的同频共振，来自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与深入回应，任何脱离传统、脱离现实的历史理论研究，都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为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繁荣发展开拓了新天地；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是历史理论研究的源头活水。新时代以来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成就与特点，昭示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路径。 

　　（一）立足中国大地，强化中国历史理论主体性 

　　脱离中国历史和实际的理论建构，难以形成真正具有解释力的成果。只有从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出发，坚守中国主体性，以中国立场去解释中国历史，才能真正定义问题、提炼概念，构建具有原创性与解释力的中国历史理论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被打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由于武力不如人、物质不如人，逐渐丧失了文化上的自信，甚而将自身置于野蛮之列，即便积淀极为深厚的中国历史学也不自觉地走上了亦步亦趋追慕仿效之路。所谓“新史学”实际上往往只是欧美新史学的移植或翻版，一些学者沉溺于“西方中心论”难以自拔，对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却弃如敝履，缺乏客观中允的审视。正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故，中国历史学一度失去自身的根本。随着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愈益坚定。新时代关于历史理论研究，必须避免用西方史学理论裁剪中国现实，坚持平等对话原则，通过对形形色色西方史学理论的深刻反思与理性祛魅，摆脱对其依赖，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强化中国历史理论的主体性与原创性，推动形成一套真正扎根中国、面向世界的自主知识体系，真正深入认识和探究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道路与当代实践。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以“中国”为主体展开的伟大实践。文化自信来自主体性，“中国”和“中华”不仅是一个地理指称，更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失去主体性的历史理论研究，则不免俯仰随人、不能自主。未来的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必须立足新时代伟大实践，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回应时代之问为使命，由“被动回应”转为“主动建构”，推动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坚持独立思考、独抒己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中国思维、展现中国精神，从历史纵深中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底蕴，才能摆脱对西方历史理论的依赖，实现中国历史学在思想上、理论上的独立自主。 

　　（二）坚持守正创新，构建中国历史理论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守正创新是构建中国历史理论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新时代关于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必须贯彻“第二个结合”，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守正”之要，在于守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准确把握世界历史大势，深刻洞察我国发展历史方位，为我们更好开展历史理论研究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根本遵循，从整体上把握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更加注重回到经典文本、梳理理论生成逻辑，将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机结合，在实证研究中体现理论立场，在理论与实证之间建立起更为牢固的联系。 

　　（三）坚持破立结合，重塑中国历史理论话语权 

　　推进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破立结合是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对西方史学理论展开理性反思，破除西方话语体系的偏见与桎梏，破除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在正本清源、破立结合中重塑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话语权，充分彰显坚定的学术自觉与理论自信。在“破”的维度上，我们必须坚决摆脱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依赖，系统反思与深入批驳西方“内亚史观”“新清史”“征服王朝论”“王朝循环论”“党内权力斗争论”等错误史观，揭示这些错误史观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脉络与自身规律的遮蔽、扭曲，进一步明确中国历史“大一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所凝聚的中国认同，与伴随资本主义兴起的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相比，有着迥异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内涵。在“立”的维度上，我们必须回到中国历史纵深处，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历史逻辑中深入阐述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发展，客观呈现出历代王朝在对中华政治文明的继承中，实现疆域内各“族群”和平共处的“大一统”格局，进而在中华民族的国家近代转型中从自在走向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充实深化，并在此基础上所奠定的基本政治秩序框架。通过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构建更富于解释力的中国历史理论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牢牢把握中国历史话语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工作者砥砺前行，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宏阔的视野、更加创新的思维，自觉肩负起推进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时代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国历史叙事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2023YZD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