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肖贵清，教授，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张煜珂，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擘画了新蓝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工业化的初步设想到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构想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构想由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逐步转变为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1951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编制，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计划（规划）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分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发展战略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转变及其实践历程，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以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为主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接续探索、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源”与“流”，以更加宏阔的历史视野认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转变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同样需要正确的战略和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首先确定了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事实上，从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还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都将工业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并明确提出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目标时，再次强调要开始落实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设想。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行工业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紧迫的任务。苏联用十多年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经验说明，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从国家内部积累建设资金，是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选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学习苏联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一模式与中国的国情较为适应、能满足当时建设需要。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不仅是出于对国际形势和意识形态的考量，还由于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切的使命感”。 

　　苏联提供的多种援助也促使新中国选择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是通过贸易与贷款提供资金援助。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向我国提供年息1/100、总额3亿美元的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而中苏间的经济往来，也包括中国向苏联提供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以交换生产物资的贸易协作。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提供的贷款、市场与国防必需物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工业建设资金不足、国防亟须巩固的问题。二是围绕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以技术合作和人才交流提供援助。在156项工程的建设中，苏联围绕工程设计、成套设备引进以及生产工艺改进等内容进行全过程指导，同时派出技术专家、接收留学生与实习生，全面开展对中国的技术援助。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涉及军工、航空、电子、能源以及医药等工业体系中的重点领域，帮助中国把工业化基础置于“现代重工业之最新的科学技术的成绩的水准上”，使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于起始阶段就与世界先进标准接轨。另外，苏联还给予中国在战略制定、计划编制上的帮助，使中国系统学习了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经验。在“一五”计划的编制过程中，苏联顾问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就结合苏联经验为计划编制提出了扩大农产品生产、合理缩减全国投资额等建议。优先发展重工业，根据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确定基本建设投资比例，通过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建设资金为重点部门服务，是新中国“以苏为师”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显著特征。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学习了苏联经验、接受了苏联援助，但在战略目标的探索上却“从来没有采取照搬苏联经验的立场”。党对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设计始终植根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一致向前发展的设想。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重工业的发展，也包括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以及国防等部门的发展，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没有提出较好的解决方案。1953年9月，周恩来提出，要“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强调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李富春也重申了要正确安排各经济部门比例关系的设想，指出重工业的发展“必须有轻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以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配合”。1953年12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强调，在重工业的建设过程中“必须相应地、有计划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这种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一致向前发展的设想表述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表述初见雏形。 

　　现代化始终与工业化密不可分，工业化建设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与技术基础。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全部构想。“一五”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进行工业基本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国民经济从技术极端落后的状况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而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创造现代化的技术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早已经意识到，重工业的发展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终点，工业化建设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代化。在“以苏为师”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党确立了重工业优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提出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一致向前发展的设想，初步阐明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联系，为提出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 

　　（二）提出工农业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设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曾回顾，由于建设经验的缺乏，在“一五”计划建设期间基本上只能照抄苏联的建设方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事实上，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前，在一些建设经验积累较为充足的领域，“中国的实践一直有自己的特色”。在农业领域，毛泽东于1955年底就着手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规划——《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通过精耕细作实现粮食增产、通过农业合作化促进农业生产等一系列涉及工业化道路的内容。《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此前，在“以苏为师”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党对同中国国情不相适应的苏联经验更多是在执行层面进行分析和调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使之真正上升到道路探索的高度。毛泽东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他强调，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针对以重工业为主的苏联发展模式弊端，他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概言之，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积累建设资金；工业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促进农业发展。 

　　中国共产党也调整了“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内涵，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是不再单独列出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1957年8月，周恩来提出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指出“交通运输是要先行的”，反映出党对“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界限的不断明晰。二是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目标。1956年1月，周恩来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世界科学的进步已经把新中国“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基于这一判断，周恩来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及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1957年2月，毛泽东将“现代科学文化”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细致考察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提出了各领域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标准。其中，对工业现代化不仅在产量上提出要求，更提出要在“全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各协作区建成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对农业现代化则提出了机械化、电气化以及水利化的“三化”要求；发展科学文化更是要在“主要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上先进的水平”。可见，党对这一时期各领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更加丰富，明显超出了工业化的单一维度。随着对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不再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并将现代化的要求具体落实到建设中。在以苏为鉴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由“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转变。 

　　（三）独立自主探索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最终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1956年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既有成功经验，也走了一些弯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四个现代化”的内涵不断丰富。一是确立了“国防现代化”目标。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现代化的国防”纳入“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其后几年中，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在几次公开表述中一度未被明确提及。直到1959年12月，毛泽东结合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重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由此，“国防现代化”的目标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二是将“科学文化现代化”调整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963年9月，周恩来在国庆1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此时用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概念取代科学文化现代化，能够更好地聚焦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需求和阶段性任务。三是确定“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正式表述。1960年1月，毛泽东在论述八年总目标时提出了“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首次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与国防现代化统称为“四个现代化”。2月，周恩来在一次学习讨论中使用了“四个现代化”概念表述。

　　中国共产党不仅对“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作了阐释和顺序调整，更深入探索了“四个现代化”中各领域建设相互促进的具体思路。一是确立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关键地位。1958年8月，聂荣臻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现代最新科学技术的掌握和与此有关的现代工业部门的建立，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必要前提”。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党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更多表现为对工业建设中“技术人才”的重视。随着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与科学研究成果在现代化建设中贡献率的提升，科学技术现代化本身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带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二是重申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1962年12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报告中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两者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此时，“四个现代化”的表述顺序发生调整，农业现代化居首位，成为“四个现代化”目标中的首要任务。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科学技术现代化为关键，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又为前三者的发展提供动力。在独立自主探索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系统性认识，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正式阐明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步，第二步则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随着两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在时间维度上有了更加明晰的规划。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转变贯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全过程。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凝结了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先导意义的战略目标。 

　　二、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接续探索的实践成果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由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在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逐步建立，取得奠基性成果。 

　　（一）初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阶段性目标。近代中国工业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始终不能形成一套独立运转的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时，几项基本工业如钢、铁、煤、电都互不衔接，工厂设置、原料产地与市场都不能相互配合。对此，毛泽东曾形象地概括：“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才有坚实基础。 

　　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填补了我国产业门类的诸多空白。从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起步，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基本填补了新中国在工业体系建设上的空白。以机器设备的生产为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初期，中国只能供应生产需求中占比60%的机器设备，而到1963年这一占比已经上升至90%，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争取外援到自给自足的转变。 

　　合理的工业布局设计解决了我国以往工业分布不平衡的问题。1959年3月，陈云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要根本改变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状况，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努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仅有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带，内地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新中国成立以前，仅上海、天津、广州、青岛四个城市的工厂数量就占全国总数的70%。1962年，沿海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下降到62.9%。因此，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重点项目开始，中国共产党便有意地加强内陆地区工业建设，推动新中国产业布局的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初步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分布不合理的问题，为中国工业的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了协调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但现代化建设并不仅限于工业领域。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后，中国共产党又鲜明提出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目标。1963年8月，周恩来在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提出：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设成果首先体现为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等各方面建设的飞速进展。截至1965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达到1952年的4.5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种类均有大幅增长。农业总产值达到574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国防与尖端科学技术上，基本完成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形成了以原子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成果。国民经济各部门建设比例的协调性也逐步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展初期，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一定程度上导致农业、轻工业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相对滞后。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拉开国民经济各部门建设比例调整的序幕。1965年，中国农业、轻工业以及重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7.3%、32.3%和30.4%，在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总值的同时，确保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共产党还注重提高各行业技术水平，实现经济建设从产量到种类再到质量的全面提升。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建设正处在“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的转变过程中。1958年8月，聂荣臻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指出，“尽可能地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来完成我国的机械化、电气化”，用最新技术装备国防和重要工业部门。在“技术革命”口号的动员下，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全面展开，把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在内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全球产业的影响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逐步把提升技术水平与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联系起来。1961年6月，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上指出：“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满足于照抄老的，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必须转向质量，求质量、求品种、求规格、求技术的跃进。”1965年，全国全年实现了49万余个项目的技术革新，石油化工等9个重要的工业部门发明了100多项新技术和新产品，在技术水平上赶上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技术水平的全面升级，使国民经济体系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效率显著提升。 

　　（三）探索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与体制机制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妥善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线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适时调整生产关系、改革上层建筑，开启了对构建同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与体制机制的探索。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推动工业化乃至“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所有制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必要性早有认识。1949年6月，刘少奇就提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我国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与公私合营经济的收入占比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97.2%，“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的土壤之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不仅关乎道路选择，更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要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离不开大规模机器工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改造。毛泽东曾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而要使大规模机器工业真正投入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就需要改变原本那种个体化的、分散的生产模式。在推进个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重工业所生产出的现代工业产品“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原本分散、独立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向着集体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进行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通过适时调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一方面，政府部门的组织不断调整，服务于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工业部门为例，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调整了国务院下设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分工，使其由1949年确定的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以及轻工业部五个部门调整为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使部门权责更为清晰，经济规划体系更加完善。1956—1965年，国务院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工业管理部门最终增加至近20个，充分服务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设需要。发展生产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这一时期的体制改革虽然也出现了机构庞杂、权责重叠的现象，但基本没有偏离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从1956年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中国共产党就适时地提出了聚焦中央、地方与企业管理职权的分配进行调整的要求。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应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随后的体制改革从多层面入手调整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权力分配，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与企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做到“大机械化和小机械化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结合起来。大的中央搞，中的地方搞，小的由乡和合作社搞”，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苏联工业化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造成的负面影响。 

　　为了充分调动生产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人还不断探索建立健全一系列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规章制度，探索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就曾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中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他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1965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上升至1952年的两倍以上。以鞍山钢铁厂为代表的一批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在生产建设一线探索出了一种将党的领导与群众创造性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创造性地制定了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代表的企业管理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经营模式和管理制度的一项创举。 

　　（四）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和人才队伍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经过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科技水平落后的中国全面搭建起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形成了与生产密切结合的科研模式，逐步培养起现代化建设的人才队伍。 

　　从“一张白纸”到系统地组建起科学研究的相关机构和人才队伍，为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毛泽东曾经用“一张白纸”形容新中国极为落后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想要在“一张白纸”上建立起蓬勃发展的科学研究事业，必须系统组建成体系的科研机构和队伍。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明确成立中国科学院，自此，新中国开始系统地建设科学研究机构和配套的科研服务体系与科研领导机关。在现代化建设任务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编制并于1962年完成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中的主要任务，又适时地提出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围绕补足国家建设急需门类的中心任务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经过规划与建设，全国系统建立起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导机构、研究机构、科研服务机构与宣传普及机构，从四个维度出发，全方位勾勒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框架。截至1965年底，全国建成了1714个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是1956年科研机构总数的4倍以上，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数量也从1956年的1.8万人增加到12万人，奠定了新中国科学研究系统的重要基础。 

　　初步构建起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密切结合的模式，在形成一批对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推动科学技术在某些领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1957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由此，“以任务带学科”成为新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通过生产建设任务带动学科发展，再以科研成果助推生产建设，形成科研与生产的良性循环。在研制“两弹”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各工业部门与各地方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配合研究、提供成果，实现了自身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截至1963年，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中的54项任务完成了46项，在新型材料、精密与重型设备、计算技术的研究试制等现代工业技术和尖端技术方面也有了显著发展。在初步构建起现代科学技术的建设体系后，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在国防尖端技术及自然科学等领域取得了如氢弹、杂交水稻等一系列突破性技术成果。 

　　三、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接续探索的历史经验 

　　“为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工业化到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基的序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持续围绕现代化发展战略制定出一系列与国情相适应的建设规划，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充分体现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基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党的领导确保现代化发展战略一以贯之。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在百废待举的新中国开展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任务。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更不是多个领域建设任务的简单相加。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高瞻远瞩、谨慎设计，逐步解决“前现代经济所特有的长期结构问题”，在长期探索中积累建设经验与物质基础，完成一场贯穿国家建设各层面的系统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的正式提出，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的时间跨度基本以五年起步，在农业、工业以及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不乏十年以上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上更有跨越百年的长远设计。从短期建设计划到中长期发展规划再到远景发展战略，一以贯之、阶梯式推进的战略设计使新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够锚定目标、行稳致远，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从多个层面奠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 

　　党的领导确保现代化建设能够根据不同时期具体要求作出适时调整。毛泽东对此曾生动地形容：“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时间短、任务重、经验不足，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建设过程中不断编制、不断调整的。经过“一五”计划的建设，新中国基本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在保持发展战略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适时调整发展计划，通过计划指导建设，又通过经验反哺计划，使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探索，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并非一个“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的亦步亦趋、自然而然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通过积极谋划、主动开拓，将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的自觉的过程。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始终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主动。 

　　（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现代化建设的立足点。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转变，同样投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在精准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学习各国建设经验、适应时代要求的过程。 

　　充分了解中国国情是开展现代化建设的第一要务。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都曾建议中国不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对此，毛泽东指出：“像捷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周恩来也曾提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须抓住中国的特点”，即“国大、物博、人多、任重”。中国共产党充分把握我国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优势，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跨越了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的依附式现代化的困境。同时，充分了解国情也意味着要适应国情的发展变化。1964年1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每个时期的现代化，内容不同，现在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七十年代的现代化，八十年代有八十年代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接续奋斗，每一个阶段的具体任务各有其特点。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转变，就是中国共产党细致考察国情的发展变化，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生动写照。 

　　坚持走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也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先进经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现代化建设中少走弯路、迎头赶上，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善于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先进经验。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1957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再次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他认为要“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对苏联通过合作化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毛泽东曾评价：“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毛泽东也曾深刻总结：“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吸收借鉴他国建设经验，学习其中所体现的“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是新中国成立后党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经验。 

　　（三）适时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认识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开展建设的相关经验。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自提出工业化目标起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线索。1956年1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适时提出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论断。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生产关系的适时调整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指出：“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生产关系的多个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其中，所有制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度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一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革。而不断调整管理制度，改进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则是生产关系变革中最具长期性的任务。 

　　当然，生产关系的调整也要遵循客观规律，绝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由于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了解不够深入、对客观经济规律把握不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一些曲折。这充分说明，在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进行调整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建设中的主要任务。既不能推崇所谓“唯生产力论”，也不能过分夸大生产关系调整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四）审慎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辩证关系 

　　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为解决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利用好外部资源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现代化建设战略和道路的选择上坚持独立自主是一条宝贵经验与重要原则。1960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1963年9月，毛泽东在总结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苏联的援助固然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提供了物质技术上的援助与建设经验上的参考，却始终不能代替党对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在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尖端技术的生产研发上坚持独立自主，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原则。毛泽东曾提出要“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同时，毛泽东也强调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农业生产与国防工业尖端技术的研发是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重点项目，更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作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选择。 

　　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也要适当争取外援。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12月，周恩来访问摩洛哥时也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不排除国际上互通有无，在现代世界上不能闭关自守”，充分阐明了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积极争取外援的方针。在现代化建设中争取外援，要积极推动国与国之间的技术交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科技水平的追赶。1964年12月，毛泽东也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同时，在现代化建设中也要推动各国之间生产贸易方面的交流互补。9月，邓小平在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会谈时提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独立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是指“基本的东西我们自己都能搞，摆脱附属地位。但并不是说，什么都自己搞，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国家，连美国也不可能做到”。实践证明，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超然于世界之外成为“一叶孤舟”。“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以发展战略转变为先导，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推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土壤之上实现了历史性、创造性的结合，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维度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