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从文化环境上看，数智技术重构了文化生态，使文化强国建设面临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文化环境。对此，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需发挥引领、建构、导向与整合作用，通过引领数智文化发展优化文化环境，主导数智文明建构塑造未来发展范式，把握网络舆论导向净化传播生态，整合数智资源配置促进成果共享。面对数智化的滚滚浪潮，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化解数智时代文化发展矛盾的根本之策、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必然选择、引导数智文化向上向善的坚实保证。数智时代要持续推进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从主体、客体、介体三个层面推动党的文化领导能力提升和实践创新，巩固党在数智文化领域的核心领导地位。
［关键词］数智时代；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
［作者简介］王岩，哲学博士，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高天赐，博士研究生，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 。
进入数智化浪潮奔涌的新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犹如无形之手，全面重塑了文化生产的工具载体、传播的链路渠道与消费的场景体验，推动文化生态从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从内容供给向价值共创深度转型，这一变革既为中华文脉赓续拓宽了路径，更为文化发展注入了蓬勃生机，生动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科技相生相促”的重要论断。立足数智时代方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求，强调“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的战略自觉。
然而，技术革新带来的并非全是坦途，数智化在重构文化版图的同时，也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置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场域。从国内维度看，思想文化领域经历了数智技术赋能后呈现出鲜明的辩证张力。文化生成层面，AI辅助创作、短视频平台等打破文化创作专业壁垒，全民参与的文化创作浪潮让创新活力如泉涌般迸发，但智能生成内容的流程化、文化传播的碎片化与部分内容的庸俗化倾向也导致文化面临缺乏创新性；价值导向层面，资本逐利性与技术工具理性的交织，一度让文化创造陷入“流量至上”的异化困境，但数智化也为价值理性回归开辟了空间；主体培育层面，数字认知工具极大拓展了民众的文化视野，激发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热情，但算法推荐结成的“信息茧房” 与低俗内容的侵蚀也可能让个体陷入思维困局。从国际维度看，数智时代国际文化竞争加剧、价值渗透手段迭代升级，造就了文化安全风险多维交织的整体格局。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技术先发优势，将价值观嵌入算法逻辑，妄图通过文化输出延续其全球霸权。尽管数智技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传播的“去中心化”，但文化影响力“西强我弱”态势尚未根本改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始终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目标，数智化带来的传播便捷性与隐蔽性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捍卫文化主阵地的任务愈发紧迫。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对于文化强国建设而言，党的领导在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数智时代的文化领域，既是机遇与挑战交织的试验场，更是彰显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主战场。在数智化造就的复杂文化环境下，如何把握技术革新机遇、破解文化发展难题，以党的领导统揽文化建设全局，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重大课题。从整体上看，当前的研究基本上把握住了技术变革这一数智时代的关键特征，深化了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认识。不过，既有研究普遍遵循问题与对策的研究范式，缺乏对数智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理想形态”的系统性描绘与本体论建构。基于此，本文聚焦数智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深入剖析其应然图景、价值意蕴与实践要求，旨在深化对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数智时代推进党的文化领导工作提供参考。
一、化解数智时代文化发展矛盾的根本之策
中国共产党是文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具有把握文化前进方向、引导数智文化发展、建构数智文明社会的能力和作用。数智时代的文化环境要求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政治性权力的规范和引领作用。由于数智时代文化领域的矛盾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而且深入到了微观生活，因此，党的文化领导权既要在顶层设计上体现权威性，以引领数智文化发展和主导数智文明建构统筹文化建设进程，更要直击数智时代的微观领域，通过把握思想舆论导向和整合数智资源配置保障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文化权益。
（一）引领数智文化发展
数智化不仅意味着一种建基于技术迭代之上的时代变革，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以数智技术为底层支柱、以创意内容为表现形式，文化与科技相互融合的新文化形式。以数智影音、数智出版、数智游戏、短视频、数智艺术等为代表的数智文化相继涌现，业已成为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势能。作为文化领域的新兴事物，数智文化的技术基因决定了其具有数据流动性高、传播扩散性强的优势，但其价值隐蔽性特征也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挑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在我国，文化领导权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的彰显。因而，党引领数智文化发展的领导权，首先在于为数智文化的创作校准方向，把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全民参与的创作热潮中锚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坐标。数智化的工具理性因素极易使文化创作陷入“效率优先”的误区，在流量机制的作用下，部分媒体从业者屈从于资本规定的技术路径，不惜为博取流量而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炮制低俗化、同质化甚至夹杂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内容，致使文化领域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立足于此，在数智时代，更需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文化创作立心铸魂。通过主题创作扶持、算法优化干预等方式，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数智化表达深度融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正向活力。
与此同时，在数智技术已然深度融入文化创作和传播，成为赓续中华文脉、传递时代声音重要载体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引领数智文化发展的领导权，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驾驭技术革命，着眼于“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核心目标，推动数智文化发展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因此，发挥党的文化领导权对数智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既要从把握文化价值内核入手，更要主动引导技术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关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实践性与数智技术创新相结合，让技术创新始终扎根于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与文化惠民的沃土，真正发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科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介体作用，而非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这既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应有之义，更是守正创新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然要求。
（二）主导数智时代文明建构
在社会日益被数智技术所建构的当下，数智文明无疑昭示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在引领数智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承担着主导数智文明建构的重要责任。
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曾出现过许多文明形态并创造出极其绚烂的文明成果，然而在数千年的交流与冲突中，有些文明历经动荡走向衰亡，有些则沦为了他者的附庸。“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主导数智文明建构的领导权首先意味着在世界文明的演进中保持中华文明的独立与连续，带领中国人民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智文明新天地。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等理念，反映的正是对于中华文明独立和延续的永恒诉求，而这必须在数智时代加以贯彻。
从世界范围看，文明间具有鲜明的样态差异。不同文明体系基于自身的历史脉络、价值基因与发展逻辑，对文明的核心内涵、发展路径也会形成独特认知，这种认知差异既塑造了文明的鲜明特质，也划定了彼此的精神分野。因此，主导数智文明建构还意味着一种意义解释权。它并非简单的概念界定，而是指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了中国的数智文明方向，并以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价值逻辑塑造数智文明的意义体系，让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认知与理念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互联网+”“新基建”“数字中国”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不仅成为推动数智化发展的实践纲领，更标志着其正以主动的姿态定义数智时代的核心概念、重塑数智文明的价值标准，让数智文明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技术动能与精神力量。
在全球化视野下，主导数智文明建构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引领人类数智文明发展的方向。欧洲在近代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的历程，自此西方模式就被宣称为所谓人类文明发展的模板，然而，这种自诩先进的文明观却导致当代西方社会数据垄断、算法歧视、数字人权等问题屡屡上演，日益显现其异化本质。时至今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已站在通向未来的十字路口，“以什么样的文明观对待不同文明，事关人类社会进步，事关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与西方霸权主义文明观不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意义，充分尊重世界各国的发展利益，坚持文明间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并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数智时代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处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把握网络舆论导向
思想舆论关乎意识形态，舆论导向在任何时代都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数智时代是人的思想极大解放的时代，但也为不良舆论的传播提供了便捷条件，随着社会数智化的进程不断深化，数智空间已经成为多元思想激烈碰撞的主战场，能否守住网络舆论阵地，使主流思想舆论占据民心之所向，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能力的检验，更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这些重要论断为数智时代中国共产党把握网络舆论导向指明了战略方向。
其一，管控网络舆论动向。数智空间是当前舆论战的主阵地，各类数智文化产品与衍生内容充斥其中，既因创作门槛降低、表达形态鲜活而广受欢迎，也因其受众圈层化、传播去中心化的属性，与主流思想舆论存在天然的认知距离，在这些因素交织下，数智空间逐渐成为各种离经叛道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对立话题滋生的土壤，亟须中国共产党以文化领导权强力介入、科学引导。为此，党必须以权力的强制力把控好网络舆论的导向，既以坚定的领导权筑牢舆论防线，及时纠偏错误言论、遏制不良思潮扩散，又依托大数据、算法治理等技术手段提升舆论感知能力，精准把握人民群众思想动态。通过这种刚柔并济的管控方式，牢牢把准网络舆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凝聚起奋进新时代的强大思想合力。
其二，让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入心入脑。在数智时代的信息传播中，许多错误价值观往往披着“民生关切”“历史反思”的外衣，将歪理邪说、谣言诡计隐匿在看似客观中立的表述中，稍不留意便会引人误入歧途。数智化虽然拓宽了大众的表达渠道，但也使恶意操纵舆论的行为变得更为便捷和隐蔽。外部敌对势力深谙数智时代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利用社交媒体的群体效应特征，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发布具有偏见和敌对性的信息，煽动仇恨、冲突和对立，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分裂”。对此，中国共产党在引导网络舆论时主动亮剑，通过“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对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AI技术滥用、恶意挑动负面情绪等问题进行严厉整治，并有针对性地对各类非主流思想舆论进行批判和解析，以此向社会大众澄清事实，推动主流思想舆论牢牢占据价值高地。
（四）整合数智资源配置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与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在数智浪潮推动下，文化发展百花齐放，我国的数智文化资源日益充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数智文化资源这块“蛋糕”的合理切分与公平配置，正是数智时代践行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一环，直接关系到数智化进程能否真正落地为普惠红利，关系到个体的文化需求能否被切实回应、有效满足。
在文化事业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指向了文化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当前，我国城乡、区域间数智化进程仍存在较大差距，在数智基础设施的完备性、数智生活技能的通识性、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等方面，不同地区参差不齐，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优质数智文化内容难以实现普惠共享。对于党领导的文化建设而言，既要保障每个个体参与数智文化实践的可行性，又要切实守护数据获取与使用的公平性。因此，发挥党整合数智资源配置的领导权，就是要推动更多的数智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尽可能地弥合发展差距带来的数智鸿沟，让数智技术真正成为缩小文化差距、促进文化公平的重要载体。
在文化产业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指向了实现产业发展的普惠性。在数智时代，数据、算法、算力等新型资源要素的垄断性集聚，加剧了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文化发展模式的实质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源掠夺与价值输出，在本质上文化资源作为获利的工具和霸权的手段被少数资本寡头垄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将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致力于使文化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数智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遵循。可以说，唯有将党的领导贯穿于数智文化资源配置全过程，才能打破资本对数据、算法等核心要素的垄断壁垒，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从“资本本位”向“人民本位”的范式转换。这既是数智技术赋能文化惠民的必然要求，更是让文化回归滋养心灵、凝聚共识的本质，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时代使命。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不断推动建立健全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将“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确立为发展任务，《建议》进一步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的发展要求，党致力于领导人民实现全面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二、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必然选择
数智化变革了文化发展环境，使文化领域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彰显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价值。就文化发展稳定而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乎数智时代文化领域矛盾风险的有效化解；就文化传承创新而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在文化碰撞日益激烈的时代坚守住中华文化主体性；就文化价值取向而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确保数智文化向上向善。
（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化解数智时代文化发展矛盾的根本之策
及时化解矛盾风险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进步的重要一环。随着社会数智化程度加深，在文化生成、价值取向、主体培育等层面呈现出的矛盾与张力，不仅使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也拖累着数智时代文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合理应对文化发展矛盾成为推动数智时代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作为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防范和化解矛盾风险是其治国理政实践的鲜明优势。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围绕如何“防范和化解矛盾风险”这一时代命题深研笃行，在破解矛盾中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由此可见，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防范和化解各类矛盾风险的根本之策。从矛盾的普遍性来看，数智时代的文化发展矛盾虽具有特殊的生成逻辑、内部结构和表现形式，但本质上仍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文化层面的投射。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要矛盾在数智时代的具体呈现，决定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从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入手，才能精准解码数智时代文化发展的深层逻辑与矛盾本质。
从矛盾的特殊性来看，数智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使得文化发展的矛盾风险呈现蝴蝶效应，个别网络文化现象极易通过算法被放大为群体性的文化狂欢或价值冲突。换言之，数智时代领域的矛盾风险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的扩散危机，矛盾风险从文化领域向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传导路径被数智化缩短，任何一个“点”的矛盾经过数智空间的扩散都有可能引发“面”的危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来把握数智时代的文化发展矛盾。只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最大限度获得纵观全局的视野和协调各方的能力，使矛盾风险得到妥善解决。
（二）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数智时代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必然选择
文化主体性代表了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中的“自我”，通常展现在其独特的价值理念、精神特质、表现形式以及内容构成之中。作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独特标识，文化主体性赋予了一种文化独立于其他文化的显著特征，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换言之，文化只有拥有主体性，坚定自身的发展立场和演进形态，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广泛的凝聚力。
进入数智时代，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推荐相结合的信息传递模式，使一些西方国家依靠其领先的技术优势加大自身文化的传播力度。可以说，在信息传播日益快捷、思想碰撞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坚守文化主体性已经成为每个致力于独立自主探索自身文明道路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使命。回望历史，中国也曾有过“文明蒙尘”的晦暗时刻。近代以来，惨痛的民族危机曾一度令国民对中华文化产生怀疑，迫使大批知识分子将效法西方当作救亡图存之策，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 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华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盲目轻信外来“良药”，“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艰辛守护和不懈探索中赓续中华文脉，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维护文化主体性、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领导力量。
信息技术变革时代，也是文化传播和文化治理变革的时代。数智领域的创新突破带来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场域的虚拟化、文化创作形式的数智化和信息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也引发了关于文化“自我”的迷失。文化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思潮借机甚嚣尘上，不断散播歪理邪说，消解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对文化创作造成了不良引导。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敏锐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提出了“守正创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重要论断，不仅正确处理了“自我与非我”“本来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更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事实证明，面对数智化对文化发展的冲击与考验，只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开辟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伟业。
（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引导数智文化向上向善的坚实保证
是否向上向善是评价文化积极与否的重要指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数智文化的发展方向深刻影响着技术伦理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进程。在文化产出日益丰富、文化输出日益迅捷、文化认同日益多元的数智时代，唯有引导数智文化向上向善，才能确保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创新始终服务于人类福祉，防止技术异化对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文明根基造成侵蚀。中华文化自古便有着向上向善的文化基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齐修治平、知常达变等优良品格流淌在中华文化血脉中一直传承至今，深刻塑造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气神，是中国人民奋勇争先、艰苦奋斗实现一个又一个历史伟业的精神支柱。然而，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数智技术打破了文化传播的时空壁垒，算法推荐、虚拟社交等新型传播模式重构了文化接受的路径，使得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更具隐蔽性与扩散性，一些低俗的文化内容和错误的文化观念通过数智技术快速传播，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风气日渐起势，使中华民族向上向善的文化基因面临被遮蔽甚至消解的风险。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者，推动文化基因的延续传承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文件，将“弘扬正能量”“坚守人民立场”等原则转化为具体的文化治理规范，为数智文化产业发展划定价值边界；依托“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建立算法备案、内容审核等制度，有效遏制低俗、虚假信息的传播，净化数智文化生态。新时代的文化治理实践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已成为引导数智文化向上向善的坚实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新时代，向上向善的文化基因已深深植根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引领文化向上向善的领导核心。
三、引导数智文化向上向善的坚实保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着眼于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在系统总结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把握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理论创新。在数智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键是聚焦数智时代文化领域的新生态、新情况、新问题，从文化领导权的主体建设、客体把握、介体治理三个层面入手，实现党的文化领导工作的系统升级。
（一）聚焦主体建设，推动党的文化领导理论创新与实践拓展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把握数智时代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关键。《建议》强调：“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这一规划导向深刻反映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文化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状况、新问题，对党的文化领导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理论创新是适应数智时代文化生态变革、有效化解文化发展矛盾的先行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在数智技术重构文化生态的背景下，党的理论创新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回应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辩证关系。在经历数智技术赋能之后，文化生产从人力驱动转向人机协同，传播模式从单向输出升级为交互沉浸，使人民群众的文化体验得到了极大提升。然而，技术理性的过度扩张也导致文化价值导向模糊、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加剧等问题。这既要求肯定数智技术对文化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又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技术应用的规范与引领，在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动态平衡中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妥善处理好文化的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 数智时代文化领域的复杂性，要求党的治理理论必须突破传统学科边界，将技术哲学、媒介生态学等学科理论纳入创新范畴，构建跨学科的文化治理理论体系，增强文化治理话语的解释力与引领力，推动党的领导话语的数智化转型。
理论最终指向实践，因此要在实践中认识和把握数智时代的文化建设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除了在思想层面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和观念传统，还需要将理论诉诸真正的领导实践，在引领数智时代文化向上向善的过程中、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进程中，全面把握数智时代的文化建设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数智化造就了迄今为止最复杂多变的文化生态，使以往文化领导方式遭遇一定程度的掣肘，但只要把握住数智时代文化建设的规律，党的文化领导权依然能发挥最大功效。
（二）着眼客体把握，夯实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民众基础
在数智技术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凝聚人民群众、引领人民群众，如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供正确价值导向与实践指引，这是数智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数智时代建构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定人民立场，夯实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民众基础。数智时代的文化发展矛盾，折射出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与优质文化供给不足之间的失衡。这种失衡不仅体现在数量层面，而且反映在文化产品的价值导向、技术适配性与个性化需求满足度等方面。例如，部分农村地区虽搭建起了数智化的文化服务设施，但适配当地文化特色的数字资源匮乏、居民获取资源的能力低下；年轻群体对互动性、沉浸式文化体验的需求，与现有数智文化产品形式单一的矛盾突出。因此，在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进程中，聚焦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创新创造中的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数智技术普及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必须在确保文化产品向上向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充分激发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活力和热情。通过搭建“全民创作”数智平台，鼓励、支持和引导人民群众运用短视频软件、直播平台、虚拟创作工具等媒介，将生活实践与文化创意相结合，形成自下而上的文化创新生态。同时，建立专业指导与激励机制，组织文艺工作者、技术专家深入基层开展培训，对优秀人民群众创作成果给予政策扶持与传播推广，实现群众创、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良性循环，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数智时代文化创新创造的主角。
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需加强“文化新基建”，推动5G网络、云服务器、数智文化馆等基础设施向乡村、偏远地区延伸，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人民群众数智文化生活的获得性和幸福感，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要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生活提供法规和制度保障。在数智化浪潮下，资本通过技术赋权实现了对文化生产与消费链条的深度渗透，将剥削逻辑隐蔽于算法推荐、数据垄断、注意力经济等新型机制之中。构建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法规制度保障体系，本质上是对资本无序扩张的必要规制，是维护文化领域生产关系公平性的必然要求。通过法律强制力与政策引导力，重构数智文化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人民群众参与文化生活的后顾之忧。
（三）强化介体治理，破除数智时代文化发展的技术迷雾
数智时代本质上是数智技术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数智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文化生产深度交织，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形态。数智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必然建立在对数智技术的有效治理之上。
首先，强化数据与算法治理，避免平台滥用技术权力。数据与算法构成了数智技术的核心架构，二者结合使得文化资源分配被数智平台深度形塑。数智时代的信息分发机制实际上是由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推荐构成的分发网络所主导，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借助算法实现用户需求与内容推送的精准匹配。然而，在资本逻辑的影响下，内容的推送受制于平台的内容推荐权重和流量倾斜机制，即数智平台可通过设置算法自行决定文化产品的曝光度与传播范围。因此，强化数据与算法治理，本质上是对技术权力的再分配与用户文化权利的重新赋权。这不仅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据权属、规范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建立算法备案与审核制度，更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制度优势，通过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培育第三方技术监督力量等方式，打破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状态。
其次，正确引导技术逻辑，发挥技术的正向作用。技术逻辑以自动化、标准化、流程化的方式追求效率提升，与文化发展所依赖的创造性、独特性和人文性形成内在张力。文化创新本质上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依赖于思维碰撞、创意迸发、多元视角交融以及个体感知与知识体系的综合运用，而数智化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创造异化为遵循固定算法和模板的技术性制作过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掌握和运用技术的主体及其价值导向。这表明，通过正确引导技术逻辑，能够充分释放数智技术对文化发展的正向动能。为此，要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治理理念融入数智技术运行规则，为数智技术运行设置法律和伦理边界，明确技术应用的文化价值导向。
最后，合理利用数智技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方式创新。在数智化大潮之下，“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能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关键要看能不能占领网上阵地，能不能赢得网上主导权”。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需要将数智空间作为实践场域，积极利用数智媒介宣传党的文化领导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论、思想、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数智技术的研究与建设，“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增强数智时代的文化软实力提供雄厚的实体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积极利用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和AR、VR等技术创新文化展演形式，强化主流思想舆论的数智化传播矩阵，同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强化对网络阵地的监督和管理。
